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大型研究调查发现，民众对于贫穷原因的认识产生很大的转变，从过去认为是自己的能力不足与不够努力，到现在归咎为不平等的机会与不公平的经济，显示民众信心正在减弱，悲观情绪正在加剧。这份调查是由哈佛大学社会学家马丁·金·怀特与斯坦福大学“大数据中国”联合创始人史考特·罗泽尔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合作进行。在过去20年中，怀特的研究团队曾于2004年、2009年和2014年进行几轮的反覆调查，最新一轮的调查是在2023年通过网上进行。数据显示，跟先前几轮的调查相比，很明显，人们对经济中的不平等机会与不公平体制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自己的责任越来越少，而对经济体系的责任越来越多。在2004年至2014年间，受访者认为能力不足、努力不够和教育程度低是造成贫穷的主要因素。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排名第5，经济结构不公平排名第9。原本排名倒数的系统性责任在2023年的调查中显著拉升，现在的受访者认为结构性因素是解释人们贫穷的最重要因素。机会不平等跃升至第一大原因，不公平的经济结构跃升至第3名。教育仍然是第二重要的因素，但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本身就是广泛而持久的不平等根源和症状。该调查也询问了国人为何富有的原因，结果显示，个人层面的因素，分别下降至第4位、第5位和第7位；同时，结构性因素，包括良好的人脉关系、更多的成长机会以及不公平的经济结构，变得更加突出。跟几十年前相比，如今的群众对国家经济体系和机构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机会的信心下降，但此结果尚未显现出“社会火山”喷发的迹象，因为人民长期以来已经接受了国家的不平等和自己的生活轨迹。然而，人们的不安情绪日益加剧，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感觉更加普遍。香港城市大学徐全博士表示，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社会流动的速度已经变得越来越缓慢。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让年轻人看不到向上流动的机会，失去信心与希望而变得越来越悲观。他说，中国古籍《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曾经说过一句话：“祖旺留原籍，家贫走他乡”，这句话放在中国现代社会也很有现实意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家族在当地很有势力，那么留在原籍是很舒服的；如果家族贫穷，就去远方发展。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的青年人喜欢往一线城市去流动，因为大城市的机会多，相较于用人情社会纽带为主的小城市而言，竞争也相对公平，但问题是大城市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竞争太过激烈，而且生活成本高昂，如果想要在大城市立足，还会牵涉到买房的问题，这对年轻人是非常巨大的负担。但要他们回原籍也不可能，这些人就是因为在原籍没有立锥之地，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与地位，才没有办法在家乡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才会想到大城市去闯一闯。“所以他们就成为非常可怜的一群夹心阶层，现在他们是远方也待不住，回去也回不了，他们就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最后会形成社会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徐博士表示，最近有一名来自宁夏的年轻女子陈尸在西安出租屋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名女子数次考GWY笔试都第一名，却屡屡在面试时被刷下而未能“上岸”，这则新闻之所以引起网友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它相当程度地反映了民众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怒与不满，也凸显社会就业压力下的时代悲歌。改革开放的红利已经慢慢消失，现在进入到社会分配制度的问题，过去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权贵阶层必须要释放出相当一部分资源给普通大学生，否则社会动荡只是早晚的问题。就在本月，先是在杭州发生了有外送员在送餐时，不慎将栏杆踩歪，惹得外送员向保安下跪，请求归还钥匙，以免影响其他订单派送。后在青岛也有一大学生摆地摊卖小玩具，被戴袖标的人士阻拦破口大骂，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如果中国的大学生或青年仅仅是对自己失去信心的话，那么他顶多做一个颓废的躺平青年就可以了，可是现在问题是不单单躺平而已，当年轻人对整个国家社会民族都失去信心的时候，整个社会民情、人的心态和道德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社会极端化事件可能会变多，“其实我最担心的最大的悲剧是底层人民的互害”，徐全说。他认为，这对国运和整个民族的前途无疑是悲哀的，因为今天每一个在底层接受过知识教育的青年人，一但出现悲凉的故事，都会引起网络的巨大共鸣，这个共鸣的背后其实是泪水，最后会导致整个社会没有创造力。民众对体制不公平的感知和判断并不是近日才形成的，民众（尤其是非体制受益者的民众）其实一直以来都知道体制的不公平，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具有压迫与剥夺型社会的特点。不过，民众普遍存在另一种心态，叫“民不与官斗”，就是明知体制很不公平，也不挑战体制，民众对体制的不公平性具有高容忍度。他们一般希望维持还过得去的个人生活，或者如果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在这个不公平体制的阶梯上有所攀爬，这样的基本心态极大程度维系了社会的非公义结构。用“社会火山”来描述这种压迫与剥夺型社会的深层心理机制是很恰当的。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经济繁荣的时期，大家就会倾向于乐观心态，属于火山平静期。当下，开始将不满指向体制和既得利益阶层时，社会就会逐渐步入动荡期。正是因为民众心理期待的两个层面都已经进入死局，不要说进行阶层的攀爬，就是连生存都可能受到逐年加剧的挑战，这就是当前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有句古话叫“穷则思变”，这个“穷”虽然有穷苦之意，但更多指得是“穷途末路”，在民众大量失业、破产被逼跳楼、生病无钱医治回家等死、遭受冤屈求告无门的情况下，当涉及的民众数量越来越多，阶层越来越广时，首先可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就是刑事案件增加，而反应或预防措施就是更大量地抓捕和更高强度的维稳，这些都为可能的“社会火山”蓄积喷发的能量。在躺平、佛系生活、烂尾娃、青年养老院之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历史的垃圾时间”流行词，反映出民众对生活的无奈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