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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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期，地理君的朋友圈被乌里·斯特克（Ueli Steck）刷了屏
他曾以难以置信的高速攀登过许多高峰
也曾在不使用辅助吸氧的条件下登顶珠峰
然而，这位曾创下许多奇迹的登山者
却不幸命陨喜马拉雅山谷
“山难”一词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
今天这篇文章虽然完成于2003年
却可从作者对“山难”的解读中
领悟对高山的敬畏
和对山难受害者的惋惜
”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全世界死于游泳的人数约为30万，而死于登山的人不超过300人。当然，这并不说明登山不如游泳危险，只是因为参与这两项运动的人群基数不一样。登山是一项探险活动，它存在受伤和死亡的可能。所以它比别的“游戏”规则更多更细致。坚守这些规则的人，到达山巅，告诉人们那难以到达的地方有怎样的风景；但也有人，把高山的秘密永远埋藏心底，不能踏上回家的道路。他们或者因为大自然无法抗拒的力量，或者因为攀登中的意外，或者因为团队发生了问题。这就是登山中最无情的两个字：山难。仅仅在珠穆朗玛峰上，就已有近200具登山者的遗体常年陪伴着无言的冰雪……
真正地认识登山或许应该从山难开始。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
1996年，我开始采访中国登山队，1997年底跟着李致新、王勇峰去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那一次严重的高山反应让我对自己彻底失望，但也让我再也没有离开山一步。
1998年7月18日，梅里雪山。明永村一村民在上山喂牛回家的路上，发现海拔3800米左右的明永冰川上散落着大片五颜六色的东西。他怀疑那是1991年中日梅里雪山联合登山队部分遇难队员的遗物、遗骸。于是8月3日，中日联合调查小组到达该处，开始了清理和搜索。作为调查小组的一员，从此，我脑子里关于登山的种种美好而且浪漫的想象，统统开始改变了。
这一段冰川宽100米，长500米左右，坡度不大，较为平缓。当年的遗物、遗骸，随着冰川运动经过7年半的时间由5100米的3号营地几乎整体地移动到了3800米左右，崩落到这个“平台”上，散落面约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
搜索队队员袁红波说他第一眼看到那些五颜六色的碎片时，心里一阵发麻。他捡起的第一件遗物是日方队员工藤俊二的日记本，里面写得密密麻麻的，有玩扑克牌的成绩、有喜欢的歌词，记录了一个20岁大学生在雪山上曾经的快乐时光。在4天后的遗物交接仪式上，工藤的姐姐捧着这个日记本含着泪笑了。
而李致新、于良璞和罗申一眼望见了两条蓝色睡袋。
对于李致新来讲，那蓝色太刺眼了。1988年中日尼三国联合双跨珠峰时，他们队每人发了一条这样的睡袋。那么这肯定是宋志义、孙维琦两位老登山。两具遗骸相距30米，由于冰块的挤压，早已面目全非。但于良璞肯定地指着身材稍长一些的说：“这是孙维琦。维琦1米83，宋志义1米74。这件灰白格衬衣，是维琦最爱穿的。” 他们太熟悉自己的战友了，判断结果和3天后大理市公安局法医的鉴定完全吻合。
我没有得到许可，不能站到冰川上，只能在破碎的冰川边缘上遥望那些碎片。和我在一起的是小向导尼玛登珠。这个17岁的男孩是冰川脚下明永村的老乡。他说：“那些人心里很难受。”
“他们哭了吗？”我问他。
“没有，脸色不好看，那些人都是他们的朋友嘛。”
“雪山会爱他们的。”尼玛和村里很多人一样并不愿意有人登他们的神山，而这一天，他开始向雪山祈祷：“别下雨了，爱他们吧。”
第二天下午15∶55，当木世俊把找到的最后一具遗骸背出冰川放在安全地带的时候，明永村的上空突然出现了一道彩虹。晚上6点，中日调查小组结束了整个搜索工作，从山上背下来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21份骨骼标本，日方准备带回去作DNA检验。
李致新说，给17个兄弟也准备些吃的吧。于是小背包前堆满了饼干、小食品，还有17支香烟，其中一支是国产烟，因为孙维琦就喜欢国产烟。17支蜡烛，17支香，17朵鲜花，在梅里脚下静静缅怀。不远处，篝火点燃了，饭菜的香气也传播开来，生死之间，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其实谁也无法确切地描述，1991年时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有氧和无氧
伴随着海拔升高，空气会越来越稀薄，特别是在8000米的地方，氧气含量大约只有海平面的1/3。1875年，意大利人斯宾内利、赛维尔和蒂桑迪埃乘坐热气球升空。在气球到达8000米的时候，斯宾内利和赛维尔当即死去，只有蒂桑迪埃因气球破裂自动下降而获救。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在8000米以上高空，如果不使用氧气，必然会死亡。到20世纪50年代，国内外的一些航空生理学家仍然沿用着蒂氏的8000米“生物禁区”、“人类死亡地带”概念。
所以，特别是在珠穆朗玛峰的攀登中，单单关于氧气瓶，就可以讲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而各个营地、各个高度使用和遗弃的氧气瓶都非常可观。（下） 然而，这个生物禁区在1978年宣告突破，特别是1980年意大利登山家梅斯纳尔从珠峰北侧第一次单人无氧成功登顶，开创了人们探险的又一个新时代。（上）
梅里变幻莫测的气候和独特的地形使它迄今依然保持着“处女峰”的神秘。这个地区强烈的上升气流与南下的大陆冷空气相遇，变化成浓雾和大雪，并由此形成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性、海洋性现代冰川。由于降水量大、温度高，梅里的冰川运动非常剧烈，加剧了对山体的切割，造就了令所有登山家闻之色变的悬冰川、暗冰缝、冰崩和雪崩。从1987年首次攀登以来，每次登山者都是挥泪而别。
1991年 的1月5日下午，中国登山协会接到中日梅里雪山联合登山队大本营报告，“在梅里雪山3号营地的17名中日队员与大本营失去联络”。 17名队员人手一台报话机，不可能全坏，他们认为3号营地发生了意外情况，最大可能是突发冰雪崩，请求北京给予支援。
当时登协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但是，梅里没有地面导航和补给，直升机不能用，救援队只能从地面进入山区。偏偏那几天大雪纷飞，救援队在深达一两米的积雪中艰难地前进，却只能登达2号营地。
空军派出的高空侦察机几次飞临梅里雪山，拍摄了3号营地位置的照片。从照片上显示的一片新雪堆积的痕迹、冰层的面积来计算分析，有近30万吨的冰雪从山体上崩落完全覆盖了3号营地。
1月23日，距大本营与3号营地中断联络已经整整20天，中日双方只好沉痛地向新闻界宣布终止救援和取证工作，并对17名中日队员失踪的事故做了初步判断：“l月3日和1月4日间，3号营地上方发生特大规模的冰雪崩，将3号营地掩埋，17名中日队员（日方11名队员全部，中方宋志义、孙维琦、王建华、李之云、林文生、斯那次里）全部遇难。”
我手边有这样一份记录：1991年5月，中日搜索队统计，梅里一天内发生大小冰雪崩达80余次。而据我观察，1998年8月4日，调查小组在冰川上工作的近7个小时里，就发生了大小冰崩十余次，其中，最大一次延续时间30秒，有的冰块甚至直接落到我的脚跟前。1991年中日梅里雪山联合登山队所选择的3号营地正好处在受到雪崩威胁的地带。“他们明明知道危险，为什么还要将营地选在这里？”不仅是我，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中国登山协会秘书长于良璞披露了当时的一段隐情。中日双方曾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日方为了向上攀登时节省体力，极力主张营地靠近山脊，而中方则认为越靠近山脊危险性越大，主张营地远离山脊。后来双方各让了一步，中方把理想营地向上推进了几百米，而日方则下移了几百米。
其实对3号营地存在的潜在危险中日双方是有共识的。在1990年2月，中日联合侦察选定这条攀登路线时，曾在报告中指出“设3号营地时要注意上方危险。” 而且12月20日，3号营地刚建不久，一场雪流几乎波及此地。在登山日志上，有这样一段话：“12月20日，梅里雪山第2第3支脊发生了雪崩，雪崩的尘雾覆盖了3号营地。雪崩的堆积物距3号营地约有200米。其间有一道大冰裂缝相隔，估计再大一点规模的雪崩也不会影响到3号营地的安全。”看来，争论后的中日双方都没有把这次雪崩作为一种预警。悲剧就这样“偶然”地发生了。
8月10日，搜索队把找到的10具遗骸带回大理，这些遗体在大理火化，等待他们的是已苦等了7年的亲人。
林文生的爱人和永梅家就在梅里脚下。林文生走得匆匆，都不知道自己有了孩子——一个3岁就会认字、现在已经上学的女儿。和永梅常常抱着女儿望着山，她希望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去登一次山，不管是梅里还是别的。她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她的丈夫一次又一次地走向大山，不回头。她说：“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真正失去了他，以前总感觉他是出远门了。”
斯那次里的3个孩子都长大了，大儿子16岁，在一所重点中学读书，能带弟妹、干零活了。可是，如果让他母亲阿玛追说说梅里，阿玛追的脑袋立刻摇得像拨浪鼓。斯那次里是个电影放映员，阿玛追看的电影都是丈夫放的。而今7年过去了，她再没看过一场电影。她说雪山太可怕，儿子不能去。
说雪山不可怕的是孙维琦的妻子赵小欣。她说那山看着很亲切，毕竟是留过亲人的地方。因为梅里，每一个登山的人、每一次登山她都会关注。因为丈夫爱山，他们的双胞胎儿子一个叫孙岩，一个叫赵岩。
7年，于人的一生是转瞬即逝的，但对于17勇士的亲人却仿佛重活一次。7年，他们的亲人华发丛生，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
痛并快乐着
登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即使没有高山反应，几天、几十天不能洗脸刷牙，脸可能掉皮、流脓，手脚可能冻得发黑甚至坏死，行军至天黑可能找不到营地，搭建好的帐篷也可能被狂风一次次吹倒，需要一次次重建；登山，可能根本不能登顶、享受无限风光，可能失去最亲爱的队友，甚至不能走上回家的道路。
但是，喜欢登山的人，一离开山就像渴望爱情一样渴望回到山上简单而淳朴的快乐时光。那些苦痛，对他们来讲也是快乐，虽然他们无法解释——这就像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里那头奇怪的豹子，人们在乞力马扎罗西峰附近发现了它风干的尸体，豹子到这么高的地方来干什么呢，没有人能做出解释。
从梅里回到北京以后，跟赵小欣一样，山成了我最牵挂的一个字眼。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喜欢往登山协会跑，听那帮老登山讲雪山的故事。2000年5月12日，和往常一样，我抽空溜到了登协，恰巧坐在传真机旁。突然，和以往一样的嗒嗒声传送出一条惊人的消息：北京、广东两个商业登山队的5名队员在玉珠峰南坡失踪了。
登协秘书长于良璞是个活动档案馆，几乎所有的山峰资料都装在他脑子里。“昆仑山东段最高峰玉珠海拔仅6178米，其南坡路线清楚明了，几乎没有技术要求，是国内公认的初学者最佳启蒙路线。这条路线怎么会出事？”在他找玉珠照片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地这样自问。
这次山难恐怕是我采访登山活动以来写作最痛苦的一篇稿件。我老是在想，让遇难者的家属在媒体上得到失去亲人的消息是不是很不人道？而且我的脑海里开始无法遏制地循环演出《进入空气稀薄地带》——
1996年5月11日，是珠峰攀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这一天，11个人永远安息在珠穆朗玛峰的风雪之中，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向导罗勃·霍尔也是其中的一位。
下午6点20分，珠穆朗玛峰南侧海拔8600多米的雪坡上，高山向导罗勃·霍尔接到他的朋友柯特的呼叫，柯特告诉他，他的妻子打来卫星电话，等着他接。霍尔说：“等我一分钟，我嘴巴干干的，我想吃点雪再跟她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重新传了出来：“嗨，甜心，但愿你躺在床上盖得暖暖的。你好吗？”
他的妻子阿诺德说：“我说不出有多么想你！听起来你比我预料的好多了……你冷不冷？亲爱的。”再有两个月，他们的孩子就要出世了。
“就眼前的环境和高度来说，我算是舒服的。”霍尔尽量不吓着她。
“你的脚怎么样了？”
“我没脱下鞋子检查，但我想我有点冻伤……”
阿诺德说：“你回来以后我一定让你好转。我只知道你会得救。不要自觉孤单。我正把我所有的积极能源往你那里送！”
结束通话前，霍尔对妻子说：“我爱你。好好睡，甜心。请不要太担忧。”
这是人间最后一次听见罗勃·霍尔的声音。12天之后，人们发现他向右侧躺在一个浅冰洼里，上身埋在雪下。
暴风雪降临的时候，霍尔本来可以单身下撤，但他还留在顶峰等汉森。邮递员道格·汉森到达顶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而霍尔预计最晚下撤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后来，很多人想不通，经验丰富的霍尔为什么会准许汉森耽误了行程。一年前的同一天，下午两点半，霍尔曾经让汉森在南峰掉头下山，放弃近在咫尺的成功。也许就是霍尔动员汉森一年后再登珠峰的，他很难再次做出让他放弃的决定。
为了帮助汉森，霍尔把自己留在了雪山之巅。借助于新西兰队的电台，他和怀孕的妻子通了前面那段让人心酸的对话。那个时候，汉森已经死了。最后霍尔的能量也渐渐耗尽了。
（2002年，当北大登山队在希夏邦马西峰遭遇雪崩时，很多人说，要是带了海事卫星电话就可以获救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卫星电话里，霍尔和妻子所做到的只是为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了个名字。）
《进入空气稀薄地带》（Into Thin Air）是美国记者科莱考尔根据自己在1996年珠峰山难中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一本书。在书中，他不仅真实地再现了那次山难，描绘了珠峰对人类那种致命的诱惑，更对攀登珠峰的商业化趋势及其有关问题提出了严肃的思考。
伟大和渺小
每次看这张“登山队员行走在冰川上”的照片，（上）总是想起那句“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冰川上处处都可能出现“裂缝陷阱”。而天气好的时候，巨大的冰裂缝（下）四壁呈现出柔和的蓝色光泽，冷冽而安静，像教堂也像坟墓。每个登山者一生中都该来这种地方一次，练习冰裂缝的救难技巧。
这次玉珠山难和《进入空气稀薄地带》有着表面的类似——两者都是商业登山，主角都是高山向导和一些刚入门的登山爱好者。然而，在珠峰，高山向导为了客户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很多队伍为了援助遇险的登山者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投入救援。而在玉珠峰，5个人失踪多天之后，他们的领队竟然不能详尽地讲述队员的情况，甚至，还有一个失踪队员的名字都说不出来。
发稿的第二天，我到拉萨准备采访中国大学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在那里，碰到了刚从章子峰下来的中国登山协会交流部部长王勇峰和登山队队长马欣祥，他们也刚刚带一支业余登山队完成攀登。在山里，他们就已得到了消息，一见面就向我询问详情。听罢，王勇峰长叹一声：不幸言中了。
1999年，也是5月，王勇峰和马欣祥带领一支业余队攀登玉珠峰时，有一支贵州的队伍正从东坡路线攀登。王勇峰到贵州队的营地探望，攀登者脚上的胶鞋和简陋的装备让这个有十几年山龄的登山家目瞪口呆。离开之前，王勇峰告诫他们，“不出事是一种幸运”。
但不幸来得太快了。王勇峰带着章子峰队员直接杀奔玉珠。这一次搜索对于所有参与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震撼。后来绰号“大连小子”的刘福勇流着泪撰写了两万字的《哭泣的玉珠》，成为感人肺腑的名篇。他写到了王勇峰队长的告诫：“大刘，对任何一座山你都不能轻视，没有一座山是绝对安全的。”他不止一次地说：“王涛是真不该死呀！”其实，不该死的岂止王涛。
根据当时搜索的情况来看，广东绿野登山队除领队外，全部队员都是第一次攀登雪山。可是在攀登前，他们没有经过任何初级登山技术训练，甚至缺乏起码的野外求生知识和心理准备。
遇难队员邝君咏是在并不陡峭的冰雪坡上单独滑坠的，遇难队员周虹俊在已下撤到很安全的雪线以下却没能生还。这不仅说明队员们没有初级的冰雪地形行走技术，同时，也因为队伍根本没有采取有效的结组保护。队员们也没有按登山战术的一般要求，携带必要的防寒装备和食品去登顶。事实上，在当时的气候条件和海拔高度下，即使紧急露宿，一两天内也不会危及生命。
风云莫测
如此壮观的蘑菇云，预示着可怕的暴风雪即将来临。暴风雪几乎在每一次山难中都会出现。为了预防意外发生，所有登山者都应在出发前仔细收听气象预报、阅读该地区气象资料，同时还应培养实时判断天气变化的能力。
北京凯图登山队也存在同样问题。他们得知广东绿野登山队发生山难事故后，不仅不寻找救援失踪和遇难的山友，还让毫无登山经验的队员们继续攀登，再次发生伤亡事故。这在国际登山界简直是闻所未闻。
一般的登山活动中，一个结组为3—4人（同时要求其中最好至少有两个具有攀登和保护经验的人），通过一条40—50米长的保护绳，在遇到危险地段时实现相互保护。而凯图7名新手竟然共用一条长仅三十多米的绳子结成一个小组进行保护！
当然，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是，失踪队员情况不明时，广东队的领队居然采取了撤营的决定。王涛就是跪在离1号营地不足200米的地方死去的，他能独自回营地，足以证明他强烈的求生欲望和生存能力。但，他根本想不到那一顶帐篷竟然不负责任地消失了！
理解和缅怀
珠峰墓地一角，一名遇难者的妻儿用照片默默地陪伴着他。（上）这让人想起与罗勃·霍尔同时遇难的向导费希尔的妻子珍妮那段著名的话：我知道他的愿望就是死在珠峰；如果他死于车祸，我会觉得自己受了欺骗。
2002年8月12 日，还是在北京左安门中国登山协会的小院里，我看到刚从美国参加登山救援大会回来的王勇峰。他不是在把行李拿出来，而是在重新装包，头上的帽子还是救援大会的帽子，上面赫然写着“rescue” （救援）。他要赶去希夏邦马。
希夏邦马峰是我国境内纬度较低的高山，降水量比较大，雪崩发生概率也较高。1991年，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在攀登希夏邦马峰时就曾遭遇雪崩，所幸全部生还。1999年，美国著名登山家阿里克斯洛则是在希夏邦马峰因为雪崩而遇难。
这一次，5名山鹰队员在希夏邦马西峰遭遇雪崩遇难，其原因、细节、能否避免，种种问题都被后来关于登山的大辩论淹没了：如果他们活着，是否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如果他们不是因为赞助，是否会选择危险系数更小的山？登山究竟为了什么？吃登山的苦就比吃别的苦更高尚吗？为登山而死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
我从一张照片上看见：那时候，北大博雅塔旁，山鹰社的大本营——那座峭拔的岩壁仍然高高耸立着，只是铁丝网牢牢地锁住了它；百合、黄菊花、纸叠的小白花，以及系在铁丝上的黄丝带，在阳光下静静地摇曳……
我知道山鹰社的成立源于1989年中国冰川研究专家崔之久教授一次关于北极探险的讲座。1959年，崔之久随登山队攀登新疆慕士塔格峰（7546米），成功登顶并打破当时的世界纪录。在登顶过程中，为了科考的需要，他不得不时常脱下手套进行拍照和记录，造成严重冻伤，以致失去了右手的全部手指。他一直在青年中倡导一种探险精神，但在中国，这种精神并不被我们温厚保守的固有传统所赏识。
然而传统也在悄然改变。2000年玉珠峰发生山难的时候，我白发苍苍的父母非常不理解：“都是白领了，年纪轻轻的，何苦呢？”这一次，他们刚刚去加拿大探望妹妹回来，已经能够比较坦然地听我发布山鹰折翅的噩耗。他们说，在加拿大，几乎天天都有某人滑雪遇难的消息。登山是很个人的事情，当作别人的一个爱好尊重就是了。
白色死神
随着“咔嚓”一声巨响，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吨的雪体开始滑动，尔后就像一条飞流直下的白色巨龙，以每秒几十米的速度冲下山来——“雪崩”是大量积雪突然崩落的自然现象。由于它带给人类的多是灾难，人们把它称为“白色死神”。
据德国《登山者》杂志统计，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雪崩夺去生命的人数多达6万。1970年，秘鲁瓦斯卡兰山峰发生了一场大雪崩，将山下的容加依城全部摧毁，造成两万居民的死亡。1990年7月13日，前苏联境内的帕米尔山脉列宁峰因地震而发生大面积雪崩，使设在5300米的登山队营地被完全吞没，至少有43名登山队员丧生。1991年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在攀登梅里雪山时，遭遇巨大雪崩不幸罹难，是中国登山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山难。2002年8月，北京大学山鹰社攀登希夏邦马西峰，5名队员也是因为雪崩遇难。
医学资料表明，如果遭遇雪崩或者其他原因被雪掩埋时，由于缺氧和失温，人最多只有8分钟的存活时间（若及时使用了呼吸管，可以坚持到30分钟）。
然而登山者有很多种方法可以使雪崩的危险降至最低，如“新雪3天内尽量不行军”、“避免在山谷、在30度到50度的斜坡下扎营”、“注意选择行军路线”，还要“注意温度对积雪层的影响（如果地面和雪面温差悬殊会形成多面的雪结晶——深白霜，又叫糖雪，这种雪支撑不了多少重量；还有一种在地表形成的轻薄的羽状白霜，如果后来被降雪盖住，就会形成脆弱的雪层，而且跟糖雪一样，增加了雪崩危险的可能）”。
冰川“补给”（背景资料1）
1991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梅里雪山海拔5100米3号营地遇难，7年半之后，他们的遗骸在海拔3800米处被发现，感伤之余，我们不禁想知道这样的发现是不是一个必然。因此，编者走访了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杨逸畴研究员。他做出了如下解释：
梅里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运动剧烈（中科院地质所研究员赵希涛曾经过长达4年、多达10次的考察，发现梅里的明永冰川每年运动速度约为500米），可塑性特别强。而梅里地区丰沛的降水、降雪正好是该冰川的补给。1991年被雪崩掩埋的3号营地海拔高度属于冰川的积累区。突如其来的雪崩把整个3号营地崩落到了冰川上面，然后，低温把这些“补给”——新雪和营地渐渐“融合”成了冰川的一部分。7年半以后，“3号营地”海拔下降1000余米，到达海拔3800米处的大平台，是完全符合冰川运动规律的。如果我们仔细测算原3号营地到此处的实际行程，可以据此计算冰川的年平均运动速度，进一步验证赵研究员的考察结果。
关于山难（背景资料2）
在唐·赫克和柯特·汉森等编著的《登山圣经》里，山难以“登山的意外灾害”词条出现。书中指出：如果究其原因,高山上的偶发事件几乎毫无例外，全都涉及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灾害。
客观灾害是指高山环境充满了快速的变化和强大的力量，暴风雪、闪电、酷寒酷热、地心引力、黑暗、浓雾、雪崩、落石、高海拔、冰裂缝、悬崖……等等非人类的危险，让人类相形之下显得微不足道。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登山者欠缺面对高山灾害的心理和生理准备，就存在着主观的灾害。例如领队或向导员的经验与能力不足，计划不够慎密、时机不适当、资料搜集不全，队伍组合不健全，行动超出原订计划，过于自负、大意疏忽、判断错误、恐惧慌张，缺乏登山常识和应变能力，过度劳累体力透支、高山反应严重、疾病猝发等等。
— 本文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05月—
撰文/王灏铮 供图/中国登山协会 张璐
责任编辑/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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