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数字游侠”：微信群、在线文档中迸发的救援力量 | 病毒与未来②
病毒与未来 |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将和智库专家、特约作者一起，与你探讨新冠病毒可能对互联网产业、社会组织、商业世界带来哪些影响，记录并呈现不同行业、不同人群在特殊时期的不同行动。敬请期待。
今天，是本系列的第二篇。在获知疫区物资匮乏的时候，有些人选择站了出来。他们积极共享自己的资源和人脉，通过微信群、共享文档和开源平台进行开放协作、信息公开，为这场自发的抗疫行动贡献力量。现在，让我们把这群人称为疫情下的“数字游侠”。
你或许也是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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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云2013年4月23日，四川雅安地震后的第三天。大学生王峰搭车来到距离震中仅十几公里的太平镇，他第一天的工作内容是，挨家挨户走访，记录每个家庭对生活物资的需求。第二天，他将汇总后的信息发在了某救援队的微博上，并附上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很快，来自全国各地的热心电话打了过来。
电源、手机和微博，在2013年，这是身处灾区前线、真实了解当地需求的志愿者们的必备武器。但这些武器依然很难保证救助工作的高效和精准。
有好心人看到王峰发布的关于“棉衣”的需求，经过简单沟通，几天后，几大包写着“棉衣”字样的包裹便搭车来到村中，拆开之后，志愿者们发现这原来是一包大号童装。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当遭遇降温天气，王峰所在的村子里便会多出许多穿着统一样式童装的村民。
近七年后，当王峰决定投身另一场由“新冠病毒”催生的救助行动时，他发现一切都大不相同。那些能够熟练使用微信、共享文档甚至代码技术的“数字游侠”成为救援行动中关键的连接力量。
众多想要为疫区献一份力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在不同的微信群中聚集，积极分享物资供需信息，并向自己的朋友圈求助。而那些更有经验的人，他们用共享文档对信息进行整合，以此解决信息不对称、不及时的问题。随着需求的增加，更多的群被建立和命名，专门解决某一类需求的团队逐渐成型，开发出疫情地图、辟谣平台、患者指南、物资对接平台等形态丰富的产品。
去中心化甚至开源的协作方式，公开透明、可被监督的行动理念，这些都受到了大多数团队的认可。同时，对第三方机构的不信任也强化了人们“点对点”的服务意识。
“将医生和物资以最短的路径连接在一起”，这已经成为人们惯用的思考方式。
为了记录下这场由“数字游侠”们推动的救助行动，了解他们组织和协作的方式，我们采访了几位亲身参与其中的志愿者，同时结合网络上的信息，在此讲述这些不容忽视的“数字游侠”们的抗疫故事。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只是本次疫情下自发救助的冰山一角，更多的网民只是在人手紧急或资源不足时“顶了上去”，但众多“打酱油式”的参与叠加在一起，缓解了疫区物资短缺的燃眉之急。
我们很难确定哪一个时间点是这场疫情真正的开始时间，但我们可以知道，这场自发的救助大约始于除夕夜。
除夕夜，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胡轶主任与同事在进入隔离病房前录下了一段“武汉加油”的视频。视频中，胡轶主任腿上绑了一个塑料袋，他身旁的医生没有防冲击眼罩，口罩也不是N95口罩，只是个普通外科口罩。
一线的医生没有物资了。在除夕夜，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在朋友圈引爆。
“武汉医生的年夜饭只有方便面，但那本应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回忆起当晚的事情，“Yo群”群主黄海均如此说道，他平日里的身份是职业成长社区职人社的创始人。在这个群中，聚集了一百余位与他身份相仿的同行——以产品经理为主，他们都是资深的互联网从业者，其中不乏许多知名公司的CEO和业务负责人。
“抱怨是无用的，不解决问题。”本着这样的原则，一场9个人的微信语音会议开始了，几名“Yo群”成员就当下的救援形势展开了讨论。
23点40分，前nice联合创始人曹大鹏拉了一个“支援湖北”的新群，作为整个活动的起点。大本营有了，接下来怎么办？“第一，捐钱；第二，给物资。”黄海均事后这样总结大家达成的共识。
“先捐一笔钱给武汉”，大年初一凌晨，黄海均将一条筹款公告发布在大群中，不到10分钟就募集了超过6万块钱。最终，第一批共86700块钱打入了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收款账户。
“刚开始没有经验，后来发现只捐钱改变不了一线医生没有物资的现状。我们就开始想办法搞物资。”物资调配本来就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涉及采购、交接需求、物流配送等多个方面，在特殊时期，难度更是大幅提升。
还没等他们想清楚这些，第一笔“订单”已经来了。一位武汉市江夏区某医院的朋友发来求援信息——口罩、防护服等医用物资告急。
群友们开始各显神通。
某公司CEO因谈判能力过人，主动担任起团队的BD，负责和物资生产厂家谈判；另一家公司的CEO主动担任起团队的设计师，为团队制作发布信息和招募志愿者的海报。
几笔“订单”过后，产品经理们明确了两件事：第一，定位：只做点对点的物资捐助服务，即只做将物资送到医生手上的物资捐助；第二，需要一套快速且可复制的标准化的方法和流程，这些文档必须覆盖采买、物资型号、医院信息等各个环节，即便新手也能靠这些文档快速上手。
对于一群产品经理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被标准化的。
罗子雄是业内有名的设计师，此时他对于口罩的“研究心得”发挥了作用。大年初一凌晨，他研究口罩相关文档到凌晨4点，整理出一份《物资标准文档》，里面列明了不同口罩的规格及使用方法，作为标准文档供大家使用。而丁香医生的首席产品架构师刘少楠，凭借自己对医生和医院的了解，梳理出和医生需求有关的标准化文档。
工作流程也快速的标准化起来，以“Yo群”做后盾，以“支援湖北”为大本营，他们又建立了名为“客服群”的核心志愿者群。随后，面向供需双方的“医院群”和“物资采购群”也逐步诞生，每当新需求出现，他们便在志愿者群中召集一人、建立一个新的微信群进行专门对接，每一家医院也有人定向负责。
这支“明星团队”很快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他们晒出了成绩单：7天时间，对接115家医院的需求，提供近六万只口罩、六千多只护目镜、数千瓶消毒液。其中的每一只口罩、每一瓶医用酒精都直接送到医生手中。
有媒体在文章中提到了这个由77名（实际数量最终为81人）产品经理开发的“开源项目”，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并没有开发任何一款真正意义上的产品。
一群产品经理怎么会没想过开发一个线上平台？
黄海均曾对此做过评估，他当时认为这样的物资短缺情况不会持续很久，很快会有人来“接盘”，因此开发线上产品的价值“并不足够”，还不如微信群与共享文档的组合效率高。
参与此次行动的腾讯高级产品经理林媛说，“在这个行动当中，我们不管处于什么角色，都在寻找最短路径，做成最小可行性产品，成功之后就快速往各个领域和各地省市去复制。这可能是我们和其他微信群组织不同的地方。”
基于长期的信任关系和个体高度专业化的协作水平，产品经理们将自己变成了产品本身，成为一款标准化产品中的一个环节。
他们像产品一样工作，在那一周里，他们用标准化的方法反复应对不同需求。他们秉承“要将物资送到医生手中”的“产品定位”，严格遵守那些存储在腾讯文档中的标准化手册，以此作为自己工作的依据。自始至终，这个团队也维持着80人左右的规模上限，保持着较高的敏捷度。
2月1日，经过谨慎的考察，他们决定将全部一百多个医院的群转交给了58同城旗下的“转转”平台，在这里，他们7天来的“成果”将有机会发挥更大影响力。
wuhan2020注定会成为众多平台中特别的一个。
许多年后，当人们再次回顾这次灾难中的“数字游侠”时，可能会记住两点，第一，当然是他们在危难时刻展现出的公众参与精神；第二，是由技术造就的全新的组织和协同形式。就第二点而言，wuhan2020是一场精彩的社会组织实验。
X-lab开放实验室表示，“该项目旨在统一收集本次事件中相关事务处理方的信息，并利用开源和分布式协作优势实时更新并通报，提供各方的联系平台。具体而言，其旨在收集各医院、酒店、工厂、物流、捐赠、捐款、预防、治疗、动态等信息，并进行统一收集与展示，以便各方之间的信息互通，有效调配社会资源。”
X-lab开放实验室是一群由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的师生所构成的“开放创新共同体”，背景包括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及其相关跨学科专业。
大年初一早上，开放实验室成员之一的Frank发来微信，表明想要以开源项目的形式建立一个面向疫区的线上平台。
“我们团队一下子都觉得是个好事，觉得技术人员也可以为疫情做点贡献了。” 开放实验室的负责人王老师说到，华东师范大学的王老师也是这一项目的发起人之一。
接下来，他们从实验室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名为《wuhan2020：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开源信息收集平台》的文章，经许多开源和人工智能类公号转发，两天之内就有了“10万+”阅读量。Github（一个面向开源软件项目的托管平台）和Slack通讯工具上的组织账号也陆续开通。
开源，英文为“open source”，指的是将某事物设置为可以公开访问的状态，因此每个人都可以修改并分享。这一概念起源于软件开发领域，那些可以被称为“开源”的软件，其源代码可以被任何人审查、修改和增强。现在的开源已成为一个理念、一种精神，那些倡导开放协作、公开透明、面向社区开发等理念的项目和产品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开源的特点。
以wuhan2020为例，在代码层面，它的全部代码都托管在开放的Github平台上，相关数据也都处于开放状态，任何人都可以访问、贡献；在协作方式上，wuhan2020采取全球分布式的协作模式，协作过程透明，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谁在项目中做了什么事情。
“公开透明，人人平等。这是开源项目的最大优势。”王老师说。
1月28日，团队官方发布的《致wuhan2020开源社区全体成员的一封信》中首次公布了其内部的协作流程。彼时，这一项目已有3000多位工程师在Slack上协作，活跃工程师约占20%——其中不乏海外工程师。此外，还有数百名志愿者在微信群中协作。
那些工作在微信群中的志愿者与工作在Slack上的工程师就像同一项目“一文一武”的两张面孔。
工程师们通过Slack和Github开展分布式协作，代码是他们的武器；其他看到招募信息的志愿者们会在一个名为“wuhan2020志愿者招募总群”的微信群中被分流，大部分人会进入信息组、协调组、宣传组、审核组、风控组等项目组，他们依靠在线文档、在线表格处理来自四面八方的供需信息。
即便只统计活跃志愿者数量，该项目的规模也已经相当于一个中型互联网公司，而这一切都是在几天之内完成的。
彼时，wuhan2020也登上了Github热榜。
在王老师看来，开源除了是团队对于专业技术和高效工作方式的共识，在当下的灾难场景下，开源也有一层特别的含义。他们认为，造成武汉物资短缺局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某些数据与信息的不透明。
“短短的几天，我们已经深刻体会到这种开发模式的威力，正所谓开源界一天，IT界一年。”信中写道。目前，wuhan2020团队已经上线了信息服务平台，在平台上，普通人可以查看疫情的实时数据，一线医生和物资供应方可以查看双方的实时需求。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与此相关的项目和人似乎正在聚集。
2月8日，该项目官方宣布，“2019-nCoV-Nav疫情信息导航站点”的开发者和wuhan2020开源社区经过讨论，决定将项目迁移至wuhan2020社区继续孵化。
“整个社区为之一振。wuhan2020开源社区非常欢迎新项目的入驻，也会在接下来的产品开发和运营等各个环节上对新项目进行大力支持，相信这必将会成为开源界在抗击疫病中的一段佳话！”王老师说到。
这个项目未来会一直存在吗，谁可以决定它的“存亡”？面对这个问题，王老师回答说：“会的，我们希望能够长期发展下去，它的发展方向也是由社区成员共同商量决定的。”
他们相信，开源的方式能够以代码的形式沉淀解决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基础设施，如果时间足够长、解决的问题足够多，可能会迭代出通用的解决方案的。
“这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长远目标，即搭建直接为疫区提供信息互通服务、为地方政府和社会解决急需资源信息流通的公共平台，并为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社会公共事件探索切实可行的信息采集应急方案。但目前，我们依然专注于当下的疫情，希望能够用技术的手段进行支援。”王老师说到。
截止今天，wuhan2020在Github上已经拥有超过5.5k的“Star量”。
明星团队、高校背景，这样的光环显然是稀有的，但这并不影响更多人成为“数字游侠”。
早在除夕前一天，在获知封城消息后，曾就读于武汉大学的子川意识到事情可能发生变化，一个名为“武汉救援群”的微信群被建立起来，他在朋友圈发布消息：“欢迎留在武汉的朋友们进群~”。
此时，是1月23日12点04分，武汉封城后的第二个小时。
等到除夕那天，这个群中的求助信息的发布越来越密集，群成员数量也迅速增加。在感受到武汉持续加剧的物资匮乏之后，群里的网友们自发开始了行动，“不只是我们，群里很多人都开始以自己的朋友圈为核心组成临时团队，开展物资协调工作。”
开发一个物资对接平台，这是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方法，一场看不见的“技术竞赛”也由此展开。
除了上文介绍的“wuhan2020开源社区”之外，还有许多团队也加入到物资需求对接平台的开发中，他们都在短时间里上线了自己的产品。随后，许多商业公司也加入到这个行列。
子川所在的“武心援”团队最初也有类似的打算，但看到越来越多的平台出现，他们决定把精力投入到解决新的需求。
“我们发现，很多团队整理的文档都是面向志愿者的，并非针对患者，而患者其实是非常需要得到帮助和指导的。”他们开始制作患者自助指南。
最新一份《新型肺炎个人自助手册（武汉地区）》为武汉地区的疑似患者、确诊但无床位患者等不同类型患者提供了详尽指导，在微博上引起了众多网友转发和点赞，拥有八千多万粉丝的演员姚晨也是其中之一。
与“武心援”的受众相似，“nCoV 支援”也将目标投向了湖北的患者。这支由几百名医生和公益人组成的团队，从大年三十起便开始通过微信小程序等形式为患者和疑似患者提供远程援助。他们对志愿者的专业水平要求很高，在对于专科医疗咨询、驻群医生、医疗小助手等岗位的招募中，均把临床经验等作为硬性条件。
更多的细分需求也被发现。比如因为发现母亲囤积板蓝根而决定开发辟谣平台A2N的武汉“90后”创业者杨慧杰。现在，他们的工作也不限于辟谣本身，开始囊括编写科普文章，翻译国外疫情文献、医疗器械资讯，查询医院、厂商信息等诸多方面。据《新京报》报道，他们的第一篇辟谣文档阅读量即过百万。
在这些团队的发起者中，有相当多的人并非技术从业者，或者本人并没有深厚的技术基础。但他们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技术信仰者，他们相信技术是推动改变发生的重要力量，相信开放、共享、协作、平等的互联网精神。在灾难面前，这样的精神闪烁着比往常更加耀眼的光芒。
曾为多个团队提供支持的志愿者北林决定成为各个组织间的“中间人”，以解决不同团队间重复开发、重复劳动的问题。他的朋友圈贴满了不同团队的最新进展和需求信息。
2月4日，北林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文章，言辞激烈的指出了在某些救助团队中存在的问题。问题主要在于，不同团队间重复性工作、因过度招募志愿者导致协作效率低下、大量人员“赋闲”、部分团队比起开发产品更热衷于宣传和推广自己的品牌等。
“所以我更进一步地在构想，如果所有互联网团队，尤其是各微信上的团队能够统一起来、统一行动，这样做将会加速大家行动不知多少倍。”北林在文章中写道。
“重复开发问题比较严重，一些团队也确实存在名不副实的情况，”王峰说，“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近7年前的雅安地震救援时，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但我依然为这次疫情下的救助行动感到激动。”
我们应该为之感到激动。
如果我们把这场以互联网为基础，以微信群、共享文档、开源社区为载体的灾难救援行动看作一场社会组织实验的话，我们现在很难判断它的成功与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实验异常的精彩和丰富。
在“Yo群”中，产品经理们因之前彼此熟识，因此信任变得简单，再加之每个人具备极好的专业素养和合作精神，小规模灵活作战模式成为了必然；而在“wuhan2020开源社区”中，开源是他们共识，也成为其高效协作的保障，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过开源训练的志愿者，这或许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去中心化的协作方式也被广为推崇。
大多数项目的发起者只是某个救助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而非传统意义中自上而下的领导者，在此基础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成员才能够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加入进来，共享自己的专业能力和人脉资源。
如文章开头所说，更多的参与者只是在人手不足时主动“顶了上去”，参与到救助行动。数量众多的“打酱油式”的参与不应被忽视。
我们还注意到，信息公开受到大多数团队的重视。
“宣传组”几乎成为团队标配，职业的媒体人、公关人和传媒专业学生投身其中，他们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招募志愿者，定期公布工作日志或项目进展，让工作处于公开透明的状态，这样的姿态又吸引到更多新人关注。
以上这些，不过是在过去20天左右时间里发生的事。
在“开源界的圣经”《大教堂与大集市》一书中，作者曾以大教堂和大集市两个意象比喻封闭和开源这两种协作模式。
与封闭的大教堂相比，开放的大集市的“混乱”几乎是必然的，正如我们在这次“数字游侠”自发行动中也看到了分裂、争执、冲突、不必要的竞争、过度的消耗、效率高低不一的协作等现象。
但我们也看到，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许多人在失序中寻找秩序的努力，网络、互联网产品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在他们手中成为救援的“利器”。
互联网让大规模社会化协作成为可能，而这场由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字游侠”们促成的“战役”让我们有机会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化协作？什么样的社会化协作方式才能将人类的智慧、勇气和行动力汇聚成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让我们在未来少受一些灾难之苦？
聊天时间
今天我们想和你聊一聊这个话题：
除了“在家闷着”，
普通人还有哪些参与抗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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