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园》到《人类》：“我始终相信我们还有出路”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葛怡婷
2007年1月16日，一名以色列边防警察枪杀了我十岁的女儿，阿比尔。那是早上九点半，一颗橡胶子弹击中了她的后脑。阿比尔不是战士，她只是一个孩子。我想打破这种暴力、血腥和复仇的恶性循环。许多人告诉我，你没有权利以女儿的名义原谅这一切，但我的回答是，我也没有权利以她的名义复仇。我希望她能对此满意，希望她能安息。”
独白来自于纪录片《人类》，讲述者是一位平凡的巴勒斯坦中年男人，他坐在纯黑色的布景前，身份被隐去，光线柔和，他的目光直视镜头，语调平静。
“人类”是一个过于宏大而复杂的命题，该如何用电影呈现?法国导演杨·阿尔蒂斯·贝特朗(Yann Arthus-Bertrand)用三年时间走访全球65个国家，超过2000位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在他的镜头前诉说自己的故事。从乌克兰武装分子到中东难民，从马里农民到中国工厂女孩、从卢旺达大屠杀幸存者到美国死囚，这些故事最终集结成一部133分钟的纪录片《人类》。受访者中有些很普通，有些则经历过我们难以想象的苦难。
《人类》关注了恐怖主义、性别歧视、政治暴力、难民迁徙等社会问题，也追问爱、快乐、痛苦、幸福、生命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杨在影片中模糊掉每个人的身份、国籍、来历，只提供他们在这个星球上的遭遇，观众只能从他们的讲述中猜测一些背景信息。导演希望传达的是，我们都是“人类”的一部分，都是相似的个体。
去年9月，《人类》先后在威尼斯电影节和联合国大会上放映。今年3月，它赢得了欧洲纪录片电影节最高奖项，评委会认为，《人类》让观者看到了自身的渺小和伟大，明白了爱与恨的缘由。6月，《人类》首次来到中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在上海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杨说，希望通过这些真诚的故事，展现人性的阴暗面和灵魂中最纯净的部分，让所有观众反思“何为人类”，探索“人之为人”在今天的意义。
自然之美，人的贪婪
相对于杨 Arthus-Bertrand这个名字，更为人熟知的是他的摄影作品。在拍摄《人类》之前，杨的身份是航空风景摄影师。1995年，他创办了航空杂志《鸟瞰地球》，此后十年，他乘坐直升机飞行数百万公里，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拍摄了30多万张照片，杂志同名摄影巨著《鸟瞰地球》从“上帝视角”记载了这个行星存在的奇迹，这些照片色彩鲜亮，景象壮丽，被翻译成25种语言在全球出版，畅销至今。
《鸟瞰地球》封面令人都会讶异于自然的鬼斧神工，那是南太平洋上法属岛屿的一片海滩红树林，中间洼地因盐分太高，植物无法生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心形图案，成为许多人心中地球之美的象征。
航拍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杨的人生，他一直在拍摄，并试图为之寻找意义：“我是一个摄影师，捕捉美丽是我的工作，我热爱这份工作。但是生命的意义不止于此，我不想只呈现纯粹的景色，我也希望看到我作品的人，能感受美，也能感受到其他的东西。”
二十年来，杨看到了这个星球最壮美的景象，也看到了人类对地球产生的巨大影响：“人类正破坏这个星球，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但没有人认真对待。”
《鸟瞰地球》之后，杨拍摄了纪录片《家园》。这是他经过15年筹备，历访50多个国家拍摄而成。他诗意化的镜头阐释20世纪以来，人类是如何一步步打破完美的生态平衡的。“生命是宇宙的奇迹，出现于约四十亿年前，而我们人类只有二十万年历史，但是却破坏了地球生命赖以生存的平衡，请细听这个不寻常的故事，然后决定你应该做什么。”
《家园》沉重的独白仿佛地球的控诉。每一秒钟的定格都令人震颤，记录了自然之美，也呈现了人类的邪恶和贪婪。
2009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家园》在全球免费公映，至今已有2亿人看过这部电影。杨仍然觉得不满足，一些问题让他困惑，却无从解答。“多年来，我们讨论气候变化，关注难民问题，但一切变得更糟。我们不断寻求增长，但方向是错的。我们过度捕鱼和猎杀，文明建立在消费主义之上。我的祖国法国，被人们赋予民主、自由的期望，我们有非营利组织，有无国界医生，但我们依然向全世界兜售武器，这很荒谬。”
这一次，杨想从人类自身去寻找答案，而不是冰冷的数据和分析。
在纪录片《人类》的缘起中，他这样解释：“我们得去倾听人们内心的声音，我们必须对话。身处信息时代，人与人之间却知之甚少，这样下去，怎能指望使世界变得更好?我想让那些默默无闻的人诉说自己，听他们从容地谈谈梦想和忧虑。”
内心的声音
《人类》延续了杨最擅长的，标志性的空中俯拍镜头，自然与人文风景并不是影片的主要部分，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个人对着镜头讲故事，一台机器机位永远保持不变，不作任何修饰，摈弃所有炫技成分。远景镜头和大特写相互穿插，形成了奇妙的视觉体验。
远景中的画面来自世界各地，它记录了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中国四川“大英死海”风景区，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泳圈挤在水中享受夏日清凉;德国最大的球场——威斯特法伦球场，球迷为球队助威呐喊，声势浩大;中东沙漠无边无际，农民骑着骆驼深深浅浅、缓缓前行。它也展现了大自然的雄浑壮阔：玻利维亚盐地里水流冲刷形成了红色的“生命之树”、马达加斯加的农田在阳光下比任何一件华服都要斑斓，法国苍茫大海中的一座孤独的灯塔和风暴战斗，被巨浪侵袭、淹没又不断冲破水面。
作曲家Armand Amar为每一组远景都配上了贴切的原声，运用多种音乐风格以对应不同的民族文化。影片中，戴着面纱的穆斯林女人怀抱着婴儿在黄昏中荡着秋千，偶然一个回眸望向天空深处，背景乐恰好是童声天使般的吟唱，那是美好而自由的瞬间。
杨说：“我不想只讨论人类，而忽视自然，或者只表现自然，不关注人类。远景镜头是自然在倾诉，特写是人在对话，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随着杨的镜头从远方眺望这个世界，一切如同梦幻般令人着迷，不同族群的人们劳作、休憩，周而复始。相对于这些田园牧歌式的温暖场景，个人的命运就不那么甜美了，甚至是残酷的。在朴素的特写镜头中，羞怯的脸、忏悔的脸、困惑的脸、渴望的脸堆叠、交织，人们细微的表情变化无处遮掩，一些人刻意按捺悲伤却止不住流下眼泪。
人类究竟是更安全了，还是更危险?更多互助，还是更多冲突?是走向幸福，还是陷入深渊?在上世纪，罗素得出的结论很悲观：“人类的消亡将比料想的快。”在纪录片《人类》中，人们表达各自的看法。
关于战争，有人深恶痛绝：“过去日子很平静，我们只死于疾病和天灾。武器罪大恶极，它带走了这个国家年轻的一代，还有和平。”
有人是其中的一分子：“当我拿起武器，从一名教师变成了武装人员。别无选择。我不喜欢自己的手沾满鲜血，也不想杀人，没人喜欢杀人。”
有人因此流离失所：“你怎么能把我送回巴基斯坦呢?我在那儿失去了我的家庭。在迪拜、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希腊我都是难民。我不想从你那里要任何东西，但请让我活下去。”
关于性倾向，有人决定为自己而活：“作为一个女同志，是我内心的命中注定。我曾希望得到长辈的认可，甚至让一个朋友假装男朋友，他让我感染了艾滋病。我现在终于知道，我根本不需要取悦任何人。”
↑《人类》海报
在炽烈的情绪和冷静客观间，杨努力寻找平衡 ：“每个人都应该有发声的权利，每个人的故事都独一无二，我希望尽可能展现更多。”杨有意识地把可能对立的个体放在一起，希望彼此达成理解。但人们心存怀疑，不少观众认为《人类》太过柔和，受访者过于温驯，不足以代表“人类”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
现实社会中，宗教、民族、文化、人与环境的冲突恶性循环，源自仇恨的悲剧不断上演。拍完《人类》，杨把一切交还给“爱”。他没有找到更多的答案，但他依然相信某种可能，关于忍耐、包容和共存：“我依然相信，并且愿意去不断尝试。”
“爱是《人类》的关键词，当你去看这部电影，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很美。我把死囚作为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因为我不认为那是沉重的，爱让他获得了救赎。”
那是《人类》开头一名美国死囚的独白：“我是一个谋杀犯，我杀了一对母女，而她，那个被我谋杀的小孩的外婆，给我上了完美的一课。我以为她会恨我，但是没有。她给了我关爱。她也告诉了我，什么是爱。”
唤醒共同意识
杨欣赏乌拉圭前总统穆希卡的观点，这位饱受争议的乌拉圭“最穷总统”也是《人类》的受访者之一，他说：“我们创造了很多不必要的需求。你不得不一直买东西，然后又丢弃，这就是我们挥霍的人生。我们支付的不是钱，是生活中不得不去赚钱的时间，区别就是我们买不来生命。生命只会流逝，糟糕的是浪费你的生命，失去你的自由。”
杨是环保主义者，也是素食主义者。他在 2005 年建立了美好地球基金会，致力于推广可持续发展。现年70岁的杨说，行动让人更快乐。“每个人在地球上都有自己的使命，我是一个积极分子，我想通过电影改变世界。”他透露，下一部电影计划是关于女性。
“在这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女性的存在一直被忽视，在一些地区，女性没有权力，在痛苦中沉沦。而在非洲卢旺达，大量女性出现在政治系统中，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和平与文明。女性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我想让她们发出声音。”
漠视灾难的人类以为苦难永远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邪恶的成功需要的只是善良的人们沉默不语和无所事事。16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唐恩不会料到他的布道词会在今日风靡：
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居/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敲响。
杨希望通过影像唤醒人类的共同意识，一起承担这个世界的苦难。“你不能舒适地生活在这个星球，却对自己说，这不是我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呼吁：“现在悲观已经太晚，但我始终相信我们还有出路。我们不能轻言放弃，重要的不是消失了什么，而是我们现在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