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中国”背后的细节——“大国千城”系列报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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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0-14岁人口的上修表明历史出生人口被年度数据所低估，历史出生率的上修意味着当下出生率的下降斜率更大。数据上修后，2012年前后的生育小高峰与1987年为顶的婴儿潮大致对应，全面二孩政策产生的生育小高峰也并未超出2012年的出生规模。出生人口2018年以后的加速回落和初婚登记人口的快速下降，预示着未来几年出生人口将快速下降。
2011-2019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48-1.64之间，十四五期间我国或将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根据年度统计出生人口及七普数据对出生人口的上修，我们测算了中国实际的总和生育率水平，2011-2019年中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48-1.64之间，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水平，显著低于OECD国家水平（1.74），处在低生育率陷阱线边缘。考虑到一孩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和二孩累积效应的消散，如无政策调整，十四五期间我国大概率将进入低生育率陷阱。
十四五期间可能是生育政策全面松动的最后时间窗口。中国最后一波婴儿潮（1985-1991）出生的育龄女性十三五期间大部分处在生育率最高的25-29岁区间，十四五期间将处在30-34岁区间，至2025年将尽数超过34岁，2025年以后的鼓励生育政策将事倍功半。
人口跨省流动比年度数据所反映的情况要强得多，大部分省份历史出生人口或随迁子女迁入被历史数据低估。广东和浙江的人口流入和东三省的人口流出远比历史数据所反映的更强，福建、河南、陕西、广西、北京、山东的人口上修完全来自青少年人口的贡献，也就是全部由生育或者随迁子女迁入贡献。
2010年以来，内陆到沿海的人口跨省流动并未明显放缓，浙江、福建、海南等部分沿海省份人口流入加速。以往的年度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内陆到沿海的人口跨省流动大幅放缓，但从七普数据看这个情况并不存在，部分省份如浙江、福建、海南甚至存在人口流入加速，广东、江苏人口流入规模也与2000-2010年持平。
内陆省份人口老龄化程度分化加剧，对应着老龄化超前省份未来将更老，也更可能引发人口流失。内陆省份的人口增长大幅分化，分化的主线逻辑之一是人口结构，由于中国正处在老龄化加速期，老年人口占比越高的省份，其占比增速也越高，预计内陆省份人口结构将对人口增长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除东三省外，老龄化较超前的重庆、四川、安徽、山东的人口增长未来五年可能下降很快。
新型城镇化改革以来，中国城镇化进入双引擎模式，内陆本地城镇化和沿海异地城镇化一并提速，而后者被年度统计数据大幅低估。已有的普查数据表明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省份的人口流入被年度数据大幅低估，由于人口流入绝大部分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年度数据对东部沿海省份人口流入的低估和对其城镇人口增量的低估事实上是同一件事。年度数据对东部省份城镇化、人口流动的低估主要发生在新型城镇化改革后的2015-2019年，东部省份的城镇化再加速被大幅低估，在新型城镇化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由中西部内陆省份本地城镇化和东部沿海省份异地城镇化一并提速的城镇化双引擎模式。
中国城镇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差距达到了2.61亿的历史新高，户籍改革有望进一步提速。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城镇化率分别达到了63.89%和45.40%，超额完成了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展目标，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的发展目标并未实现，二者的差距反而扩大了0.35个百分点，城镇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差距达到了2.61亿的历史新高，为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十四五期间户籍改革有望进一步提速。
风险提示：部分数据为估算值，需要人口普查数据进一步披露验证。
报告正文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普查数据相对于年度数据的跳增/跳减可以视为对年度抽样调查数据中系统性误差的一次性修正，系统性误差是多年累积产生，而非一年的结果。由于第七次人口普查目前披露的数据尚不充分，我们仅聚焦于生育问题和区域人口流动问题，试图勾勒“迁移中国”背后更多的细节，区域人口净流入（机械增长）是区域人口增长扣除自然增长的部分，因此我们的分析从出生率和生育率开始。
对2007年以来出生的0-14岁人口的上修，意味着当下出生率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如果将全国普通小学招生人数前置6年作为实际的出生人口，那么2006年-2014年的年度统计出生人口低估了8.12%，与七普数据0-14岁人口的上修比例相当。如果我们将1591万人的一次性上修部分，扣除2006年-2014年小学招生人数（前置6年）与年度统计出生人口间的差异，并考虑分年龄的死亡率，2015-2019年的出生人口需要年均上修63万人，平均上修3.9%。出生人口经过上修后，与滞后25年的出生人口存在了粗略的对应，2012年前后的生育小高峰与1987年为顶峰的婴儿潮基本对应，差别在于顶峰的出生人口规模从1987年的2550万人缩减到了2012年的1867万人。2016-2017年全面二孩政策产生的生育小高峰并未超出2012年的数字，且出生人口在2018年以后加速回落。滞后25年的出生人口与结婚登记人数，尤其是初婚登记人数之间的背离预示着未来几年出生人口将快速下降。（因为2020年的特殊情况，2021年出生人口很可能会反弹，此后继续下降）
2011-2019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48-1.64之间，这也意味着当下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更快，十四五期间我国或将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根据年度统计生育率所隐含的出生人口与年度统计出生人口之间的差异，我们测算了年度统计出生人口隐含的总和生育率（包括中性估计和悲观估计，见脚注1），并根据出生人口上修，进一步测算了上修后的出生人口隐含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包括中性估计和最悲观估计），最终得出2011年至2019年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48-1.64之间，与2015年统计局的主张基本吻合。这个生育率水平有多高?即使是经过了上修的数据，仍然远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显著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总和生育率水平（1.74），处在低生育率陷阱线的边缘。考虑到一孩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和二孩累积效应的消散，如无政策调整，十四五期间我国大概率将进入低生育率陷阱。
十四五期间可能是鼓励生育的最后有利时间窗口。中国最后一波婴儿潮（1985-1991）出生的育龄女性十三五期间大部分年龄处在生育率最高的25-29岁区间（图表5、6），十四五期间将处在30-34岁区间，2025年后超过34岁，2025年以后的鼓励生育政策必然事倍功半，社会效益不佳。
各省人口数量的跳增/跳减反映了人口跨省流动比年度数据所反映的情况强得多，各省0-14岁人口占比的普遍跳增（见脚注2）反映了大部分省份历史出生人口或随迁子女迁入被历史数据低估。分省来看，广东和浙江的人口流入和东三省的人口流出远比历史数据所反映的更强（图表7），福建、河南、陕西、广西、北京、山东的人口上修完全是青少年人口的贡献，也就是全部由生育或者随迁子女迁入贡献（图表8）
2010年以来，内陆到东部沿海的人口跨省流动并未如年度调查数据预示的出现大幅放缓，部分省份如浙江、福建、海南甚至存在人口流入加速，广东、江苏人口流入与2000-2010年持平。此前公布的年度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与2000-2010年相比，2010年以来沿海省份人口增长率经历了大幅下降，也即内陆到沿海的人口跨省流动大幅放缓（图表9）。以广东、浙江为例，广东的人口复合增长率从2000年至2010年的1.90%降低到了2010-2019年的1.10%，浙江的人口复合增长率从2000年至2010年的1.53%降低到了2010-2019年的0.80%，考虑人口增长中包含了自然增长的部分，人口流入放缓了一半以上。但基于七普数据，可以看到广东过去十年的人口复合增长率（1.90%）与2000-2010年的持平，浙江过去十年的人口复合增长率（1.72%）甚至高于2000-2010年的水平（1.53%）（图表10），如果我们假设沿海省份过去十年自然增长率与2000-2010年相当，浙江、福建、海南存在人口流入加速，广东、江苏人口流入与2000-2010年持平（图表10）。
内陆省份人口老龄化程度分化加剧，对应着老龄化超前省份未来将更老，也更可能产生人口流失。内陆省份的人口增长大幅分化，分化的主线逻辑之一是人口结构，每增加1%的老龄人口占比，人口增长就要受到1.31‰的负面影响（图表11，剔除了京沪津苏浙粤的影响），4%的老龄人口占比差异即可抹平全国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于中国正处在老龄化加速期，2010年以来，老年人口占比越高的省份，其占比的增速也越快（图表12），预计内陆省份人口结构将对人口增长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中，除东三省外，老龄化比较超前的重庆、四川、安徽、山东的人口增长未来五年可能下降很快。
新型城镇化改革以来，中国城镇化进入双引擎模式，内陆本地城镇化和沿海异地城镇化一并提速，而后者被年度统计数据大幅低估。从年度数据看，2010年以来城镇化显著减速，主要由东部省份的城镇化放缓导致（图表13、14），内陆省份城镇化反而小幅加速，虽然2015年后广东浙江城镇化再加速（图表15），但并未回到2000-2010年的水平， 2010-2019年的数据显示城镇化“减速”中的韧性全部是由中西部省份带来（图表13、16），其中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城镇化减速非常明显，最终使得2010-2019年的城镇化增速比2000-2010年略降。但七普数据却显示，过去十年中国的城镇化总体上并未放缓，甚至略有提速，这表明年度数据低估了中国的城镇化增量。虽然各省城镇化率的普查数据尚未公布，但已有的普查数据表明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省份的人口流入被年度数据大幅低估，由于人口流入绝大部分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年度数据对东部沿海省份人口流入的低估和对其城镇人口增量的低估事实上是同一件事。如果我们将数据跳增中超出历史趋势的部分视为一次性上修，并假设其全部为新增城镇人口（见脚注3），并同时对数据跳增的江苏、福建、北京、上海进行相同处理，可以看到广东、浙江、福建在2010-2020年事实上经历了城镇化的加速，而江苏城镇化减速的幅度大幅缩小（图表16），这六个省市的上修能够解释2020年城镇化率上修的85%。我们倾向认为，年度数据对东部省份城镇化、人口流动的低估主要发生在新型城镇化改革后的2015-2019年，东部省份的城镇化再加速被大幅低估，在新型城镇化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由中西部内陆省份本地城镇化和东部沿海省份异地城镇化一并提速的城镇化双引擎模式。
中国城镇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差距达到了2.61亿的历史新高，户籍改革有望进一步提速。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城镇化率分别达到了63.89%和45.40%，超额完成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的发展目标，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的发展目标并未实现，二者的差距反而扩大了0.35个百分点，城镇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差距达到了2.61亿的历史新高，为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十四五期间户籍改革有望进一步提速。
具体内容详见华创证券研究所5月17日发布的报告《“迁徙中国”背后的细节——“大国千城”系列报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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