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占比见顶回落的谜题与出路（下篇）：中国及典型发达国家 1990 年代以来的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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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1990年代以来的宏观背景

1.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和制造业就业占比继续下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提升使得全球经济增速小幅回升。

2.全球化扩张加速，2008年以后扩张停滞。3.全球价值链贸易崛起，产业链“拉长”，中间品贸易份额扩大。4.微笑曲线弯曲化，制造业下游增加值份额减少。1990年代以来中国及典型发达国家的产业状况德国制造业就业占比和全球出口份额下降趋势相对平缓，至今仍是西方主要工业国中制造业占比最高的国家。德国在高端领域获得了较突出的产业升级，在高端领域和产业链关键领域具备较高的产业链配套水平。美国去工业化和产业升级并存，制造业就业占比快速下降的同时，增加值占比仍然稳定。较高的产业链配套水平，尤其是高端和产业链关键领域较高的产业链配套水平，为美国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中增长几乎停滞，制造业就业占比和全球出口份额分别从基本稳定和快速上升一同转向大幅下降。日本产业链配套水平整体低于美国和德国，80年代的产业外包最终导向90年代的大规模产业转出，进口产业链配套水平显著提升也反映出了产业转移的扩大。韩国在1989年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但此后韩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仍然持续上升，足见韩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之高。韩国制造业的特点是大企业主导、纵向一体化程度高、产业较德美日等国单一，韩国产业链配套水平提升明显但仍与德美日有差距，产业链配套高度依赖海外。1990年代以来，中国实现了巨大的产业升级，虽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产业链配套水平已经高于日本，接近美国。中国在低技术复杂度/低产业中心性领域拥有相对更高的产业链配套水平，这一点与德美日韩均不同，体现了产业链配套优势重心仍在中低端。中国进口产业链配套形态表明中国在中低端领域发生了显著的进口替代，同时仍在高端领域相当依赖海外，这种状况在过去三十年中变化并不大。中国的产业升级潜力

中国在产业链关键领域与德国仍有约15年的发展差距。15年的预测维度下，中国在初级形状塑料、橡胶制品、非金属矿产品、动力机械、公路车辆领域仍然难以赶超德国，在德国比较突出的金属制品和通用机械领域有潜力追平，而在纺织品和专用机械领域有潜力超过德国。

中国边际上的比较优势突破将集中发生在工业中间品以及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中。工业中间品中集中在纺织、水泥、玻璃、钢铁、铝等品类，这些作为大类，中国早已获得了整体的比较优势，潜力产品属于大类中的相对精细化产品。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中集中在纺织机械、食品机械等专用设备、机床、泵、电路元器件等品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服务于中国早已具备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的专用设备，另一类是各类机械、电子设备的零部件，两个逻辑存在交集。

风险提示：地缘政治风险蔓延，贸易保护主义超预期升温。

报告正文

一、1992年以来的全球宏观背景：全球化高歌猛进

在报告的上篇和中篇中，我们看到1970年代初是战后经济史的重要时间节点，尤其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制造业占比见顶回落、快速城市化阶段基本走完、经济增速显著降低基本都发生在这个时点。如果将视角看向全球，1990年代初可能是更重要的时间节点，表现在经济增长与全球贸易上，具体有以下几点：

1. 发达国家在1992年以后经济增速和制造业就业占比继续下降，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提升使得全球经济增速小幅回升。

2. 全球化扩张，全球化指数[1]从1992年的39.12%上升至2008年的61.11%，16年间的增长显著快于1950年至1992年，2008年以后全球化扩张停滞。

3. 全球价值链贸易[2]崛起，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提高使得中间品贸易的增 速显著高于最终品，产业链被“拉长”。

4. 1990年代以来新一轮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产业链重组使得（价值链）微笑曲线更加弯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纵向分工使得制造业上游相对下游获得了更大份额的增加值，同一条产业链上贸易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差异扩大。

[1]全球贸易额与 GDP 的比例

[2]全球价值链贸易是指贸易品的生产阶段分布在不同国家，与之相对应的是传统贸易，全部生产阶段在一国内部完成。

从各国出口份额上看，在1985年以后，全球出口份额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崛起和德美日出口份额的长期下降趋势，德美日区别在于两点：

1.日本出口份额下降幅度尤其巨大。日本出口份额从1986年的9.84%下降至2021年的3.63%下降了近三分之二，相对的，德国和美国分别从1987年的12.4%和1998年的12.4%下降至2021年的7.3%和7.9%日本出口份额的下降在行业分布上是全方面的，其中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最为突出，出口份额从1990年代初的20%左右下降至2020年的4.6%，从份额世界第一下降至不足德国的一半、中国的四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末日本根据贸易加权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回到1973年的水平（正是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的年份），但全球出口份额已不及半世纪前的一半。

2.德国在出口份额下降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顺差，而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尤其2000年以来美国逆差额长期超过出口额的一半；日本在1980年代是世界第一大顺差国，但2010年以来日本在贸易逆差与小幅顺差间徘徊。

出口份额同制造业占比一样是量的指标，下文将从技术复杂度和产业链配套水平两个质的指标审视德美日和中韩的产业升级情况，需要指出，这些量和质的指标之间的关联起码体现在两个方面：1.面对后发国家更低成本制造业出口的冲击，发达国家出口份额的下降幅度本身也反映了制造业整体的质量，它是既有的出口份额到底有多少来自“非价格竞争力”这个问题的现实回答；2.技术复杂度和产业链配套水平是影响出口份额的变化的产业层原因，出口技术复杂度还需要结合出口份额来考量，因为如果一国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更多是通过中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生产的外包，而非通过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上的突破，这种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是相对不可持续的。一国的产业链配套水平是典型的“非价格竞争力”，产业链整体的高配套水平不仅能够为产业升级提供良好的支持，也能够削弱中低端产业转出的倾向（详见报告中篇）。

二、1992 年以来中德美日韩的产业升级

（一）从出口技术复杂度看各国的产业升级

1992年以来，各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持续增长，韩国已经在出口技术复杂度上实现了与美国德国日本的趋同，中国同德美日的差距显著缩小。与德美日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后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速上升相同（见报告中篇图表11），中国在2011年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以后同样出现了技术复杂度增速的上升，同时中国的进口替代非常显著，中国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比例从1995年的1.23降低至2019年的1.03，2010年后的年均降幅是此前的三倍。

1990年代以来，德国相对于美国和日本的制造业优势仍然明显，德国在制造业领域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远多于美国和日本，在高端领域更是大幅领先。同期中国和韩国的产业突破可谓非常巨大，但与此前不同的是，德国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数量出现大幅减少，这一点与中国等后发工业国的崛起有关。中国是高端领域新增比较优势最多的国家，同时 2010 年以来中国在中低端领域的比较优势减少量也同样值得关注，可能会对制造业就业产生持续的压力。从德美日韩中五国拥有出口比较优势的贸易品技术复杂度分布变化可以看到，五国的比较优势重心都在走向高端，德美日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样，拥有比较优势的贸易品数量整体减少的同时，质量提升，但德国中低端领域的比较优势丧失数量远多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将比较的时间维度放在2010-2019年，产业升级主要体现在30000美元以上技术复杂度的产品，德美日韩中比较优势数量分别增加了224、153、158、168和244个（主要分布在化工、机械、金属制品和电子等领域），中国的产业升级是最为突出的，其次是德国，同时，30000美元以下技术复杂度的产品，德美日韩中比较优势数量分别减少了259、176、124、67和204个，德国的中低端领域比较优势减少最为突出，其次是中国。2019年，德美日韩中分别在30000美元以上技术复杂度的领域拥有628、509、459、342和442个，最高的德国是最低的韩国近两倍，中国已经接近美国和日本的水平，但与德国还有较大差距。

进一步考察30000美元以上技术复杂度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德美日韩中在2010-2019年的九年之间分别获得了295、241、205、213和296种贸易品的比较优势，同时分别在71、88、47、45和52种贸易品上丧失比较优势。可以看到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同，美国在高端领域的比较优势数量损失是比较突出的，但同时高端领域的新增比较优势数量与德国差距不太大。尽管中国的产业升级非常突出，但与德国新获得的高端领域比较优势数量相当，考虑到存量还有较大差距，赶超德国的道路仍然漫长。

分行业来看高端产品的新增比较优势，德国在有机化学品、无机化学品、其他化学原料及产品、橡胶制品、纸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和电子设备、科学仪器等小类上都取得了较多的比较优势，美国和日本的分布类似，但数量相对德国较少，中国最为突出的是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气和电子设备、摄影器材光学物品及钟表，数量比德美日韩都要突出，韩国相对最为突出的是初级形状塑料（多属于新材料范畴）、钢铁、金属加工机械。截止2019年，德国在大多数制造业小类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仍显著多于其他国家，以通用设备为例，中国2010年以来新获得的高技术复杂度比较优势数量略多于德国同期，但2019年德国在该品类上拥有的高技术复杂度比较优势数量仍比中国多80%，更远多于日韩。

（二）各国的产业配套水平演化

1.德国：高技术复杂度产业高配套水平的典范

1992 年以来，德国的制造业就业占比和全球出口份额继续下降，但下降趋势相对平缓，至今仍是西方主要工业国中制造业占比最高的国家，在机械、化工、汽车等领域均占有较高的全球出口份额。面对全球化冲击，德国大型企业的应对措施是外包和产能的海外布局，与美国类似。特殊之处在于德国大量直接融入全球化的中小企业[3]完成了全球化时代的转型，诞生了大量“隐形冠军”，即使纺织业这样的整体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德国也有大量中小企业在特种工业纺织品这样的技术密集细分赛道形成了坚实的全球竞争优势。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扩张主要特点是产业链的拉长，其对应的贸易结构演化特点是中间品贸易份额的扩大，德国的产业结构本身就更容易适应这种变化，德国“隐形冠军”们的形成也加强了德国产业结构对全球化的适应性。从产业链配套水平来看，德国主要存在几个特点：

1.1992 年以来德国产业链配套水平仍然呈现越高技术复杂度的领域，产业链配套水平越高[4];

2.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产业链配套水平呈现稳定，中低技术复杂度产业链配套水平显著下降；

3.在高中心性产品领域配套水平比高技术复杂度领域配套水平更高，但在近三十年中配套水平出现了下降。

[3]日本中小企业往往是通过纵向一体化程度角度较高的大企业间接融入全球化。

[4]1990 年代以来贸易数据的贸易品编码我们采用 SITC 第三版编码（1988），而报告中篇中的贸易数据的贸易品编码我们采用 SITC 第一版编码（1962），计算出的指标存在系统性差异，所以已经无法前后定量对比，定量对比仅限于同时代数据，冷战前后的指标仍可以进行定性对比。

2.美国：高技术复杂度产业配套水平仍然较高，但产业配套水平整体显著低于德国

199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占比和全球出口份额的下降显著放缓，但在2000年以后加速下降，贸易赤字呈持续扩大趋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去工业化和产业升级并存的现象仍然持续，融入全球化的方式主要是低附加值产业外包，牢牢掌握高附加值制造业上游，并提供金融、知识产权等商业服务等，使得制造业就业占比快速下降的同时，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基本稳定。美国的产业链配套水平主要存在几个特点：

1.美国的产业链配套水平显著低于德国，1990年代以来美国产业链配套水平同样呈现越高技术复杂度越高产业链配套水平，与德国相同的是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产业链配套水平的稳定和中低技术复杂度产业链配套水平的显著下降；

2.美国进口产业链配套水平在 1992-2010 年小幅提高，并在2010年后基本稳定（可能 与2008年以后全球GVC贸易扩张的结束有关），整体水平低于德国，使得产业链配套净水平与德国相当，中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的产业链配套净水平降幅略大于德国；

3.美国在高中心性产品领域产业链配套的稳定性略高于德国。

3.日本：高技术复杂度产业配套水平低于德国和美国，但在高端领域保持了产业配套水平的基本稳定

日本在1990年代以来的时段，被称之为“失去的三十年”，期间增长几乎停滞，制造业就业占比从1980年代的基本稳定转向大幅下降，全球出口份额更是从1986年以前的快速上升，经过十年的震荡，转向1995年以后的快速下降。总体而言，日本是冷战后新一轮全球化时代的失败者，机械、电子领域的世界市场占有率今天已经远远低于1980年代中期的水平，面对后发国家低成本制造业的冲击，日本大企业并未形成类似美国的本国主导+全球分工的模式，中小企业也并未如德国那样涌现出大量能直接参与全球竞争的“隐形冠军”，日本的产业链外包导向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日本的产业链配套水平主要存在几个特点：

1.日本产业链配套水平整体低于德国和美国，同样呈现高端领域配套水平高于低端领域，但高端领域的配套水平相对优势低于德国和美国；

2.1990年代以来进口产业链配套水平显著提升，使得产业链配套净水平更显著地低于德国和美国，中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的配套水平下降极为明显；

3.产业链配套净水平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产业链转出或外包还在进一步扩大。

4.韩国：产业配套水平上升明显，但由于产业单一，整体配套水平仍低，低于德美日

韩国在1989年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但此后韩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仍然持续上升（详见报告上篇），足见韩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之高。韩国制造业的特点是大企业主导、纵向一体化程度高、产业较德美日等国单一。韩国的产业链配套水平主要存在几个特点：

1.整体低于德美日，在各个技术复杂度领域的配套水平相当，高端领域仅略高；

2.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10年后，韩国产业链配套水平的提升非常显著，尤其是高技术复杂度领域，1992年韩国的产业链配套水平仍然呈现低端领域配套水平高于高端领域，2019年韩国已经在高端领域拥有相对低端领域更高的产业链配套水平;

3.韩国进口产业链配套水平提升同样明显，尤其是低技术复杂度领域，表明韩国低技术复杂度领域产业链转出或外包比较明显；

4.由于韩国的制造业产业形态相对德美日单一，使得韩国的产业链配套净水平中枢在0以下，也就是说韩国的产业链配套高度依赖海外。

5.中国：三十年产业崛起

1990年代以来，中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全球出口份额三十年扩大了10倍，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已达德美日的总和。虽然中国制造业就业占比见顶回落较早，但此后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下降的速度并不算快。中国拥有相当全的工业体系，同时在大多数行业存在大而不强的特点，仍较依赖成本优势，随着中国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和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逐渐崛起，中国制造业也面临挑战，这个挑战的过程也是检验中国制造业的非价格优势到底有多少的过程，我们认为产业链配套水平是目前中国主要的非价格优势。中国的产业链配套水平主要存在几个特点：

1.产业链配套水平整体显著提高，至2019年，中国高技术复杂度产业配套水平已经高于日本，与美国接近；

2.1992年中国在低端领域的产业链配套水平显著高于高端领域，三十年间中国的产业链配套水平整体大幅提高且高端领域提升格外显著；

3.中国在低技术复杂度/低产业中心性领域拥有相对更高的产业链配套水平（相比高技术复杂度/高产业中心性领域），这一点与德美日韩均不同，体现了产业链比较优势重心仍在中低端，随着中国产业链配套水平在高技术复杂度/高产业中心性领域的提高，可以预期中国在五到十年内即会在高技术复杂度/高产业中心性领域拥有相对低技术复杂度/低产业中心性领域更高的产业链配套水平；

4.中国进口产业链配套水平在近三十年中下降明显，尤其在中低技术复杂度产品领域， 这是由于中国在中低技术复杂度产品领域发生了显著的进口替代。中国在高技术复杂度领域拥有更高的进口产业链配套水平表明，中国仍然在高技术复杂度领域产业链配套高度依赖海外，且这种状况在过去三十年中变化不大；

5.中国在中低中心性领域的产业链配套净水平仍然略高于高中心性领域，这也意味着中国在中低技术复杂度产品上拥有相当强的产业链“粘性”，比较优势仍然不容易丧失。

三、中国当前制造业产业升级状况的总结

产业链配套水平衡量的是产业升级的潜力和产业降级的可能性，而比较优势的演化是产业升级/降级的结果。中国产业链配套水平已经接近美国，但是实际上在高技术复杂度领域和高中心性产品上拥有的比较优势仍然同德美日有较大差距。

（一）现状

从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种制造业产品（事实上产业中心性较强的贸易品本身绝大部分都属于制造业产品）来看，中国仅有35种产品已经获得了比较优势，而德美日韩分别有91、63、56和33种产品拥有比较优势，略高于韩国，与美国和日本差距显著，更是远低于德国的水平。

分制造业大类来看，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种制造业产品主要分布在工业中间品和机械电子运输设备两大类，中国在工业中间品领域同日韩水平相当，与美国的差距也并不算太大，而在机械电子运输设备领域，中韩显著逊于美日，更远差于德国，在化学品分制造业大类来看，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种制造业产品主要分布在工业中间品和机械电子运输设备两大类，中国在工业中间品领域同日韩水平相当，与美国的差距也并不算太大，而在机械电子运输设备领域，中韩显著逊于美日，更远差于德国，在化学品领域中国同德美日韩均有极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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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制造业小类来看，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种制造业产品，有近四分之一（23）分布在专用机械和通用机械两类中，中国已有11种产品具备比较优势，数量低于美国（13）和日本（13），高于韩国（5）。而令人意外的是，纺织品这样的中国强势产业，拥有6种top100 中心性产品，中国也仅有3种具备比较优势，而德国拥有5种[5]；初级和非初级形状的塑料两类产品一共有8种top100中心性产品，主要是高端工业材料，中国尚无1种拥有比较优势；中国相对德美日韩比较突出的是纸制品和家具及零件。

[5]差距在工业用纺织品。

从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0种制造业产品来看，中国有402种产品已经获得了比较优势，远多于韩国（295），略多于日本（379），略低于美国（446），远低于德国（638）。

分行业大类来看，产业中心性最强的1000种制造业产品主要分布在工业中间品和机械电子运输设备两大类。中国在工业中间品领域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与德国差距已经不大，远多于美日韩；在机械电子运输设备领域，中国略逊于美日，略强于韩国，远差于德国；在化学品领域同德美均有极大的差距，但与日韩差距不大；在杂项制品领域同德美相当，远强于日韩，但中国此项中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未另列名的塑料制品、婴儿车、玩具和体育用品以及办公用品和文具，德国美国此项中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武器弹药和印刷品。

分行业小类来看，化学品大类，中国在有机化学品和无机化学品领域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已经与德国美国相当，差距最大的是初级和非初级形状的塑料，这部分主要是高端工业合成材料，与德美日韩的差距均较大，在染色原料和盥洗用品两部分与德美差距也非常大，事实上这两大类中国整体拥有比较优势，但在高中心性产品上有所欠缺。工业中间品大类拥有top1000中心性产品最多的三类是纺织品、钢铁和金属制品，中国相对突出的是纺织品，拥有比较优势产品的数量远多于德美日韩，金属制品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接近德国，远多于美日韩，钢铁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远少于的日韩，多于美国。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大类拥有top1000中心性产品最多的三类是通用机械、电子设备和专用机械，中国在通用机械小类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略少于日本，显著多于韩国，远少于德国和美国，在电子设备和专用机械两小类拥有的比较优势数量与美日相当，显著少于德国，多于韩国。在杂项制品大类，中国比较突出的是家具及零件、服饰和鞋类，在专业科学控制仪器小类与德国和美国差距很大，显著弱于日本，强于韩国。

（二）潜力与趋势

中国在top100和top1000中心性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已经在过去二十年中显著提升，前者已经从9个提升至35个，而后者从221个提升至402个，如果仅以这个增速趋势进行线性外推，中国与德国在这个方面的差距在15年左右，我们可以通过产业链配套水平对于RCA的领先性来验证这一点，并指出提升会发生在哪里。

根据对中国RCA和产业配套水平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预测，中国产业链配套维度的最关键百个贸易品中拥有比较优势的数量有望在十五年内由35个提升至78个，达到德国水平的86%。这个推演并未考虑高中心性产品获得比较优势对产业链配套水平带来的提升，因此是一个保守估计，说明十五年这个估计数字是相当可靠的。

从贸易品小类来看，即使是十五年时间维度的潜力，中国在初级形状塑料、橡胶制品、非金属矿产品、动力机械、公路车辆领域仍然难以赶超德国，在德国比较突出的金属制品和通用机械领域有潜力追平，而在纺织品和专用机械领域能够超过德国。

工业中间品方面，中国在橡胶材料、特种纺织品和金属制品方面比较突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特种纺织品是以产业用纺织品为主的一个分类，受困于海外纺织业的低成本竞争压力，德国在近三十年中本土纺织业发生的最大的结构转型是纺织业转型为以产业用纺织品为支柱，不同于日本的情况，本土纺织业已经几乎尽数转移出去。

机械设备方面，中国在活塞内燃机、农业机械和制热制冷装置三个方面比较突出。其中，农业机械是中国专用设备产业链关键产品比较优势数量赶超德国的主要拉动力来源；在活塞内燃机方面，中国主要依靠的是小排量发动机，中国在小排量发动机领域RCA提升显著，产业链配套水平高，而在中、大排量发动机领域差距仍然较大，目前看仍不具备赶超美欧日的潜力。

边际上看，我们认为RCA接近1且产业链配套水平相对处在中高水平的贸易品最可能在未来几年获得比较优势，这些产品主要分布在通用工业机械、电子设备、非金属矿产品和钢铁。

工业中间品领域的边际潜力分布在纺织、水泥、玻璃、钢铁、铝中，这些作为大类，中国早已获得了整体的比较优势，但这些潜力产品属于大类中的相对精细化产品，举例来说，玻璃分类中，接近但尚未拥有比较优势的四个贸易品是有吸光或折光层的非夹丝玻璃及其他非夹丝玻璃、由夹层玻璃构成的安全玻璃、玻璃针剂瓶、未经光学加工的作为标志用玻璃器皿和光学玻璃元件四个品类，其中技术复杂度相对较低的玻璃针剂瓶属于相对高配套产品，其他三类配套水平中等，都是具备特殊用途的玻璃品类。

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的边际潜力分布在纺织机械、食品机械等专用设备、机床、泵、电路元器件等分类中，这些分类中的潜力贸易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服务于中国早已具备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的专用设备，另一类是各类机械、电子设备的零部件，两个逻辑存在交集，比如纺织机械分类中具备边际潜力的是针织机、缝编机的零件。此外，潜力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仍然属于中等或中上等，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例如在两个机床分类中，中国的潜力分类仍然是非数控机床，中国在数控机床领域已经获得了较大进步，高精密度大型机床的国产化率逐步提高，但仍远未走出进口替代阶段，出口上的突破尚需时间。

具体内容详见华创证券研究所5月12日发布的报告《中国制造业占比见顶回落的谜题与出路（下篇）：中国及典型发达国家1990年代以来的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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