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永谦剧场“和”文琴艺术团“背后的故事吗？

在在浙江大学校园中，有一对世纪老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逢浙江大学校庆之际，或者其他重大节庆之时，师生和校友常常能在穿流如梭的人潮中发现他们步履蹒跚而神采奕奕的身影，如果你在玉泉校区或者紫金港校区的小剧场，你还会在不自觉中念叨起他们名字，为他们对浙大母校的炽热情感、对莘莘学子的仁慈关爱而喝彩。他们是数十万浙大学子中“爱乡荣校”的典范——汤永谦、姚文琴伉俪。

选择浙大

汤永谦，1918年5月4日生于浙江省鄞县。美籍华人，著名实业家。1936年，入学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化学工程系。因创建特里克公司，创下极佳的业绩，美国政府授予他“亚裔商业杰出奖”、纽约政府授予他“杰出企业奖”。姚文琴，1919年5月1日生于浙江省杭县。美籍华人，曾任联合国纽约国际学校幼儿教师，著名幼儿教育专家。1937年，入学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教育学系。

　　说起选择浙江大学，无论是汤永谦还是姚文琴，都有一段令人回味的戏剧情节，并为之感到十分庆幸。1936年，上海南洋中学即将毕业的汤永谦面临高考的选择。清华、交大、北洋大学、焦作工学院、浙大5所大学在上海先后进行招生考试，浙大的考试排在最后一天，考试地点就在上海交通大学。考试的科目主要是数学、国文、英文等，国文要求考到20分以上。汤永谦参加了全部五个学校的招生考试。

　　考试结果出来后，汤永谦虽然没有考上清华和交大，但是北洋大学、焦作工学院和浙江大学三校都上了分数线。不过，在浙大却是属于备取生，要在正取生中有退选浙大的情况下，才可以递补。巧的是，当时另有一位考生名叫王安，交大、清华、浙大三校的分数线他都上了，是浙大准备录取的正取生，可是他最后选择了交大。汤永谦就这样幸运地按照递补顺序，被浙大录取在文理学院化学系。一年后，又在竺可桢校长的同意下转入化学工程系就读。　　姚文琴入学浙江大学则是另有一段故事。高中毕业后，姚文琴考取了武汉大学法律系。可是父亲却说：“我不喜欢你去念法律，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说了冤枉话晚上睡不着觉。去做法官，你个子小小又没人要你。”姚文琴是一个十分孝顺的女儿，由于父亲的反对，她就放弃了到武汉大学读法律的机会，并按父亲意愿在杭州选择大学入读。姚文琴说，当时杭州有国立浙江大学和私立之江大学两所学校可供她选择，一开始她选择了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可是很快就发现，之江大学因为是私立，学费十分昂贵，而浙江大学学费则相对低廉许多。为减轻家庭负担，她在第二年又参加国立浙江大学的插班考试。因为担心自己成绩考得不好，所以当成绩公布出来后，她独自骑着自行车来到浙大看榜，不是按照常人一般从榜首开始察看，而是相反从末尾开始阅读名单。她阅过了一个又一个上榜考生姓名，就是一直没看到自己的名字，心中感到万分失望，都害怕不敢念了。就在即将绝望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名字赫然列在榜首，真是绝处逢生啊。难道是考试成绩特别好吗？姚文琴告诉笔者迷底。原来发榜的顺序颇有讲究。在全校三大院中，文理学院排名在前，教育系则在文理学院中排在最前，而插班生又是在榜中首先公布。如此一来，难怪姚文琴的名字高悬榜首了！

追随浙大

　　就在汤永谦、姚文琴二人想要在浙江大学这所国立大学中潜心学业的时候，一个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重大事件发生了，那就是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日军又在离杭州不到百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杭州已经彻底笼罩在战争阴霾之中。形势迫使浙江大学必须撤离战争前线。竺可桢校长决定举校迁移，要求全校师生首先向浙江建德集中。汤、姚二人此时都是二年级生，不约而同地决定追随浙大西迁。　　学生们来到江边寻找可供搭载的船只，准备由水路赴建德。由于当时学生军训，着统一制服，像是军队模样，船夫以为是军队来了，就把船都给学生用，人也都逃散了。就这样，汤、姚二人随众人坐船到了建德。到了建德的浙大学生大部分与家里失去联系，生活来源显得十分拮据。汤永谦说：“在建德一个月吃饭只要三块六，但菜很少，我们主要靠辣椒下饭。偶有父母寄一二百过来，就几个同学一起用。”　　到建德不久浙大又开始搬迁。这次汤永谦、姚文琴和同学们的目的地是江西省的吉安、泰和。他们从中午到下午五点沿铁路一路步行，来到金华。恰在那天，日军飞机在金华刚刚轰炸过，有的中国平民还被炸死在路上，极其悲惨。金华城城内所有店铺紧闭，马路上空空荡荡。他们在路边一家人走楼空的银行中暂歇，准备改乘火车向吉安继续进发。但是等了一个晚上也没有见火车来。第二天火车来了，却挤满难民和军人，根本上不去。　　正当大家手足无措之际，时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孙翁孺同学就代表学校同火车上的军人交涉。见火车上还有空的运煤车厢，孙翁孺说：“我们就坐这个车厢！”居然得到同意。运煤车厢很脏，大家就坐在行李上。火车开了半天，在一个小坡下止步不前，上不去。火车上的军人就拿着枪命令说：“男的都下来推！”当时浙大二年级的一百多号人都在车上，所有的男同学就下去推火车头，把火车头推上坡，再把车厢钩上去。火车才继续向前行走。　　火车到达一个樟树镇后停下来加水，同学们肚子都很饿，男同学们就下车去找东西吃。结果等男同学回来，所有的女同学和所有的行李都不见了，火车已经开走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学生自治会再次发挥了作用。孙翁孺决定带领大家步行至赣江，全程约有100公里。大家换上草鞋，从上午九点，一直走到晚上六、七点，总算走到赣江。然后又10人一船，坐船平安抵达吉安。汤永谦等男生才与姚文琴等女同学会合。真可谓历尽艰辛！　　之后不久，学校又先是迁到江西泰和，后又再次迁校至广西宜山和遵义、湄潭等地，汤永谦和姚文琴二人仍然是义无反顾地追随着浙大的脚步与身影。然而，忆起当年宜山标营遭受日军轰炸之情，汤永谦至今心有余悸。他说，搬到宜山后，学校就在一个原来的军官学校落脚，日本人以为还是军官学校，前来轰炸。那天天气很好，十八架飞机对准地方，预备轰炸了，学校赶紧让学生躲进防空洞。当时汤永谦就在文庙教室附近，来不及躲进防空洞，就藏在一个墙角下，只听见机关枪的子弹在旁边嗖嗖嗖地过去。他伸了一根木棒出去，机关枪就扫射在木棒上。十分凶险！

学在浙大

　　尽管浙大在西迁办学期间，历尽艰辛，但是在竺可桢校长的主持之下，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贝时璋、束星北、王淦昌、马一浮、丰子恺、郑晓沧、陈立等一大批科学与人文大师荟萃浙大，为浙江大学的高质量教学育人事业提供了强大的师资保障。对此，汤永谦和姚文琴二人无不对校长竺可桢感到崇敬不已，也为自己曾经受业于浙大感到自豪无比。　　汤永谦说，浙大化学系是全国最有名的，如李寿恒、孙优贤等都是很好的教授，但是浙大化学系重理论，而他喜欢做实事，不喜欢搞理论。特别是他考上浙大文理学院化学系后，化学系一年级的数学难度很大，微积分很难，读起来很吃力，因此提出了转学化工系的要求。竺可桢校长同意汤永谦的要求，二年级时就让他转学化工系了。　　化工系十分厉害，用的教材是英文原版教材，十个学生里面就有六个是公费的，极不简单。汤永谦告诉笔者，有位名叫俞锡南的同学是化工系第一名，每年有四千块的清寒奖学金。他是个数学天才。有一天晚上，第二天就要考试了，汤永谦有个代数问题打算请教他，结果发现已经有人在俞锡南的面前排起了长队。汤永谦说，整整等了15分钟，才轮到他向俞锡南请教问题。可惜，天妒英才，就在日军轰炸标营之时，俞锡南心脏病突发，猝死在防空洞中。“如果他不死，会是史蒂芬·霍金式的人物”，汤永谦说着，痛惜万分。　　姚文琴对自己当年在浙大教育系求学时情景同样刻骨铭心。在教育系，姚文琴有幸接触到了一批杰出的教育学者如孟宪承、郑晓沧、黄翼、沈有乾、陈立等,并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教授变态心理学的黄翼教授。黄教授会做催眠。有一次，班上一位同学躺在三把椅子上，头部、臀部和脚部上各有一把椅子，在黄老师实施催眠术以后，他逐渐入眠，抽去一把椅子，他还直直睡在两把椅子上。黄老师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什么。黄老师的催眠术使姚文琴大受震惊，她暗下决心，决不在黄老师的课堂上配合他的催眠术，要以强大的意志力反抗。姚文琴说，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是一个有秘密的人”。　　原来，姚文琴胞姐就是我国第一代女版画家、20世纪20、30年代艺坛英烈夏朋烈士，原名姚馥。1928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加入革命艺术团体“一八”艺社。1930年加入左翼艺术家联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改名夏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5年在苏州反省院被迫害致死，年仅24周岁。姚文琴热爱她的姐姐，支持姐姐的革命事业，帮助姐姐做转交信件、传递信息等事。尽管姚文琴就学浙大的时候，亲爱的姐姐已经成为烈士，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她决不能让自己在被催眠中透漏任何秘密。因此，姚文琴在黄老师的催眠课中总是不合作。她说“我不合作，不合作就永远不能被催眠”。也许正是由于她不合作的原因，黄翼给她的课程分数打得很低。　　1940年，汤永谦和姚文琴同届毕业。汤永谦按照系主任李寿恒的要求，留校担任了助教；而姚文琴则听从竺可桢校长的安排，跟随胡健人在湄潭创办浙大附中。期间，1942年，浙大成立化工研究所，汤永谦成为该所首届硕士研究生，导师就是系主任李寿恒。同年，汤永谦和姚文琴这对同艰苦、共患难的老同学，“有情人终成眷属”，幸福地喜结连理，成为夫妇。1944年，汤永谦又考取了赴美留学的名额，并于1945年只身远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1946年，浙大正式从遵义湄潭等地复员回杭，浙大附中也停办了。姚文琴先是回到杭州，之后去上海读研究生，师从著名教育家陈鹤琴。1948年1月，姚文琴在汤永谦的帮助下，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从此，两人学习、工作、生活于美国，并扎下根来。

情系浙大

　　汤永谦和姚文琴像其他无数的浙大校友一样，无论身在哪里，都深深地眷念着母校浙大。1949年中国大陆政治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中国国民党的旧政权退出了中国大陆的政治舞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以全新的面貌开始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由于种种原因，远在异乡美国的汤永谦、姚文琴已经不可能方便地回到祖国大陆。不能常常回到浙大母校看望自己的亲友师长，他们就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来表达对祖国、对母校的思念。　　1950年的汤永谦、姚文琴在纽约租到了一个房子。房子不大，仅有一个卧房、一个厅、一个厕所、一个厨房。这个家乍看起来，不过是勉强容纳汤、姚二人的私人天地，似乎并不起眼，可它在事实上发源了今天的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却是始料未及。那时在美国的浙大同学经常光临这个小小的家庭，人多的时候甚至挤进了十几乃至二十人，十分热闹。大家在欢谈畅叙之余，一起到外面吃个便宜饭，照个全家福，年复一年，竟成传统。以至于照相馆的老板一见众人来到，便说：“浙大同学会来了。”如此一来，本来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同学聚会，慢慢地变成了约定俗成的浙大同学会，一年聚会一次。当大家聚会时，又唱歌又说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要玩什么就玩什么，有什么事校友都很帮忙。汤永谦和姚文琴都说：“像浙大校友这样同心同意一起玩，其他学校是没有的”。大家也因此更加热爱母校。　　1997年，阔别母校半个世纪的汤永谦和姚文琴第一次回校参观。当时正是建校100周年大庆之时，他们想给母校送一份小礼物，就问当时浙大校长潘云鹤、副校长吴健雄需不需要一个奖学金？潘云鹤表示，学校希望建一个学生活动中心，但是政府一直不肯拨钱。见母校有此需求，两人当即同意出资250万美金建一个学生活动中心。汤永谦说，“母校这么多年教诲，能做一点贡献我们很高兴。”2000年，浙江大学在玉泉校区将学生活动中心造好了，命名为“汤永谦学生活动中心”。9月份，两人再次回到母校，参加“汤永谦学生活动中心”的开幕典礼。抚今追昔，回想以前浙大学生没有开会的地方，没有办报的地方，只能在宿舍里聚一下，看到如今浙大学生有一个地方可以搞点活动，汤永谦感到非常高兴，还谦虚地说，“我很高兴为学生做了一点事情。”姚文琴则说：“我在浙大演戏时的戏台很可怜的，又破又旧，汤永谦造这么一个活动中心，也算是送给我的一个纪念。”之后，汤永谦、姚文琴二人为母校的捐资助学善举越来越多。值得指出的还有一件善举就是创办“文琴艺术团”。　　创办‘文琴艺术团，最初是潘云鹤校长的idea，汤永谦说：“潘校长跟我说，他想办一个艺术团，就叫文琴艺术团。”潘校长的这一提议再次引起汤、姚二人的共鸣，并得到二人的支持。汤永谦说，“我一向赞成学生有一些活动，浙大的学生念书念得很多，很多毕业后只会做专业的事，我认为应该有一些team work的活动，将来到社会上会有用处，所以很支持。”　　文琴艺术团很快就创办起来了。由于演出质量达到了较高水准，表演效果相当好，这支演出队伍已经走出校园、走出国境，甚至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演出。这支演出队伍还远赴美国纽约联合国演出，展现古老的中华文化，传播独特的求是精神，引起巨大反响。对此，当笔者采访姚文琴时，她十分甜美而骄傲地回忆着：“文琴艺术团到台湾演出，是我带队；到美国联合国演出，也是由我介绍给观众。这次回来，文琴的舞蹈、服装等又进步很多，如果要排一些经典的剧目，我还可以帮些忙。”　　笔者问两位长者，“为什么对浙大如此情有独钟？”他们说：“我们在浙大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我们从母校出去是流浪的，我们不爱母校爱谁呢。”他们还说，“看到中国的今天，我们已经很开心；看到浙大的今天，我们更高兴！浙大最特别的是校风，旁的学校都没有这么好的校风。浙大的教授、同学都有“求是”的精神，在很困难的环境下，能够做很伟大的工作。工作辛苦的人，成就的会比较多一些。希望母校能够继续营造好、维持好这样的校风。”——他们就是这样深爱着自己的母校！

来源：浙江大学校史研究网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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