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要什么？

在讨论了我们所有需要讨论的问题后，我们自然而然地就回到了一开始我们就提出的终极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到底要什么？

生命、特别是人类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还有可能拥有和地球、星空、宇宙对话的力量。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个微不足道的个体，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自己。“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就是历朝历代的人们，特别是知识者的哀叹哀鸣。个人的生命如此渺小、如此短暂、如此无关紧要，那么，我们为什么而活着？我们到底要什么？

我们一开始就说，宇宙本来没有好坏、没有对错、没有善恶、没有价值。是生命出现以后，才带来了这些东西。所以，生命可能就是为了给宇宙赋于价值而出现的。而且，说到底，生命本身也无所谓价值。生命赋于自己什么价值，生命就有什么价值。所以，对任何生命来说，它永远不能回避的就是这个问题：你到底是谁？你到底要什么？

一切个人的追求，最终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词表示：幸福。但是，对幸福的解释，又有四种完全不同的答案：

第一，幸福就是财富。认为幸福就是财富，可以称为物质派。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贫困史、短缺史、匮乏史。我们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中，都深深陷入贫困、匮乏、短缺之中。与此相伴的，是辛苦、劳累、折磨和奴役等等。物质财富的严重不足使得绝大多数人一直就把丰衣足食、温饱有余当作人生最大的追求。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上一层楼，可以穿金戴银、拥有豪宅名车，有更多的自由和闲暇，那就更是人生成功的标志，是人的幸福的证明。这种个人的追求，也会在群体中强烈表现出来，所以，从国家的角度，追求国民经济的高效率、高增长，追求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GDP，也就成了大家都认可的国家目标。

但是，当生产力真的发展起来了，生产效率真的大幅度提高了，劳动时间真的大幅度缩短了，财富和自由似乎也越来越充分地涌流出来了，人们却并不感到比过去更幸福。那么，到底什么是幸福，就越来越成了一个问题。

第二，幸福就是快乐。认为幸福就是快乐，可以称为生物派。这一派认为，幸福不是物质财富的多少。而是人类自身的快乐与否。从人类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创造的财富确实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人类自身的快乐似乎并不和财富的多少相关联。在很多时候，甚至反而是财富越多越不快乐。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幸福感进行观察、判断和测量。为幸福制定一套测量方法。

不过，这样一来，人们又遇到了难题，那就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幸福最终是每个人自己的主观感受。所以你无法直接从外部来测量。你勉强能够测量的，只可能是每个人对自己主观感受的描述。这样，所谓测量幸福，现在就转化为：对每一个人自身感受的描述的测量。

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测量通常采用问卷方式。比如，在美国流行的坎特里尔量表（Cantril Scale）就是这样一种工具。这种衡量方法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把人们对目前和将来生活的评分结合在了一起。 

具体地说，坎特里尔量表的测试是这样进行的：请你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从0到10这样一组逐步上升的台阶。0代表你可能处于的生活最恶劣的状况。而10代表你可能处于的生活最美好的状况。现在你自己评价一下：你正处在其中哪个台阶上？未来五年后你又可能处在哪个台阶上？显然，这样一个量表把这些问题：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满意到什么程度？你对未来乐观吗？乐观到什么程度？都简单而有效地转化成了数字。

用这种量表在全社会甚至全世界进行测试，如果我们发现收入高的人平均分数就高（比如说是8.9分）；收入低的人平均分数就低（比如说是4.1分）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出结论：金钱是幸福的一个主要因素。

同样用这种方法我们还可以比较：结了婚、有配偶的人是不是就一定比单身、离婚或丧偶的人更幸福？身体健康的人是不是就一定比患病的人更幸福？甚至还可以用来比较：生活在所谓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制度下的人是不是就一定比生活在专制主义独裁主义制度下的人更幸福？从而总结出相应的影响幸福的因素。

我相信许多人已经猜到了，在用这种量表进行了大量测试后，得出来的实际结论，和人们的想象大相径庭。金钱、婚姻和健康对人的幸福感的影响，绝对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巨大和强烈。更不用说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其他种种因素。

关于幸福的一项主要发现是：幸福与金钱、财富、健康甚至政治制度等外部客观条件关联不大，而主要受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是否相符合的影响。比如你想要一辆自行车，你就得到了一辆自行车，你就会感觉很满足。但是如果你想要一辆全新的法拉利，结果得到的是一辆半旧的菲亚特，你就会感觉非常失落。现代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绞尽脑汁通过编制科学量表，又经过大量采样测试，分析了无数的数据，最后得到的幸福结论就是中国古代先哲老子在2500年前说过的一句话：知足而常乐。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既然幸福的核心要义是“知足常乐”，是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相符合，是期望和现实相一致。那么，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比如，今天美国无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它肯定都是几乎所有亚非拉不发达国家政府的敌人。因为它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力量，又喜欢通过好莱坞电影向全世界拼命渲染和显摆它的高尚、优雅、富裕、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完全不切实际地大大拉高了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理期望值。吊足了他们的胃口。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国家的政府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最终必然会表现在本国的社会生活中上。

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种思维谬误是：我们很可能会把自己的期望放在别人的身上，从而错误地推测了别人的感觉。比如说，由于现代城市住宅良好的上下水系统，使你早已习惯了每天洗脸洗澡换衣服。当你看到古代游牧民族或者北域农民几个月都不洗一次澡，几天都不洗一次脸，也不经常换衣服，你会感到他们的生活是何等的痛苦悲惨不幸呀！其实也许他们就是那种生活习惯，他们根本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更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幸福。同样，我们习惯了飞来飞去、风驰电掣的交通，不由自主会用怜悯眼光来看待古人蜗牛般的旅行。事实上，我们很可能完全领悟不到古人那种“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消魂乐趣。

所以，历史地看，人类社会完全可能存在这种状态：尽管今天物质文明的高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由于亲情疏远、家庭崩溃、社会失调，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幸福感还不如公元十世纪到十二世纪时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个和谐温馨的伊斯兰乡村家族中的农民。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说过，他认为历史上最幸福的人是生活在宋朝的新疆人。

甚至就连我们非常看重的“自由”，也可能成为我们的不幸福的原因。虽然今天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另一半，选择自己的朋友和邻居。但他们也可以自由地选择离你而去。在自由的旗帜下，人们越来越难以真正信守承诺、不弃不离。社群和家庭的凝聚力不断下降，甚至解体。这个世界让我们感到越来越孤独。

对幸福的研究最令人震惊的结果来自生物学家。尽管现代生物学家也像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使用问卷和社会统计方法，但是，他们只会把这些统计数据与人体的生理结构相联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完全取决于他体内的“快乐”激素的含量水平高低。已知的“快乐”激素包括血清素、催产素和多巴胺等。人体内这些激素含量的提高会使人感到愉悦、快乐和兴奋，使人变得亲和、友善，更愿意和别人交往而不感到孤独；甚至使人变得更慷慨、更无私和更富有同情心。而人体内的这些激素含量不足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包括抑郁、烦躁、狂躁，不友善、攻击性强，甚至有伤人或自杀倾向等。

显然，生物学家和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一样。生物学家认为我们的心理情感（包括幸福感）并不是由外在的因素（比如你的金钱收入、社群关系、政治权利等）决定的。而是由神经、神经元、神经突触以及体内各种生化物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决定的。所以我们感到幸福快乐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升了官、发了财，娶了媳妇、生了儿子……。我们能够感到幸福的唯一原因，只是因为我们身体里的“快乐”激素水平上升了，通过我们的神经细胞，让我们的感觉器官享受到了快感。

生命通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形成了一系列复杂的生化机制，这其中就包含了快乐感和痛苦感。快乐感是一种奖励机制，鼓励生物去做一些对它们意义重大的事情。比如，异性之间发生性行为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情，如果不用强烈的快乐感作为奖励，我想无论男人或者女人都不会愿意去完成这么复杂的任务，那么生物就不可能繁衍，基因就不可能传递下去了。所以需要演化出快感来奖励这种行为。同样，痛苦也是需要的。对生物有害的一些事，需要用痛苦来惩罚。比如说：被火烧伤、被刀割伤，如果不痛苦，生物就不会对之加以充分的抵制、对抗和防御。当然，快乐和痛苦都有一定的限度，都以不伤害生命的总体状态为原则。因此，过度快乐和永远快乐，或者过度痛苦和永远痛苦都是不足取的。生命体一定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不过，显然不同的人的平衡点也不同。有些人的平衡点更偏向快乐，另一些人则偏向痛苦。所以，有些人是天生的乐天派，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挡他的幸福快乐。而另一些人是天生的抑郁者，不论什么天大的幸福，也不能使他真正快乐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可能就是你的基因决定了你快乐幸福，或者不快乐不幸福。我自己观察：我是属于极少数那种恰好平衡点在正中间的人。所以，我永远是既不很快乐，也不很痛苦。并且遇乐则笑，遇苦则哭。喜怒皆形于色。

如果我们完全接受了生物学家的这一套理论，我们就会面临一种有趣而不可思议的前景：对人类来说，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生物科学。我们只要集中全力投入巨资研究出一种让人们快乐的生物化学方法，研制出一种能完全操控人类生物化学机制的药物，那么，无论我们是不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和物质财富生产发展上取得所谓进步成果，我们都能够让全人类立刻幸福起来、快乐起来。各国政府再不用为人民的不满和抱怨而担忧，更不可能会有骚乱、暴动或起义。天下从此永远太平。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最重要的立法：社会全体公民每人每天必须在规定时间服用一次那个特种激素药物。而且永远不能停下来。就像今天的抑郁症患者必须每天服用百忧解（Prozac）一样。

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能接受生物学家对幸福的这种研究吗？完全接受？大部分接受？小部分接受？还是完全不能接受？为什么？

对于生物学家创造的实现人类幸福的路径和方法，多数人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只有少数的人对此表示兴趣。究其原因，生物学家对幸福的研究，后面包含着一个未经证明的生物学假设：

幸福 = 快乐 = 快感

这样，人类追求幸福的努力，就被他们直接转化为追求快感的努力。为了便于和持其他幸福观的人作比较，我们把他们简称为“生物派”。

也许生物学家的这种假设，在除了人类之外的生物界是正确的。不过，对人类中的大多数来说：幸福中尽管包含着快感，但绝不会仅仅等同于快感。这也是多数人认为，自己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之所在。这里显然不排除，有少数人认为，人和动物的感觉是完全一致的：幸福就等于快感。注意：我们的这种论述，完全不包含对被我们称为“生物派”的人们的语义歧视。

对更多的人来说，幸福不仅仅等于快感。幸福更取决于价值观。为便于比较，我们管这一派叫“价值派”。

第三，幸福就是意义。认为幸福就是意义，可以称为价值派。尼采说过：“一个人如果知道为什么而活着，他就能承受一切而活下去。”显然，意义不是欢乐、不是愉悦、不是快感。意义是我们投身到比个人生命还要重要的行动中去的时候的感觉。如果我们说，某件事情是有意义的，那就意味着它不仅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而且是对一个更宏大的群体，比如社区、地区、民族和国家，甚至整个人类都是值得去做的事情。那么，怎么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呢？很简单，就是把你自己日常做的事情和另一件超过自身范围大事情联系起来。那件事情越大，效果就越好。因为，在宏大主题下，我们自身就会变得无关紧要。而你附着的事情越大，你能获得的意义就越多。

意义是人类独有的东西，意义反映了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有人活着是为了让自己的下一代幸福；有人活着是为了让自己的来世幸福；有人活着是为了让自己的祖国安全强盛；有人活着是为了让自己的知识造福于人类；有人活着是为了平等、公正、正义和自由的光芒照亮人间。……这些不同的意义观，给人以不同的追求。为了自己的追求，人们不但可以承受快乐，而且能够承受痛苦。谁都不能保证在自己选定的生活中，快乐就一定大于痛苦。但是人们只要有了自己坚定的价值选择，就能从这一过程中感受到巨大的幸福。

举例来说：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把子女从婴儿养育成人的过程。其中充满了劳累、折磨和烦恼，以及有限的愉悦、欣慰和快乐。现在的孩子几乎个个都是专横跋扈、脾气恶劣的小王子小公主，特别对他们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更是这样。顺便说一下：整个自然界只有在人类中存在由祖父母带领养育孙儿女的奇特现象。而在人类中，只有在中国这种现象才达到普遍而极致的程度。不过，你听听中国的父母、特别是祖父母怎么说？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孩子是他们的主要幸福之所在！是上天给他们的最大恩赐！这不就是价值观在起作用的证明吗？ 

当然，更广义的意义是人类经受过的更为强烈的苦难或者不幸，它们对人类构成了非凡的意义。在这方面，犹太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1905-1997）作出了独特而非凡的贡献。他本人和他的家庭在纳粹时期都被关进了集中营，他的父母、哥哥、妻子都死于毒气室，他能活下来堪称奇迹，而他在如此极端环境中下对人类心理作出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使人类找到了绝处逢生的特殊意义，找到了战胜极端痛苦的特殊力量。与这种生命的意义相比，世俗的成功、快乐和幸福都太微不足道了，它们只是人生意义的副产品，有时你越想要得到反而会越适得其反。

人们的价值观各有不同，甚至可能完全对立。比如现代价值观包括了人文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对于最强烈地从价值观中获得幸福感的人，这些价值观甚至能给他们带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承受痛苦的力量。不过，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按照他一贯的思维方式指出：从纯粹科学的角度看，这些貌似对立的价值观，其本质完全相同，没有高低上下之分。都是人类虚构的故事而已。人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人类不是自然界有目的进化的结果。人类只是地球生命演进中盲目而偶然的产物。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圣使命和永恒目标。如果明天地球遭遇外星人入侵，或者被小行星击中，人类全部毁灭，宇宙将毫无感觉，而仍然照常运行。所以人类对自己生活赋予的任何意义和价值，不过是自己的幻梦和错觉。

这种结论多么可怕呀！使人类保持幸福感的价值观，其实只是一种幻觉错觉，只是自己在骗自己。赫拉利有时就是这样无情。不过在这里，他也解释清楚了他前面所说的，人类会相信虚构故事的原因。那就是这些虚构故事往往会给人很强烈的幸福感。

无论“生物派”认定的快感幸福，还是“价值派”认定的使命幸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认为：幸福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主观感受。而把这一点发挥到极致的，恰恰是现代自由主义。我们把他们称为“自由派”。

现代自由主义是当今世界最流行的思想潮流。它将个人主观感受奉若圭臬，认为只有这些感受才是一切权力最根本的源头，当然，也是幸福的中心。无论好坏、美丑、善恶、对错，都应当由每个人自己的感觉来确定。自由主义的政治认为：选民永远是正确的，没必要由政府老大哥来告诉他们该如何选择。自由主义的经济认为：客户永远是正确的，市场决定一切。自由主义的教育认为：学生的自主性高于一切，学生要多为自己着想。自由主义的艺术则认为：各花入各眼，看的人觉得美就是美。现代自由主义无孔不入地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给人们洗脑，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这样的口号：“忠于自我”，“倾听你自己的心声”，“顺从你内心的渴望”。卢梭的总结最为经典：“我觉得好的，就是好的。我觉得坏的，就是坏的。”

事实上，什么也对抗不了自由派，不是吗？连朝鲜这样的国家，他们不是也要自称为“民主主义”国家，还把这个词儿写到了自己的国名中。他们的领导人的一次正式公开讲话不也要一百次提到“人民”、“民主”和“自由”这一类词汇吗？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们根本不准备兑现。但他们不能不用这些词儿，这就说明了自由派还在历史的山顶等着他们上来呢！真正能够和自由主义幸福观对抗的，不是专制集权的力量，而是宗教的精神。宗教精神的核心是超越自我。所以我们可以把最后这一派称为“超越派”。

第四，幸福就是超越

世界上大多数宗教本质上都是反自由派的。它们都不相信个人的自我感觉和主观感受。他们认为美丑、善恶、对错、好坏都有客观标准。这些标准是先验存在的，并不以个人的感觉为转移。而且人性总是软弱的，如果听任每个人自己选择，多数人可能会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谈情说爱，而不是向主忏悔和祈祷。因此每个人都应当超越自我，向更高的标准迈进。所以我管他们叫“超越派”。

当然，如果考虑得更深一些，显然，那种仅仅让人们放弃外在财富、地位和情欲，只关注自己内心情感的修行，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快乐来自内心”的巢臼。仍然和前三派有或多或少的瓜葛和联系。代表不了真正的宗教精神。

在各种宗教中，佛教对幸福的研究最深入也最彻底。因为它主张：“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佛陀：四法印）按照佛教的观点，客观世界和主观感受都像大海的浪涛那样，瞬息万变、无法捕捉。苦水肆意泛滥，哪里有什么愉悦可言？一切都是幻象，哪里有什么自性存在？如果你仍然认为幸福可以在时间、空间和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找到，那你就远未放下，远未顿悟。

按照佛教的观点：快乐既不取决于外部客观世界，也不取决于内心主观感受。外部世界过眼烟云、极其脆弱，不足以让人依托。主观感受酸甜苦辣、奔腾起伏，也没有实际意义。人生的最高境界，幸福的最后标志，就是彻底放下。这种放下，不仅包括对外在的功名利禄、事业成就的彻底放下；同时包括对内在的所谓快乐良好的主观感受的彻底放下。只有外在和内在的追求都不复存在了，你才算真正到达了寂静而幸福的最高境地。这就是涅槃重生的意义。

分析到这里，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禅宗六祖惠能的四句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佛教的这种高远境界，常使我想：既使太阳熄灭了，地球停转了，人类灭亡了，佛陀仍会在那儿拈花微笑。这也是佛教有可能超越其他宗教的机会。

我所知道的许多智商绝高的科学家、技术家、投资家和金融家，其中包括我的一些朋友，最后都诡异地皈依了佛门。侯小强同学也曾向我特别推荐读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我想，到了我的晚年，如果我的心灵，它真的不愿意再随我永远漂泊，要给自己寻找一个最后的归宿，很有可能那就是我的佛门。

（本篇中的部分内容改编于我过去写的读《人类简史》等书的读书笔记。所以，本篇中较多引述了以色列历史学者赫拉利的观点，被引述的还有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的观点，特此说明。）

品读之后，

愿享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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