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科学已经告别了纯真年代，我们可能成为科学巨兽的奴隶而不自知
文章来源：深圳晚报
作者：李福莹
“科学技术动辄是巨大的协作工程，跨行业、跨领域甚至跨国家，这种庞然大物往往会形成巨大的力量，让个体质疑变得很渺小，如果它们做起恶来，可能非我们个体所能理解。我们个体就往往可能成为科学巨兽的奴隶而不自知。”
——摘自江晓原《科学中的政治》
↑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图片来自凤凰读书。
江晓原是那种能把深奥的大道理讲得特别有趣的学者。无论读他的书，还是听他聊天，我们的大脑都丝毫没有跑题儿的机会。与我特别喜爱的《科学外史》一样，《科学中的政治》仍然一拿起来就放不下，虽然带着学术味儿，但江晓原深入浅出的讲故事本领，却让你有一种读懂新领域的愉悦。
↑ 《科学中的政治》 江晓原、方益昉著，商务印书馆 2016年1月出版。
江晓原究竟有几块“自留地”
深圳晚报：“科学政治学”这个概念很新，您似乎是第一个提出并研究的人，可否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科学政治学”？
江晓原：我所说的“科学政治学”包含两层含义，既包括科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包括在科学运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色彩。
第一层含义指科学与政治之间发生的关系，比如“转基因主粮争议”中，力推转基因主粮的群体，企图影响国家官员、国家政策；还比如“黄禹锡事件”里，韩国政府起先将黄禹锡奉为民族英雄，但一收到“造假指控”，就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这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政治对科学的影响。
第二层含义是指科学在自身运作过程所呈现出的“政治”，类似于我们平常说的“办公室政治”的“政治”，科学群体也会“勾心斗角”，这种勾心斗角本身就是“政治”。
这两种，在书中讲的事件会交织在一起，比如“黄禹锡事件”，既有政治对科学的影响，也有科学群体内部的“政治”，比如杰·夏腾从黄禹锡的“合作者”变成了“指控者”。
深圳晚报：经营学术新领域，通常都是有风险的，常见的风险之一，就是不容易很快被学术界认可，感觉您好像不太怕这种风险？
江晓原：我进入这些新的探索性领域，并没有那么强的功利心。当功利心不那么强的时候，对风险也就不在乎了。
深圳晚报：您在前言中说：“学界中人，往往在尽本单位学术义务的同时，经营一点自己个人感兴趣的学术领域，有人称之为‘学术自留地’。我也未能免俗，近些年经营着两小块学术新领域。”但从著作出版的速度和体量，您经营的可不是两小块“自留地”啊？
江晓原：我的“学术小自留地”的确只有两块，一块是“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主要是将以往从未进入科学史研究视野的科幻活动和作品，纳入科学史研究领域，比如《新科学史：科幻研究》《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另一块是“科学政治学”，《科学中的政治》就是这块“学术自留地”中的部分成果。
至于我主持的与科学史、天文学史等有关的国家重大社科项目，都是我在“大田”里的工作，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中国科学技术通史》《中华大典·天文典》《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历史文献丛刊》之类，那都是集体之功，我不过组织、主持而已。我个人也会出版一些学术文集，比如去年的《反思科学——江晓原自选集》。
深圳晚报：那您的《科学外史》属于哪块“自留地”？
江晓原：《科学外史》《科学外史Ⅱ》都是专栏文章，也是研究时的副产品，这就不算自留地了，就像窗台上养一盆小花。
现阶段推广“转基因主粮”动机可疑
深圳晚报：《科学中的政治》第一辑重点讨论了“转基因主粮的争议”，前两年，您跟我聊过对转基因主粮的基本观点，这几年有改变吗？
江晓原：我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几年没有改变。强调一下，“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主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在实验室里研究“转基因技术”当然是应该的，现在我们争议的是“转基因主粮”。
现阶段推广“转基因主粮”，其动机是可疑的。“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不仅存在争议，而且隐含着很多外国资本的商业利益，如孟山都公司、拜耳公司、先锋公司等都有大量相关专利。一旦你大规模推广，国外公司可能就来找你算账了。所以，为何要拿中国人民的健康当赌注，来满足外国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呢？
那些试图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的科学家，有义务对公众讲清楚两件事情：第一，他们正在弄的这些品种，其中外国专利的情况，以及这些专利所代表的利益格局。第二，为什么他们总是讲安全问题，而不是讲转基因主粮的优越性？如果没有优越性，干嘛还要推广？据称“转基因主粮”有增产、减少农药使用的优点，但他们总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们并没有好好对公众讲过这个事情。如果真有这样的优越性，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对公众讲？而根据我们论文中所提供的情况看，这样的优越性实际上并不存在。
“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现在是没有结论的，既不能做“安全”的结论，也不能做“不安全”的结论，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干嘛要讨论呢？结果就把该讨论的都忽略了。
深圳晚报：2005年秋后，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韩国细胞分子生物学专家黄禹锡，从韩国民族英雄、最高科学家的耀眼光芒中跌落，被他原来的合作者——杰·夏腾指控，随后陷入“造假风波”。您当年撰写长篇论文《黄禹锡是西方打压的牺牲品》，一开始会以为您想为黄鸣冤，但感觉您想说的不仅仅是这些，是否有让中国借鉴的意思？
江晓原：实际上，类似值得借鉴的事件，在中国可能已经发生过了。不过我的主要目的，不是提供借鉴，而是提供一个学理上的研究。
以前，通常灌输给公众的科学活动形象，一般都被描绘成纯洁的样子，为科学献身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在这个事件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科学家们在名利上勾心斗角，而且不惜指控昔日同行。虽然最后这个指控没有得到法律的支持，但即使造假指控过后，黄禹锡当年快得到的科学成果，已经落入别人的囊中。这就像是在竞选中常见的“故事”：在竞选的关键时刻，有人指控竞选者有“性丑闻”，等调查结束后，竞选也结束了，尽管结论是诬告，但被指控的竞选者已经失去了当选的机会。
黄禹锡是一个很特别的科学家，是彻头彻尾的“韩国制造”——无外国学位，无留学背景，他对主导当今科学的所谓“西方范式”敏感度不够。眼看他要把桃子摘到的时候，西方同行用“造假”来指控他，最后把黄禹锡本该能摘到的桃子摘走了。你看，科学共同体内部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与我们以前被灌输的科学形象大相径庭，这是因为科学已经告别了纯真年代。
把科幻小说当科普是看低了它
深圳晚报：您书中“乔布斯给了我们毒苹果”这篇让我深受触动。您说：“乔布斯提供了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通过这种东西将我们原先已经需要的东西抓到自己手中。”您甚至还将“苹果”比作毒品，这个比喻是否用力过猛？
江晓原：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明知天天抱着手机刷屏有害，但就是欲罢不能。想想看，“原先不需要，用过后却离不开”，有什么东西具有这样的特征？我首先想到的东西是毒品，纯粹与毒品上瘾一模一样啊。
我一开始是拒绝使用智能手机的，后来我的旧手机坏了，找不到不智能的手机。所以，现在只好使用智能手机，但我把智能的部分关掉了，只保留了打电话发短信的功能。这么多年来，我依然不用微博，也不用微信。
“乔布斯对人类究竟有什么贡献”这是一个值得再讨论的话题。人们经常说他改变了生活，改变了世界。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往往把“改变”预设成正面词汇，但“改变”只是个中性词啊，有些“改变”是往坏里变的。
深圳晚报：前段时间引起众人关注的“人机大战”，因为机器战胜了人类，而让人们纷纷感到了一丝恐惧，人们在讨论这件事时也在对“人工智能”进行反思，您一直提倡的“反科学主义”似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认同者？
江晓原：当人们表达对人工智能将来失控或危害人类的担忧时，经常见到人工智能业界人士，或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盲目乐观的科学主义人士，出来向公众说：人工智能目前还很初级很弱小，所以不必忧虑云云。其实这种说法背后暗含着荒谬的逻辑。
我们担心老虎吃人，所以有“养虎遗患”的成语，怎么能用“老虎还小”作为养虎的理由呢？要说服人们同意养虎，必须论证“老虎不会吃人”。人们担忧的是人工智能未来对人类的危害，要打消这个担忧，就必须论证“人工智能不会危害人类”，而不能将“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作为理由。
先不忙取笑这条荒谬的理由，因为许多人工智能的业界大佬和知名人物，都曾向公众说过这条理由。当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和伊隆·马斯克这样的智者领衔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时，一位业界知名人物就拿这条理由来反驳，还说这三人是“愚蠢的”，不知道究竟是谁愚蠢。如果我们无法论证“人工智能不会危害人类”，那就有必要重新考虑我们目前是否应该发展人工智能。
深圳晚报：有人还批评：科幻是科幻，科学是科学，公众不应对科学反思过度，也不要把科幻小说当成了科普。
江晓原：我也不赞成把科幻小说当成科普，科幻小说有更高的作用，它的思考价值，它的哲学意义，都高过一般意义上的科普。科幻小说会思考我们平时不思考的问题，把科幻小说当成科普，反而贬低了科幻小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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