用学历评判“人才”已经落后，开放才是城市争夺人才的利器

很多城市开始特别重视人才的重要性，它们推出的很多做法值得赞赏，毕竟实际上降低了落户门槛。但是用学历来作为“人才”的判断标准，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原因是是城市管理者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央的新型城镇化政策。

李铁/文

2017年，广州、南京、郑州、成都、杭州、武汉和合肥等多个城市都出台了人才新政；2018年3月份，北京市和上海市也分别出台引进人才管理办法、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一场激烈的的“人才争夺战”正在上演。

据不完全梳理，全国目前约有24个省市出台了人才政策，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二线城市居多。

落户基本成为了各地人才政策的标配，比如，陕西西安市承诺“全国在校大学生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即可在线落户”，2018年以来，西安落户人数已达40余万人，已超过去年全年的数据。

此外，生活补贴、购房优惠也是各地人才政策的重点。南京、南昌、郑州、沈阳等地均有针对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博士毕业生不同等级的生活补助，最高在每月1500元左右。南昌还提出，在工业园区企业工作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在南昌首次购买商品住房的，分别给予10万元、6万元购房补贴。针对高端人才，城市政府更舍得投入，石家庄、天津、珠海等地，针对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以及同等层次产业顶尖人才，给出百万级的资助、补贴。

热闹的背后，一些深层次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众多城市纷纷出台引才新政？各城市竞相争抢的人才真的就是“人才”吗？中央新型城镇化政策背景下，城市究竟如何做，才能恢复发展活力？

“争抢人才”背后的逻辑

积极引进人才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人力资源配置与城市活力向来关系密切，这是很多移民国家、移民城市之所以能快速发展的原因，中国也不例外。

如果对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进行排名，排名靠前的城市基本上外来人口都占有很大比重。比如说，深圳的常住非户籍人口是户籍人口的2倍多;北京常住外来人口794.3万，占常住总人口的36%;上海有外来常住人口972.68万，占常住总人口40%。这种人口结构不仅意味着人力空间配置的资源流动，而且意味着城市的开放和城市的活力。

中央新型城镇化政策是各地“争抢人才”的大背景。中央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地级以下城市要完全放开对外来务工人口的户籍限制。当然，同时也提出了“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等要求。从地方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中西部的一些大城市实际上已经放开落户限制了。为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要求，各地采取一些措施吸引人才，也是一种必然现象。

目前媒体渲染的所谓“抢人大战”，其实并没有那么突出。实际上，无论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还是各类二、三线城市，一直都有吸引人才的政策。只是，过去的人才政策有着比较高的落户门槛。十多年前我去苏州调研时，就了解到当地对“人才”有着很高的要求，比如要求是硕士生毕业，或者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者是高级技师，这些人才算是满足政策条件的“人才”，才可以享受落户政策。

现在各城市纷纷强调要“吸引人才”，而且再次明确了各自的人才落户条件。除了与中央城镇化政策的要求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又与当前很多城市发展中面临的房地产市场困境密切相关。在这一轮“人才争夺战”中，许多城市之所以规定只要有大学学历，就可以无门槛落户，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能刺激当地需求，比如说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尤其是楼市需求。

有些城市利用“安居房”“公租房”“公积金贷款优惠”等来吸引人才。如果把宣布人才政策的这些城市挑出来，分析一下他们的房地产库存情况，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积压现象。可见，相关的人才政策有一定的利益动机。

人才储备是城市发展产生源源不断活力的重要条件。我们看到了一些新兴的二线城市，特别是300万到500万人口的城市，颁布了吸引人才的政策，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些城市一定希望通过这些人才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才到本地就业、创业，甚至希望吸引这些人才能购买住房。城市希望以此举来恢复活力，希望为未来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总之，二三线城市纷纷提出吸引人才的政策，原因多种多样。虽然和过去的人才落户政策相比，条件有一定地放宽，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对外来人口落户的限制。

“人才”判断标准存在误区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能够被认定是“人才”，是值得商榷的。很多人关注“人才争夺战”，认为“人才”就是有一定学历水平和知识水平的人，我觉得可能有些偏颇。

什么是真正的“人才”？我认为，那些长期流动在外的就业人口，没有沉淀在家乡农村，没有固守在农地上，而是去外面的城市闯荡，学习技能、不断精进，他们都属于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

这些精英型人才中，既有务工的，也有自主创业的；既有搞技术研发的，也有从事家政服务的；既有从事传统产业的，也有从事新兴产业的等等。这些人在各行各业奋斗，不一定有高学历，也不一定博览群书，但是他们在行业里技术熟稔，是真正的行业精英。

但现在各城市恰恰是仍把“人才”的判断标准设置为所谓的“高学历”，即使有的城市把学历要求从原来的博士放宽到硕士，或是本科，但仍然是设置了学历门槛。北京还曾经把年龄作为应届毕业生落户的重要限制性条件，比如要求应届本科毕业生要在24岁以下，硕士生不得超过27岁，博士生不得超过35岁等。我认为这是不值得提倡的落后人才观。

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人才”的界定，主要是以行业是否存在就业短缺来判断。比如说香港，对于就业短缺的行业，只要务工者能稳定工作7年，就可以办理长期居住证。因为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经过不断的磨砺，他们的服务能力和水平自然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可以学到更多的本事、掌握更加熟练的技术、处理工作问题更加自信。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达到了“人才”的标准。

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对于“城市服务业的水准不高，品牌服务的品种越来越少”等都有着切身体会。比如，家政服务质量很难提升。为什么？因为家政服务人员没有在城市长期生活和工作的预期，短的干上两三年，长的四五年，即便少数人熬到了十年，最终还是要回农村老家。熟练的家政人员，不可能是几个月或一两年就锻炼出来的。最近新闻爆出了很多幼儿园的问题，深入地想想，工资水平不高，平均两三千块，人员流动性很大，幼儿教育的水平会大幅度整体性提高吗？可是恰恰这些都是城市最短缺的服务。

还应该注意到，有一些中小投资者并不具备高学历，但是有一定的投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自主创业来经营小店铺、小门脸等服务业。如果一个小饭馆经营者创造了一个品牌性的小吃，那对城市也是一个特别大的贡献。一些新的服务模式，新的经济业态，不一定非要有学历，不一定非要符合国家颁布的技能标准。

不得不说，我们的城市用学历来作为“人才”的判断标准，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

开放的城市才更具活力

开放的城市能提高就业水平，拥有很多年轻的创业者，他们为城市提供了新鲜血液，也成为城市活力的源泉。

现在，很多城市把人才看作未来发展的前置性条件，是必要的。但还需要客观地分析，城市怎样才能有开放性的思维，吸引更多的人来城市发展，从事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服务。

实际上在这次“人才争夺战”中，很多城市只盯着所谓的高端人口，却忽视了城市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的多元化现实。现实中多元化的人才结构，与这些城市制定的人才政策实际上是相背离的。之所以很多城市会出台这样的人才政策，是因为他们还停留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上，以及传统的城市发展路径上。

我们应该提倡的是，城市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对待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生活的人口，为他们提供与城市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这些人，从外地来到城市打拼、从事各类产业，已经在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们才是真正需要解决落户问题的人，这不是仅仅在二线城市，包括一线城市也应该如此。

一些城市官员的内心可能会有所纠结，如果人不来，城市就没有活力，如果人来了，可能买房的人会多，可人一多，那么未来会形成高昂的公共服务成本。

中国人口规模这么大，实际上真正优秀的人才并不定是具有高学历的大学毕业生。要激发城市活力，提高城市服务水平，开放性的人口政策是必须的。拥在开放的人口政策后，特大城市可以在辖区空间内发挥中小城市的作用，缓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将来可以更加开放地制订吸引人才的政策。

但不管怎么说，很多城市开始特别重视人才的重要性，它们推出的很多做法也值得赞赏的，毕竟实际上降低了落户门槛。只要降低了门槛，就可以吸引人口进入，增加城市活力，有活力的城市才有未来。

只是“争抢人才”还不够

当前，户口是获得稳定公共服务的基础条件，而未来的流动性就业是长期趋势。我们必定要适应这种长期趋势，找到解决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方法，城市管理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也需要相应作出改进。

现实中，有很多人原来可能想留在北上广，可是难以落户，但是一些二线城市提出了吸引人才的政策，那么他们可以在这些城市先解决户口。特别是对一些本省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即便去不了北上广深，还可以去二线城市获得长期的、稳定的公共服务，甚至还可以获得一个较好的就业机会。相对于过去的政策来讲，这是一个利好，但是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那些出台人才政策的城市，需要提供创新的产业发展空间，较低的就业成本，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这样聚集起来的人力资源才会形成发展动力，带动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长期以来，城市在制定人才政策的时候，过于强调城市公共服务福利，过于强调城市的视觉效果，强调公共财政政策的利益再分配，强调外来人口落户会对城市户籍人口产生的冲击。所以，各地在争抢人才的过程中，人才政策到底会怎么演变，还有待继续观察。

目前为止，就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而言，取得一定进展的城市并不太多。我们认同的最大的改革在于城市是不是实行了开放性思维，不仅有产业的开放性思维，而且有人口的开放性思维。这种改革还需要时间。我觉得可能相对做得好一点的是深圳和广东等一些珠三角城市，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办法真正地清理人口，一旦把人口清理走了，那么产业一定会出现空心化。

北京、上海常住人口自1978年以来出现首次下降，这是采取行政控制手段出现的短期效果。我认为，长期来看，人口趋势一定会出现反弹的，因为城市的需求是开放的。

比如说，路边的小商贩被撵走后还会回来，因为在这儿能挣到钱。国际上也一样，欧洲的难民和美国的非法移民，都是怎么撵都撵不走的。为什么？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一旦他再回来的话，还会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短期的人口控制政策一定会在长期出现人口的反弹。

目前一些城市实施的人口控制政策，实际上会走向预期的反面。当一座城市大量招揽所谓的具有较高技术能力、教育背景、知识水平的“中高端人才”的时候，往往忽略一个事实，就是这些“中高端人才”需要更完善的各种生活服务。这些服务会由谁来提供的？当然是那些从事相对简单的、相对低端的就业人口来提供。这意味着未来的人口控制政策自然而然地会推行不下去，市场会倒逼着人口政策的松动。

北京和上海的人口控制，造成了服务质量的下降，一定的成本上升。比如，之前快递业务、家政服务、其他的家庭消费，原来价格很低，但人口控制之后，服务人员走了一大批，服务价格也提高了很多。另外，如果这些服务人员的就业是长期稳定状态的话，那么他的服务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一定会大幅提升，如果他们永远是短期行为的话，今天在这个行当干几天，明天在那个行当干几天，那么我很难想像，他们的服务质量能够提升。因此，行政性的人口控制没有受益者。

“争抢人才”对城市格局有什么影响

一些二线城市对人才的争抢，肯定会对未来中国的城镇体系或者人力资源空间格局产生影响。如果这些城市都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可能会导致人力资源的空间再分配，自然也会对城市格局产生影响，但是这些都不可能在一两天、一两个月，甚至是一两年内看出成果。因此，我们看待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绝不能只看短期，而是要看长期的结果。

我们怎么能知道上海和北京未来就不会调整人口政策呢？北京辖区1.6万多平方公里，上海辖区6300多平方公里，那么北京和上海的主城区可以控制人口，而更大面积的辖区要不要控制人口？未来也有很多变数。城市制定的政策在某一段时间可能会发生作用，但是如果它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律，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不符合人口发展规律的话，这项政策不可能持续，一定会被市场倒逼着逐步调整。

一线城市的辖区实际上是都市圈或城市群，是大的城市群。按照城市发展规律，未来人口流动趋势会逐渐往哪里去？实际上是人口是向着大城市辖区及周边更大范围，也就是城市群地区和都市圈地区发展的。像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已经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集聚。未来人口向三大都市圈迁徙的总体趋势不会发生变化，但是会有局部的调整，比如说以武汉、郑州、成都、西安等新一线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未来也可能会带来大量的人口进入。

到二线城市落户的，相当大部分是回流性人口。以武汉为例，一种情况，我是从武汉出去的或者是从湖北其他地级市出去的，但是我去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根本落不了户，也难以买房，那我现在可以在武汉先落户买房，这个有可能；另一种情况，我就是从湖北省三四线城市或县城、小城镇出去的，如果去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同样是解决不了落户问题，可如果回到武汉这座二线城市，等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毕竟省会城市有很多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和优质教育资源，这是三四五线城市、县城和小城镇所不能比拟的。

哪儿有就业机会，发展机会，人们就往哪里流动。这个规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会发生作用。

劳动力流动既包括了行业内部的流动、行业之间的流动，也包括城市之间的流动。除了行业的选择外，空间也要进行选择。比如，学习新经济领域相关专业的人，一定要到深圳、北京、杭州去就业，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城市，新经济有着创新机会。如果他到一座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三四线城市，没有这种行业门类，去了也发挥不了作用。

因此，选择就业，得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地方，这样才可能有人跟你聊新经济，聊区块链，聊互联网。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编辑：朱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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