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飞正传到我不是药神，在虚无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

我听说世上有一种没有脚的鸟

它的一生都在不停地飞翔

它累不累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它一停下来就会死去

一只没有脚的鸟，一场短暂而虚无的人生，在《阿飞正传》中，导演王家卫将他独具特色的虚无主义与无根主义慢慢展现给世人。

在人类思想史上，存在主义思想者是承担了现代人类新的精神境遇的生命群落。他们意识到现代人类己经走到了再也无法依靠以往的生存信仰的时代，走到了必须重塑生存信仰，重新为自我生命寻找生活意义的重要时刻。

纵观人类思想发展史，19-20世纪的西方面临上帝日益远去，人类丧却生存信仰的生命困境。这时候，人类陷入了无意义的生存困境，为了让自我的生命活得有意义、有尊严，人就必须在已经倒塌的价值废墟上，重新塑造自我的“价值”与“意义”。在这条寻求探索的路径上，人就不得不面对以往依靠的信仰瓦解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陷入其中的人，有的呈现出无意识的蒙昧状态，对自身陷入“虚无”而毫无知觉，此时的人并没有觉察到昔日的信仰依然倒塌，也可以说，他们依然活在那个曾经的信仰里面。也有的人，发现了自己的生存虚无，但又不知道如何是好。在这种时候，人一方面努力超越“虚无”，让生命升华至意义的创造之境;但另一方面深感自己无力超越“虚无”之境。因此，他们会选择一条无视、忘却“虚无”的逃路，过着一种无意义、无目标的生活。

生存论的虚无主义认为，人类的生存是无目的、无意义和无价值的，或者说从根本上看，人既没有生活下去的充足理由，也没有不生活下去的充足理由。

这种虚无主义的典型思想是加缪的荒诞论。在加缪看来，我们面对的宇宙或世界是浓密的、陌生的、无理性的、具有原始恶意的，它对我们安居其中并将其还原为可理解的统一性和明澈性的愿望全无回应。对这个异己的世界，我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它的能力。荒诞的是，一方面我们渴望理解世界和感到在世界中是在家的；另一方面这个世界的密度与陌生又使我们的努力徒劳无功。

加缪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像在电话亭里打电话，打电话者自以为是地在那里做着各种有意义的动作，而从外面看那些动作是多么荒诞与莫名其妙，生活的真相就是我们从外面看到的景象。

旭仔似乎是看透了人生的徒劳无功与生活的荒诞不经，游戏着这场电话亭里的表演，衍生出更加空洞、玩世不恭的虚无，折射出一个年代人们疲惫的灵魂，留给观众极大的自我审视空间。

福柯一再强调，我们思想的任务是反思自己的历史性现在：什么样的历史构成了我们的现在与现在我们?我们的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历史之中?如何走出我们的历史性现在而成为另一个自己?换句话说，我们自己的历史性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如果不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将迷失于晦暗不明的现在。

虚无主义正是在诸多有关我们自己的历史性现在的反思中诞生的。尼采首次以虚无主义来命名我们处身其中的历史性现在，明确宣称“我要讲的是下两个世纪的历史，我描述正在到来者，即虚无主义的到来，不可能是别的什么的到来。甚至这一历史现在就可以讲述了，因为必然性本身已在此起作用了，这一未来在现在就已显示在无数的预兆中。这一命运在四处发布着它来临的消息，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未来的音乐。”

尼采的话并不好理解，大致表达了一种否定的精神态度，对现在的意义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影片的最后，旭仔临去世之前用一声叹息定义了自己的历史性现在——“那只鸟，其实从一开始就死了。”，也将自己的历史性现在定义为一片虚无，对生命的价值进行否定。他在生活中所做的努力原来都是虚无的事情，他不是寻找不到自己的生母，而是生母一开始就不愿意抚养他，他不是寻找不到自己爱的人，而是从一开始就缺乏爱人的能力。是这样的过去构建了现在的旭仔，但即使旭仔已经明白了自己如何成为自己，却再也没有机会成为另一个自己，而是沿着过去的轨迹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你想做救世主？”

“我不想做什么救世主，我想赚钱。”

“被告，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他们根本吃不起正版药，他们就等着我把药带回去救他们的命。”

“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

“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吧。”

当90年代的阿飞带着迷惘的虚无主义离我们远去，21世纪的理想主义向我们珊珊走来。

像《我不是药神》中程勇这样的理想主义殉道者，正在尝试用一己之力推动改变这个世界的改变。

在小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个体的理想主义。理想回归于每个真实的生命个体。呈现出一种与上世纪不同的社会思潮。这样的新思潮重新赋予了生活正面的意义，使人们重新相信美好的信念。

但即便如此，这些美好的愿景也很有可能不能实现。一些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也可能会因为理想幻灭而陷入“虚无”，成为在“虚无”中沉沦、挣扎、反抗的虚无主义者。

我们都在虚无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迷惘过，有时候想要佛系地对待生活，有时候又想要追寻诗与远方。

柏拉图曾致力于在《理想国》中描绘出一个理想的城邦，那只无脚的鸟，如果给自己创造出一个值得停歇的理想国，虚无主义是否能被真实而非堂皇的理想主义所消解？

人生之所以具有意义，或许是在理想的城邦里还有自己想要守住的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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