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延安整风的完成
他只是从他个人工作和观察的角度对康生的意见表示异议，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改变党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评价。白区工作总结会议后，毛泽东接见了王世英，没有正面谈论王的意见，只是表示白区工作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久，1945年8月9日，在再次修改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法理依据。这样，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经纬的中共党史体系基本建成。
1945年春夏，斯大林领导的抗德战争已获全胜，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已达到顶峰。然而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却一举打倒了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必须小心翼翼，尽量不触怒斯大林。
据师哲记述，1943年后，毛泽东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对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进行“改造和培养”，“毛主席把孙平拉得紧紧的，目的是通过孙的嘴巴把我们的看法汇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试图“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让他宣传我们的观点”(从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奇》看，他对毛的这个目的看得一清二楚)。1944年夏至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几乎每周或隔一周与孙平长谈一次，“每次要花三、四个小时”。七大结束后，毛又召见孙平，向他介绍大会情况(孙平参加了中共七大)，“让他照提纲向莫斯科汇报”，中心内容有三：“大会是团结的”七大路线“得到了全党拥护”;“大会一致拥护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 凡此种种，显示出毛泽东纵横捭阖之术已达化境。
毛泽东为了避免斯大林的猜忌，在〈历史决议〉中对原先已准备彻底否定的几个中央历史问题在评价方而作了改动。
其一，关于中共六大。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是周恩来进入中央核心、成为中共事实上最高负责人的开端。在1943年秋至1944年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周恩来遭到与会者严厉指责，与此相联系，大多数与会者都主张否认中共六大。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放任这种对中共六大的指责--六大是在布哈林指导下召开的，而布哈林早已被斯大林处决，否认六大不致于得罪斯大林(将中共“机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归之于所谓德波林学派--与布哈林关系密切的苏联理论家--成为延安一种流行的说辞)。但是，否定中共六大，遭到周恩来的抵制，周恩来搬出当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一些观点，强调六大开始注意红军和武装革命功不可没。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对六大基本予以肯定。毕竟斯大林在中共六大期间，多次接见周恩来，对中共六大极为关注，贸然否定六大，不可避免将引起斯大林的怀疑。于是，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的党内历史老资格，教训王明、博古等人，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自己是迄今仅有的六大选出的几名中央委员之一。
其二，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是否合法问题。在1943年秋以后，随着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对王明、博古、周恩来批判的调子愈来愈高，在中共领导层内，已出现王明、博古是内奸，是专门来破坏中共的论调，王明、博古似乎马上面临被捕的局面。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尽性地斥骂王明、博古及其后台--1938年已被斯大林枪毙的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在这种气氛下，由米夫一手策划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及由博古、周恩来在江西苏区召开的五中全会，就开始被认为是非法篡权会议。但是，在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经周密思考，最后决定，将王明、博古仍视为党内问题(不再认为是内奸)，承认四中、五中全会均为合法会议。米夫虽被斯大林处死，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借沟出水，将被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四中及五中全会乘机指为非法。如果把长期在莫斯科工作、斯大林对之较为熟悉的王明等人指为敌人，则又走得太远，特别是在眼下中共还需斯大林支持的时刻。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历史决议〉圆满完成。从此，它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一个对付党内同僚的“紧箍咒”，在1949年后为毛的每一个政治斗争服务，一直到1966年刘少奇倒台，才从《毛泽东选集》中撤出〈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的完成是毛泽东胜利大进军的一个路标，毛无惊无险，就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化为新党史的样本。
毛泽东在加紧修订〈历史决议〉的同时，重建中央机构的工程也在抓紧进行。
重建中央领导机构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调整中央书记处的格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采用非常手段，冻结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部分权力。1943年3月，在周恩来等缺席的情况下，又对中央书记处实行重大改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的书记处成员只有毛泽东一人继续保留书记职务，加上新任书记刘少奇、任弼时，中央书记处只有三人。对这种情况，尽管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口不敢言，但长期以往，毕竟难以服众。尤其在周恩来等已返回延安、对以往过错作了全面检讨并表态全力拥护毛泽东后，再将周恩来排斥于最高领导层之外，似多有不妥。
调整中央书记处也和整风、审干已进入后期扫尾阶段有关。现在一度代行政治局、书记处功能的中央总学委已完成使命，随看甄别阶段的到来，客观上也要求恢复党的日常领导机构的正常运作。
最后，抗战即将胜利，中共将面临新的复杂形势，也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建全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随着抗战期间中共力量的急剧增长和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中共马上要迎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需要全党上下一心，一致对外，显然，1943年的中央格局已不能适应目前党所面临的形势和新的任务。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幕之时宣布，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人组成主席团，代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权，此五人主席团实际就是延安整风后新产生的中共最高领导核心，也是未来中共七大新组成的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
在这五人领导层中：毛泽东是主宰全局的领袖，刘少奇是仅次于毛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周恩来位居第三，朱德作为红军和八路军总司令，其中央书记的职务在根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
任弼时自1940年进入核心层，全力支持毛，1943年成为三人书记处成员，现在继续保留中央书记的职务。
至此，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达到的改组中共最高核心层的目标已经完成大半，下一步就是在中共七大上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五 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公开检讨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的，所有代表的笔记本在当天会议结束后，都须编号上交中央办公厅保管。全程参加会议的外国人只有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即野坂参三)仅参加了部分会议。
中共七大以毛泽东的胜利而载入史册，毛泽东昔日的政治对手及一批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在大会的讲台上相继对自己的错误向全党和毛泽东作出检讨。
毛泽东鼓动那些具有雄厚革命经历的党的负责人在全党面前公开认错，有极现实的意义：彼等的检讨一则证明毛之正确;二则用他们自己的嘴，清除或削弱彼等在党内之广泛影响，树立毛的领袖地位的绝对权威;第三，毛从此手握批评之主动权，可随时给“犯错误”的干部念“紧箍咒”，使其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第四，以此向斯大林表明，毛所作所为光明正大，被批判的干部已心悦诚服，毛是当之无愧的中共领袖。
王明本属应予检讨的头号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参加全程的会议。王明本来要向大会请假，毛泽东亲自上门劝说，请王明务必参加大会的开幕式。于是，王明被抬着担架送入会场，以显示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空前团结。
在七大召开前夕的1945年4月20日，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帮助”，王明向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交出长篇书面检讨，他表示接受〈历史决议〉对自己的全部批判，并且声称，将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王明以后宣称，当年他的检讨是被迫的。他说，一些前去探望他的同志劝他作出检讨，并列举理由：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可以申诉自己的意见了……如果你拒绝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反正七大也能通过类似的决议，如果那时你再不服从，就会把你开除出党，那时要进行斗争，就更加困难了……。 显然，王明是抱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心理被迫承认“错误”的。
博古是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的“教条宗派集团”的首要人物。1945年5月3日，博古向大会做长篇检讨，他流看眼泪对自己作了全盘否定和鞭挞(在前不久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博古的“思想还搞不通”)。博古在大会发言中，以自己的错误、荒谬和对革命带来的危害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与正确。
在博古之前，5月2日，张闻天也在大会作公开检讨。张闻天作为“教条宗派集团”的骨干，自然是罪责难逃。张闻天的检讨采用对比法，以自己为错误的一方，以毛泽东为正确的一方，全盘否定白己，在对比中几乎用尽所有贬义词汇，痛责自己的愚蠢、狂妄、肤浅和食洋不化。张闻天表示从此要“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来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
张闻天的检讨堪称“新我”战胜“旧我”，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一个样本，也是将自我谴责与歌颂毛泽东相结合的一个范例。他首先将自己形容成一个对革命成事不足，败事有馀，一贯给革命造成危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本没有资格担任领导，只是被“超级的提拔”，才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张闻天说：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骄傲态度，曾经妨碍了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关于我过去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尖锐与深刻的批评，使我的骄病有了转机。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于我的帮助。……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从我自己的身上撕去一切用虚假的“面子”与“威信”所织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一切丑相，我曾经必须打倒把我高悬在半空中的“地位”与“头衔”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从天上直摔到地下。……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悄悄地在斗争中占了上风。
张闻天继续说：
(毛泽东是一切方面的模范)他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
张闻天表示，他是一个坏思想、坏作风根深蒂固的人，“你们如果轻易相信我，你们可能犯错误”。张闻天恳求毛泽东继续“帮助”“改造”他，他自己则要“赎罪于万一”!
在博古、张闻天之后，杨尚昆、朱瑞等被划入“教条宗派”的领导干部，在大会发言中，也都对自己以往所犯错误表示忏悔。
周恩来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在七大开幕式的演说和4月30日向大会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都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也分别就自己所负责的工作中的错误，各自作了检讨。彭德怀在4月30日的大会发言中，还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将自我检讨与歌颂毛泽东结合起来。他说：华北抗战八年所取得的成绩，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中央的许多具体指示规定是分不开的，与朱德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有赖于华北党的长期斗争历史和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
5月11日，古大存在七大第十次会议上作广东党在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就势大谈审干的必要性。古大存强调，审干十分重要，有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而这些错误是在正确路线上，并且已经改正，因此不必死抓住这点去做口实。古大存称，在抢救运动中，边区老百姓的政治警惕性提高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破产了，这就是说党得到了根大的胜利。古大存在发言中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粤北省委被国民党破坏的教训(1944年被国民党破获，南委副书记张文彬遭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南委负责人涂振农被捕叛变)，强调必须加强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警惕。他批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的同志不能正确地对待党的审查，他说，有些同志因审干受到冲击而对审干表现的那样愤慨。古大存指责道，这些人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袒护嫌疑分子，这里骂，那里骂，操他娘×你妈，他们为什么不痛恨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不去想一想那些牺牲的同志，却因个人情绪受一点刺激就永世不忘呢?!至于南委和粤北省委被破坏，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过大后方提起过这个沉痛的教训?使我们的同志们以后从这个教训里面去警惕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呢?没有! --此时的古大存可能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已经伤害到周恩来，因为大后方的党受周恩来领导，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作为南方局的下属机构更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批评大后方的党不重视反奸斗争就是批评周恩来，且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在抢救高潮中，周恩来曾主动为那些受到打击和怀疑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的同志作出证明和辩解，如果依照古大存的逻辑，周恩来的行为也称的上是“袒护嫌疑分子”和“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了。古大存虽是一位老党员，却不懂“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他在七大的发言说出了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彭真想说又不便说的话，全面地表达了毛、刘、康、彭在抢救问题上的观点，客观上为康生等作了掩护。于是，大会期间，康生心安理得地欣赏和他地位不相上下的领导人，在全党面前自我羞辱，与会者虽然对康生强烈不满，但大家对他却无可奈何。
属于刘少奇系统的干部在中共七大上也受到保护。彭真在中央党校领导整风审干，曾伤害过许多干部，同样引起党内的不满，但是彭真等皆被划入刘少奇白区正确路线的大旗之下，他们的威信只能被提高，而不能像“教条宗派”分子和“经验宗派”分子那样受到打击。
六 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中共七大是毛泽东将其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斗争而获得的胜利，以组织的形式予以体现和确认的会议。
在中共七大上全党正式接受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毛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共最高领袖，毛昔日的政治对手在全党面前向毛缴械投降，毛以自己的意志彻底改造了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具体体现了毛泽东主宰下的中共新格局。
原“教条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尽管自三十年代后期就积极靠拢毛泽东，甚至在延安整风初期还十分活跃，但终因在遵义会议上反毛泽东的历史旧帐，而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
原“经验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瑞金时代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因在江西时期负责肃反，结怨甚多，早在三十年代末就逐渐失势，邓发在1936年去苏联后，与王明的关系又颇为密切。在新疆任中共代表时，对毛泽东略有微辞，此次也在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
抗战前期地位显赫，一度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与博古等关系密切的前中央候补委员朱瑞，和前中央候补委员、原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未能和一般大区负责人一样，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原“教条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只因毛泽东亲手点燃的反“教条宗派”的大火，差点烧到失控的地步，竟需要毛出面为王稼祥说几句好话，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王明、博古作为“错误路线”的象征人物，被保留在中央委员会，但名列中央委员三十三人中的倒数第一和第二。
由毛泽东挂帅的新政治局也兼顾了历史与现实。七届政治局只保留一名原教条宗派分子张闻天，这也是对张闻天较早从王明集团中分化出来，长期配合、服从毛泽东的犒劳。
前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陈云保留了他们原先的职务。在1935年末瓦窑堡会议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作为军队代表，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以显示毛泽东公正、宽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将任弼时选为政治局委员是顺理成章，现在任弼时名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之后，成为中央书记处第五号人物。
新政治局的组成安排也反映了刘少奇力量的急速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一跃进入政治局。刘少奇在中共七大这次党内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大加强了自己在中共组织系统中支配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的一批老部下，突破了因历史上曾被国民党关押于监狱和反省院而造成的干部使用方面的限制，顺利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1943年11月，一批原从北平、天津等地国民党监狱和反省院出狱的中共干部相继来到延安。尽管1937年他们出狱曾经毛泽东、张闻天批准，但是在审干和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中，这批人当年出狱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早先，由陈云主持的中央组织部曾倾向于将彼等的出狱视为政治历史问题，在干部使用方面予以一定的限制(1940年就开始了对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现在，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亲自接见薄一波等，询问有关情况，最后作出有利于薄一波等的安排，陈云原先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也由彭真正式接替。毛泽东此举固然与其当年知晓薄一波等出狱经过有关，更因薄一波、安子文、林枫等人皆属刘少奇的得力部下，且在抗战爆发后。从事领导华北敌后武装工作，在招兵买马方面功劳卓著。毛泽东不囿成规，对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表示充分信任，并在组织安排上予以重用，以此作为对刘少奇支持自己的回报。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陈赓等部分七大代表再一次提出薄一波等因出狱问题不宜担任中央候补委员的意见(在酝酿名单中，薄一波被列入候补中委)，陈赓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发话，将反对意见挡了回去。毛并说，将薄一波安排为候补中委本来就不妥，其意是薄一波有资格担任正式中央委员。 结果，在七大中委选举中，薄一波、安子文等皆当选为中央委员。
高岗作为西北地方党和军队的代表，与彭真一样，也一步跃过中央委员的台阶，直接进入政治局，这个时期，高岗受到毛泽东的青睐，被认为是毛的亲信。
康生是老政治局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蝉连，随着形势巨变，中共急需一致对外，而对内整肃的任务已经完成，康生长期担任的中央社会部部长一职由李克农接任，康生成为挂名政治局委员，马上陷入“失业”的境地。此时毛泽东已暂时用不着康生，于是他只得主动请求去山西，以后又去山东渤海区，在两地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
中共七大召开及新的中央领导核心的建立，标志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已取得空前的团结，毛声称，“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已被打碎，不复存在了。经全党奋斗，几年努力，1949年中共革命终于成功。但是，曾经一度失去踪影的“帽子”，数年后又忽隐忽显，飘浮在毛泽东那些同僚的头顶之上，康生又重新被从笼子里放出。自五十年代中后期始，毛泽东重又频念紧箍咒：1958年周恩来被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掀历史老帐，斗争彭德怀、张闻天，指责朱德，延安整风时期的两顶帽子重新飞舞。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于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