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斯兰政治复兴史看伊斯兰世界世俗与民主的相容性（上）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的关键战略。在“一带一路”沿线，共有17个伊斯兰国家。研究沿线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状况，对于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促进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合作与投融资具有重大意义。大公研究院从伊斯兰政治复兴历史的角度，分析伊斯兰世界政治与社会发展趋势，并撰写了本研究报告。
在西方各国的价值体系中，世俗与民主一直并列构成自由主义的关键象征，而“君权神授”的绝对君主制度被西方传统价值观视为与现代化潮流背道而驰。世俗主义本应冲破宗教权威对公共议题的干预为民主实践提供肥沃土壤，但普选下伊斯兰政党的纷纷上台及“阿拉伯之春”后共和制国家的乱象都揭示出了世俗化与民主化的相容障碍，从而催生出对世俗民主这两个西方普世价值观在伊斯兰世界兼容性的思考。本文将首先考察民主冲击中伊斯兰政权的复兴史，再从两方面阐述伊斯兰世界世俗化与民主化的矛盾所在。一方面分析伊斯兰政治复兴基础；另一方面探究世俗化风潮为何没能给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实践提供良好土壤。
民主下伊斯兰政权复兴史
19世纪初期，伴随着殖民与反殖民战争的兴起，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伊拉克和叙利亚等伊斯兰国家中的世俗主义-现代派势力通过将伊斯兰教从政治领域排斥至社会领域，对国家进行了世俗化改革。取代以宗教认同为根基的政权概念，建立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主权概念。在现代化浪潮中，土耳其曾一度成为众伊斯兰国家发展模范。而事实上，在土耳其进入多党民主制转变后，民主屡次成为了伊斯兰政治野心的实现推手。无独有偶，在美国强烈支持下巴勒斯坦进行了立法委员会选举，但最终“原教旨主义”背景的哈马斯在2005年胜选，国内政治生态被颠覆为中东局势增添不确定性。最后，随突尼斯民众抗议演变至革命之后，伊斯兰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诉求运动，在中东搅起巨大波澜。欧美曾将此次运动誉为“阿拉伯之春”， 但随着运动推进，伊斯兰政党纷纷上台，极端宗教势力横生撕裂国家稳定基础。在或自发、或被动接受美国民主输出后，伊斯兰世界国家纷纷谱写了一部“伊斯兰政治复兴史”。
土耳其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于1922年领导土军队战胜希腊军队确保国家独立，其成功领导的反殖民战争帮助其获得了民众赋予的合法性，于次年建立起土耳其共和国，成为第一任总统。随后，凯末尔在土耳其进行了一场激烈而全面的世俗化改革。在其执政时期，世俗派精英阶层采取了高压、甚至近似独裁的手腕对伊斯兰保守主义进行压制。在政治上废除哈里发、苏丹制度；生活上，禁止男性青年蓄胡须，鼓励妇女摘除头巾脱去长袍，鼓励日常生活西化，限制宗教活动；文化上，改变阿拉伯文字为拉丁文字。利用军队势力对宗教政治势力镇压。虽土耳其在“全盘西化”上走的很远，但强制下的世俗化与社会传统伊斯兰文化撕裂仍然存在。
当凯末尔建立的军政府在向多党制民主进行过渡后，伊斯兰势力日渐活跃，并与世俗捍卫者的土耳其军队产生激烈的博弈。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在建国后五十年之间伊斯兰政党不断被选举上台，而军队为维护其世俗化革命成果在建国后五十年内进行了三次军事政变。在共和人民党初步建立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后，为了继续推动西化、自由化进程，土耳其于1946年由一党制国家转变至多党制民主国家。政党内对宗教保守势力的打压渐微，为伊斯兰的复兴创造了可行的环境。在1950年的国会大选中，伊斯兰保守主义的民主党击败前执政党共和人民党，获得执政权力。民主党于50年代中期开始复兴伊斯兰教，同时进行言论管制并对共和人民党进行迫害。在关键时刻土耳其军队发起政变成功推翻民主党政府，进行了第一次世俗化维护的军事政变。60年代，在两次被美国背叛后，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涨，政府开始重新寻求与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国内伊斯兰思潮又开始兴起。在土耳其国内政党林立局势混乱之中，正义党以其宗教复兴为主要诉求，迎合民众宗教诉求，获得了国会大选的胜利。1971年面对执政党的分裂，军队向两元议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重新建立政府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结束国内乱局，恢复国家世俗民主秩序。在70年代末期，在中东国家伊斯兰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土耳其穆斯林宗教情感急速增长，宗教保守主义政党的再度登台，重新让土耳其陷入世俗化破碎危机。军方第三次政变，艰难维护了世俗化的改革基础。如今，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虽主张在宗教与世俗间寻求平衡，但仍难掩其宗教保守主义背景。总统埃尔多安宗教色彩浓厚，并伴随集权阴霾笼罩土耳其政治环境。土耳其难免再度陷入伊斯兰主义复兴浪潮。
巴勒斯坦
2004年阿拉法特病逝，巴勒斯坦政坛被迫重新整合。期间各派别代表要求进行立法委员会选举。哈马斯积极宣布参选。哈马斯，作为一个集宗教性、政治性为一体的组织，其前生是有亚辛创办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中心”。具有极端宗教色彩的哈马斯参选引起了当时执政党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以色列的反对。以色列总理曾一度为此访问美国要求布什政府反对此项选举的进行。但作为其“大中东计划”推行的一致性考虑，布什政府拒绝以色列要求，并表示“美国政府需要给予巴勒斯坦改进其政治进程的空间”。随后，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如期举行。在反美反以色列情绪的推动下，哈马斯在巴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法塔赫，赢得选举胜利，获得了单独组阁政府的权力，并给布什政府的“大中东计划”当头一棒。
阿拉伯之春后伊斯兰政党的集体复兴
在阿拉伯之春之前，伊斯兰世界的教俗关系是趋于稳定的状态，总体来看，世俗主义稍处上风，虽宗教势力一次次回潮，但是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威权或皇权的压制。但在阿拉伯之春后，政治伊斯兰势力变得愈发活跃，整体宗教势力大幅上升。2011年前后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曾一度被西方誉为“第四次民主化浪潮”。但伴随着极端宗教势力的泛滥和社会动乱的频发，“阿拉伯之春”俨然演变为了“伊斯兰之春”。伊斯兰政治势力循美国推进民主化进程之势,先后在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科威特等国赢得政权。而伊斯兰政党普遍的执政经验缺乏和共和制伊斯兰国家中激烈的教俗冲突，让“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多国纷纷陷入社会紊乱，民族分裂日趋严重，教派争端迅速升级，以民主、发展、经济振兴、民生优化为诉求的“阿拉伯之春”俨然演变为了“伊斯兰之春”和“阿拉伯之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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