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万人逃港事件，促使设立深圳经济特区 | 《我们的四十年》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2018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州省深圳市考察。24日上午，习近平参观了“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习近平说：“我十八大以后第一站就是到的深圳，到的广州。十九大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还是要再到广东来，再到深圳来，我们就是在这里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改革开放不停步。”

（图/新华)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试验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它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对内地示范辐射的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什么在改革之初就设立经济特区？它经历了怎样的争议，发展中遭遇哪些挑战？深圳最终如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佳样板？

《财经》总编辑王波明特邀当年直接参与深圳特区建设的亲历者、深圳市原副市长张鸿义和张思平一起，回顾经济特区设立和发展的艰难历程。

(左起：张思平、王波明、张鸿义)

在当代中国改革史上，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堪称是一个奇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初见成效，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怎么改，从中央到地方依然还是在探索之中。就在此时，深圳再次发生了大规模“逃港事件”。上世纪40年代末，为躲避战乱，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然出现。1962年、1966年因饥荒和政治运动，又先后出现过两次。1979年春节前后，“逃港”高潮再次突如其来，史称“五月大逃亡”。

据张思平介绍，当时说逃港的人大概超过了十万，成功走出的大概有四万多。他认为，“大逃港”是深圳特区建立的导火线。因为这次逃港规模大，影响大，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曾数次在边界一线进行调研，因为当时广东省有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防止逃港、防止偷渡。经过和逃港者的交流，他得出结论 这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如果我们经济搞好了，这些跑出去的人还是可以回来的。堵不如疏，我们应该探讨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巩固边防。

(上世纪70年代，深圳严厉打击逃港的为首分子。图/何煌友 摄)

1979年4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与其跑到香港，不如引进外资，在深圳建立加工区。后来邓小平提出，就叫“特区”。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对外宣布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张鸿义说， 深圳原本只是毗邻香港的一个小渔村，当时中央没有钱，邓小平要求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来”。虽然没有钱，但有了特区的政策，深圳人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探索和实践。这个边陲上的小镇，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热闹了起来，蛤蟆镜、大墨镜、录音机等都通过这里流向全国。当时中国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并行的态势，因为深圳把价格放开，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流向这里，深圳的市场活了，企业也焕发了生机。

由于是双轨并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倒卖计划物资、倒卖批条的社会现象。当时各种工作组回到北京汇报，经常说深圳其实是在搞资本主义，甚至说深圳是“租界”。 在舆论的压力下，特区不得不政策收紧。那段时间，凡是从广东到其他省市的旅客都要搜身，防止走私。

1981年习仲勋调中央工作，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书记，他经常被叫到北京去汇报。据张思平回忆，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黄赌毒等问题，广东省压力很大。任仲夷既有担当精神，也有政治智慧。他提出，要“排污不排外” “开窗户、打苍蝇“，这样才把那一场危机顶过去。

(资料图：1980年，习仲勋在广东湛江农村视察时与青年交谈。)

(1982年5月13日，任仲夷在广东海丰县视察。)

1984年，邓小平来到了深圳。站在深圳当时最高的国际商业大厦22层天台上，邓小平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在深圳他主要看了三个地方，但是只看不说，然后前往珠海。他给珠海特区题了词，深圳也派人到广州，请他题词。邓小平挥笔写下了一段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的这次视察，不仅 结束了国内要不要办特区的争论，结束了对特区的不断批评，同时对推动全国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又提出大循环的国际发展战略，一下子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资料图：1984年1月，邓小平在广东省长梁灵光的陪同下视察深圳建设。)

(资料图：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深圳特区又开始了更为大胆的改革探索。

深圳率先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最早提出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营高科技企业。华为等一批民营高科技企业，都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可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到1988年左右就遇到瓶颈。1989年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姓社姓资的争论又一次压到深圳头上，导致深圳的改革停滞不前。人们都在思考下一步中国该往何处去。

(资料图:1992年1月9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皇岗口岸。)

1992年初，88岁的邓小平南下，先后赴上海、武昌、深圳、珠海视察，沿途发表了载入史册的南方讲话。张鸿义回忆说，《深圳特区报》推出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后，引起了全国和全世界的关注。邓小平的南方讲话肯定了深圳经验，深圳姓社不姓资，更重要的是他肯定了中国的改革方向，为十四大的方向、路线定下了基调。从此，不管是深圳，还是全国的改革和发展都进入了快车道。

(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局长刘佳胜敲响了新中国土地拍卖的第一槌，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 司总经理骆锦星(前举牌者)以525万元夺标。4个多月后，全国人大修宪，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图/新华)

(1988年，深圳免税商品供应公司。中国百姓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和使用外国商品。图/中新)

经过30多年的奋斗，深圳已经从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大城市。目前深圳拥有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亚洲最大陆路口岸，拥有7家世界500强企业，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多项奇迹。

深圳应改革而生，因创新而强。张思平认为，深圳经济特区之所以取得成功，根本要素在于深圳思想解放、敢闯敢。深圳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成功发展的道路，它既可以搞活经济，使人们富起来，也可以让城市发展起来，让国家富强起来。

（深圳城市一角，图/视觉中国）

（《我们的四十年》系列专题，由《财经》、和讯联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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