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式养老：破解农村养老难题的三种可行路径
由于社会流动加剧，传统的家庭养老地位迅速下降，年轻人大多忙于个人事业或家庭生存，选择到了城市。而老年人由于传统观念和经济条件的制约选择居住在农村，年轻人无法照顾到父母，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起居甚至于精神层面的照顾都是缺乏的。
该如何安置老人，使他们得到更好的照顾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迫使人们寻找一种全新的养老方式。农村互助养老成为农民自行探索发展的一条新道路，成为人们可以安心、放心、舒心养老的一个新选择。
然而，农村互助养老的本质是什么?当前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有哪些类型？各种模式都是如何运转的？
接下来，我们着重围绕农村互助养老的多元治理过程和治理特点进行分析，以期为进一步明晰农村互助养老本质并为破解其治理困境提供一些思路。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是2012年国务院明确提出的要在农村探索并推行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其意涵主要表达为：
在党和政府领导和扶持之下，扎根于农村传统的非正式互助网络，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等多元组织力量，将以居住在自己家中的(准)老年人为主的各类农村人力资源有序组织动员起来作为主要行动力量，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资金互助、服务互助、文化互助的新型社会养老模式。
根据领导主体的不同，我们将农村互助养老划分为群众自发型、能人带动型和干部领导型三种，并以调研案例加以解读。
群众自发型互助养老模式
群众自发型互助养老的特征
群众自发型互助养老即村民直接决定和参与村庄的养老服务，互助养老实践的推动力量来自于普通群众，最大特点是直接民主性和群众性，其形式主要有亲友互助、邻里互助、结伴互助等。血缘、地缘以及自治是农村重要的地域特征，由此形成的家族、村民小组以及村落社区为群众自发型互助养老提供了重要基础。
与亲友互助和邻里互助相比，结伴互助具有一定的组织性。所谓结对互助首先通过招募农村闲置劳动力、低龄健康老人等组成老服务志愿队，按照就近原则，将志愿者与受助老人结为“一对一”或“一对多”的邻里互助对子，根据老人需求提供精准帮扶，服务内容包括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助行、助急等服务。
群众自发型互助养老能充分体现村民的自治性，挖掘并发挥农村闲置劳动力以及低龄老人的潜能，互助形式也更为灵活。但是，整体上群众自发型互助养老形式组织化水平低，尤其亲友互助与邻里互助基本依赖于社会道德和文化的约束；而结对互助虽然具备了养老服务组织雏形，但是其组织化程度低，管理运行依靠群众自治，因此其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范围较窄，只能覆盖到小部分群体。
实践模式——以阳泉市官坊街社区的“结伴养老”为例
阳泉市下站街道官坊街社区有4700余名居民，其中60周岁以上的老人有865人、独居老人有46位。部分独居空巢老人由于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平时较少出门，经常生病在家也没人知道。
针对这种情况，2013年12月，该社区工作人员不辞劳苦、走家串户进行动员，创造性地开展了“独居老人、携手结伴、幸福晚年”的结伴养老活动，为独居老人牵线搭桥、撮合结伴、欢度晚年搭建平台。首期有9位老人根据年龄、性格自发组成3个结伴养老小组。两年后，该社区的“结伴养老”模式进一步扩大，迄今有48位独居或空巢老人结成了养老小组10余对，这些老人在一起相互照应，其乐融融。
阳泉市官坊街社区“结伴养老”的运行方式
通过对该社区的“结伴养老”模式进行了调研和访谈，我们基本上了解和掌握了他们的工作方法、工作经验。
从组织形式来看，在官坊街社区启动的结伴养老项目运行中，社区干部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对空巢老人进行心意摸排和结对撮合，首批11位结对老人就是根据脾气、性格和年龄结成3个小组。为了总结和推广他们的“结伴养老”经验，此后，该社区专门组织了项目推介会，就下一步扩大结伴养老规模作出安排。
从活动内容来看，结伴养老的10余对老人，每天起床后就开始聚在一起，早晨一起晨练，然后一起买菜，中午各自回家做饭或一起用餐。下午三四点，又一起逛街，或参加健身活动。如果晨练活动时间到了，有老人没有出来，他们就会给他打电话，如果没人接电话就断定他“不舒服”了，然后就去探望，之后就给他的儿女打电话，或者赶紧送医院。
有时候，老人们还组织一起旅游，不过这种情况他们一般都会提前告知社区。正是通过这种交往老人们建立了胜似血缘的关系。
从工作方法来看，阳泉市官坊街社区的结伴养老一是坚持“自愿结对”，社区只是为有结伴意愿的老人搭建了一个平台，至于谁和谁结对完全由老人们自己决定。二是坚持“及时沟通”，社区干部不仅在工作中以积极倾听、重视反馈、就近牵线的方法把有结伴要求的老人撮合在一起，而且倡导所有结伴老人互相之间遇事要多讨论，商量着来。三是坚持“费用AA制”，老人们结伴多数时候不产生经济费用，但是如果搞聚餐、娱乐、旅游等集体活动，就会产生开支，此时结伴老人就会在事前做好约定，避免在结伴养老过程中产生经济纠纷。
“结伴养老”模式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社会化养老的新模式，让老人们结成伙伴，彼此照顾，既减轻了儿女的负担，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也消除了老人晚年的孤独感，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笔者认为，结伴养老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了孤身老人或空巢老人自助、他助与互助的结合，是当今中国最经济的养老方式。
一是“结伴养老”有利于在同龄或不同年龄老人之间实现“抱团养老”。
从当今世界养老资源的供给看，实现养老保障的路径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借助配偶、子女、朋友、机构、社区等外来力量的“他助型”养老。二是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自我力量转移来实现的“自助型”养老，如刚退休的低龄老年人身体状况良好，完全不需要借助外在力量就能安度晚年生活。三是老年人之间的“互助型”养老，如社区老人互相扶持、邻里之间互相帮助等。
我国传统道德观念十分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这就为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阳泉市官坊街社区结伴养老的实践，说明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助、他助和互助养老形式与我国优秀的道德文化相结合，使结伴养老模式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结伴养老”不仅能为老年人提供参与社会的机会，而且为养老事业提供富余的“人口红利”。
现代社会许多老年人精力旺盛，一方面他们在退休后仍然处于“退而不休”、“退而难休”的状态，另一方面刚性的退休机制使他们很难继续参与社会工作，这样除了少数老人退休后仍在一定领域“大放异彩”外，绝大部分老人只能在小家里“发挥余热”。与此同时，我国能够支撑养老事业的服务资源还十分薄弱，单靠家庭、机构又很难破解目前的养老难题，所以开导、开发、开展老年人参与养老事业，不失为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养老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三是“结伴养老”既丰富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又减轻了儿女们的后顾之忧。
“结伴养老”具备子女“尽孝”无法代替的优势。一是结伴养老是一种花费最少的养老方式，老伙伴们在一起不用花钱就可以开展一些活动。二是“老邻居、老伙计聚在一起聊聊天、玩玩象棋、打打扑克，老人就不会孤独。而且，如果哪个老人出现什么状况，其他老人也可以照顾一下”，能够增添生活乐趣。三是可以减轻儿女的后顾之忧，“儿女不在父母身边，最怕的就是父母孤单寂寞，没人陪伴照顾，如果给父母找几个伴儿，那儿女心里也能踏实些”，这样一来，子女们就能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
能人带动型互助养老模式
能人带动型互助养老的特征
“能人”是指那些在村庄公共生活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和权威的人士，其与村干部在村庄公共权力中处于主导地位，积极主动地参与村庄公共生活，是影响村民自治的最直接力量。
能人带动型互助养老即互助养老服务由村庄能人发起并组织，以其广泛的代表性和较强的治理能力推动互助养老的发展。与群众自发型互助养老相比，该种形式已经具备了组织化特征。
当前农村互助养老实践中，能人带动型主要以老年人协会为代表。老年人协会由农村有“威望”的老人组成，而对于有精力、有热情、有能力的低龄老人来说，将其选举为老年协会理事成员，会更有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老年人协会的是互助养老的主要组织者和带动者，为老年人提供互助场所，定期开展文娱活动，有需要的老人以自愿的形式参与活动，互帮互助。其资金来源主要由村两委拨款、会费以及社会捐赠等。
能人带动型互助养老通过吸引低龄老人参与社会养老服务，可以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再开发和利用，对于老人自身来说也可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威望和成就感。农村老年人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这种由老年人协会组织的互助养老大多依托于村庄现有的活动场所，同时，在调动养老资源、获得老人及子女认可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然而，从组织运行的角度来说，随着服务内容和形式的多元化，由老年人组成的领导团体可能会难以胜任互助养老服务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实践模式——以陕西省勉县留旗营村居家型互助养老为例
留旗营村互助养老的运行方式
根据对陕西省勉县留旗营村的实地调研发现，该村已经形成了管理健全、组织完备、服务多元的社区居家互助服务体系。
一是有明确的服务的组织者和提供者。
留旗营村目前开展的社区居家型互助养老服务是由社区老年协会组织和管理的。社区老年协会在19个居民小组中根据老人的数量，设立了10个联络小组，每个小组指定了联络员。同时，还在居民中组建了45人的“助老服务队”，开展“一帮一”“一帮二”“多帮一”的助老服务活动。
二是明确了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主要是留守老人和特困老人。留守老人是指子女外出打工的独居老人或与老伴、孙辈共同居住的老年人。特困老人包括年满70周岁的“三无”老人、未享受民政救助的80岁以上高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且身边无子女照顾的低保老人和属于重点优抚对象的困难老人。
三是明确了服务内容与服务形式。
首先，从服务内容看，留旗营村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包括生活照料和健康服务。
生活照料是指根据个体需求提供非医疗性照顾，包括家政服务、日间照料和居家服务。家政服务是指助老服务队为生活不能自理或半自理的老人提供购物、饭菜配送、衣物换洗、卫生打扫等家政服务。
此外，老年协会组织邻里之间结成互助帮扶的对子，为困难老人提供打扫卫生、聊天解闷等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服务。
留旗营村设立了完善的日间照料中心，包括休息室、娱乐室、图书室、医疗室、心理咨询室、保健室、为老便民餐厅等，为老人提供托管照顾、午休餐饮等日间照料服务。
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到日间照料中心读书、看报、聊天、打牌下棋，满足了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居家服务主要为年龄超过70周岁的身体行动不便老人、身患残疾的残障老人、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体弱老人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照料服务。
除了提供照料服务，留旗营村还给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每月给7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20元食物券，老人可以凭券到为老便民餐厅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所需的食品。健康服务是维持基本的健康照护，留旗营村的健康照护包括保健康复、心理疏导等服务。老年人身体不适，可以到卫生室看医生，心理不愉快、有困难可以找管理办公室谈心、帮扶解决。此外，还在邻里间开展为困难老人献爱心活动，对身体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陪送看病的服务。
其次，从服务形式看，留旗营村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形式包括“一帮一”“一帮二”“多帮一”及互帮互助。
“一帮一”和“一帮二”是志愿者采取就近原则，以一对一或一对二的方式帮扶留守老人；对于比较特殊的困难老人则采用“多帮一”的方式，即多个志愿者共同帮扶；健康老人之间可以互帮互助。多样化的服务形式既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又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照顾者的压力。
留旗营村互助养老模式经验借鉴
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谁来组织？谁来提供服务？否则，再好的构想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留旗营村的农户收入以传统农业、香菇和中药材种植为主，务农仍是其主要经济来源，属于典型的乡土社会。子女外迁后，留守老人面临着共同的问题———照顾不足和情感孤独，代际支持的缺失和农村社会养老资源的匮乏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
这时，需要“文化英雄”组织新的试验，他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产生一种时势造成的权力。可以说，在留旗营村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创立中，社区老年协会承担了“文化英雄”的角色，成为养老服务的组织者。
访谈中留旗营村原村支书说：当时（1998年）村里的老年人就说希望有组织上的一个关照，所以我们自发成立了一个老年协会，当时县上还没有，并不是说上面让我们成立我们才成立的，我们是县里的第一个老年协会。前面没有经验，只能摸索，就是隔一段时间，把老年人召集起来开个会，了解一下情况。
由此可见，留旗营村的老年协会是在群众要求下自下而上建立的。协会会长是村里热心公益、有威望的人，一般是由退下来的老支书担任。老年协会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开创性地建立了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从最初逢年过节的慰问、每月发放敬老金，到建立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老年协会组织的服务逐步完善并深入人心。
留旗营村提供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自愿和无偿的，除了协会会长和副会长象征性地领取了一点工资，无论是组织者还是服务提供者都没有报酬。
留旗营村建立了村规民约，积极倡导“互尊、互爱、互助”的价值观，村委会还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在全村大力宣传“孝老爱亲”的观念。比如，评选表彰“好婆婆”“好儿女”的典范，在村里营造“孝敬老人，助老爱老”的风气。“不孝敬老人的子女大家都瞧不起，在村里抬不起头”。可见，在农村社区养老互助服务体系的建立中，孝道文化和乡规民约是有效的约束工具，帮助人们在养老服务匮乏的处境下更好地整合资源，从而满足生活所需。
一个组织得以正常运转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留旗营村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依靠县民政局的拨款和过去的村集体经济建立起来的。县民政局拨款修建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完善了村里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村集体经济承担了日间照料中心和为老便民餐厅的日常运转经费，村里每月给老年协会拨款4000元，用于发放70岁以上老人的食品补助，全村的老年人都可以来餐厅就餐，食品以成本核算，此外，村里还负责给老年协会会长和副会长发放生活补贴。
干部领导型互助养老
干部领导型互助养老模式的特征
干部领导性互助养老即村干部通过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参与社会养老服务，并主导着互助养老服务的运作过程。
互助幸福院、互助养老合作社以及互助照料中心等互助养老形式是典型的干部领导型互助养老，村干部在建设及运作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资金来源于各级政府财政补贴、村集体公有收入、社会慈善募捐等，服务主体包括入住的低龄健康老人、农村留守人员、党员干部以及其他志愿服务人员。
干部领导型互助养老在场地建设、资金筹措以及运营管理方面有较大优势，但是由于政府行政手段的主导，可能会导致无法充分体现农村老年人的主体性地位；互助养老机构的运行也依赖于政府财政的支持，“造血”功能不足，一旦政府财政停止支持，机构的养老服务发展也可能会中断。
因此，干部领导型互助养老接下来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确保政府予以政策引导的同时，确保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保持互助养老的自治性质。
实践模式——以福建省罗源县慈善安居楼互助养老模式为例
罗源县慈善安居楼互助养老的运行方式
2011年3月，福州市罗源县飞竹镇安后村的一场火灾导致3户受灾五保户无家可归。此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高度关注，尤其是福州市慈善总会、罗源县慈善总会。为妥善解决好安后村3户受灾五保户和另外一个无房五保户以及一位留守老人的住房问题，福州市慈善总会和罗源县慈善总会积极深入实地调研，并牵头罗源县有关部门、乡镇政府以及村两委协商，决定改造该村闲置的小学校舍为这5位老人提供住所。
该想法得到福州市慈善总会方庆云会长和部门领导的肯定，直接拨出6.9万元专款支持。随后，福州市慈善总会整合多方资源并联动下辖的各县(市)，以善款捐助的方式筹措资金，罗源县直有关部门、企业家、爱心人士等多方力量积极筹款、筹物，共计6.6万元。这为改造闲置的校舍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
通过各方的努力与协作，历时7个月，将安后村废弃的上下两层共254平方米的校舍改造成配有卧室、厨房、卫生室和老年人活动中心等适合老年人居住需求的慈善安居楼，并于2011年10月开始投入使用。由此，罗源县飞竹镇安后村建成福州市首座慈善助老安居楼。
罗源县慈善安居楼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开拓创新，得到福州市政府、福州市慈善总会以及各界社会人士的关注和支持。
从2012年开始，罗源县慈善总会积极开拓创新，将“农村慈善助老安居楼”项目与乡镇敬老院开展合作。2015年开始和民政局的“农村幸福院”项目深度整合，力争做到“一村一座”安居楼。
截至2017年底，罗源已建成16座慈善安居楼和101座农村幸福院，覆盖53.4%的行政村，资金投入812.78万余元，共安置156余位老人。2018年，罗源县民政局和县慈善总会还联合多方力量，再建2座综合“养老楼”。虽然现在罗源县慈善安居楼入住率已达90%以上，但这种助老安居模式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待继续完善和探索。
慈善安居楼互助养老模式是以行政村为单位，以慈善救助方式提供住房，集中安置包括五保老人在内的农村孤寡老人，最终形成“就地安置、就地管理、亲邻相帮、劳养结合”养老模式。
就地安置，是指整合农村养老资源，发挥农村养老的优势，让农村老年人实现“离家不离村、离亲不离情、养老在乡村、享乐家门口”的养老愿望。
就地管理，由村两委负责建立管理班子、聘请服务人员，管理运营慈善安居楼，实现老年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亲邻相帮，主要是通过老年人之间相互照料以及邻里的互帮互助，进而实现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服务需求。
劳养结合，是指保留农村老年人原有的生活和生产劳动的习惯，同时还将慈善安居楼附近的荒地开垦出来为老年人提供就近劳作场所。
罗源县慈善安居楼互助养老模式的经验借鉴
罗源县慈善安居楼互助养老模式，是罗源县在解决农村五保户、空巢老人养老方面的有效实践。慈善安居楼与乡镇敬老院相比，经济投入低、操作性强、农民接受程度高，同时又满足老人离家不离村的情感需求，符合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
农村养老资源高效开发与整合
在农村人口居住分散、经济滞后、社会化服务水平低下的现实情况下，市、县慈善总会整合多方资源，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慈善总会联同乡镇和乡村的负责人到实地考察慈善安居楼的选址问题，最终将学校、旧村部等闲置的公共房屋进行适当改造和装修。这不仅提高了公共资源的利用率，还节省了慈善总会的资金。
慈善安居楼的建设流程分五步走：
第一步，由村委会确认村内是否有5位以上需要安置的老人以及可利用的闲置集体楼房和土地，然后主动向县慈善总会提出申请慈善安居楼项目。
第二步，由乡镇民政办、县慈善总会对老人相关信息、基本情况进行核实和摸底，以确定入住老人的资格和人数，同时实地勘察选址是否合理，最后决定是否启动慈善安居楼的建设项目。
第三步，县慈善总会及时了解并掌握资金的筹措情况，对条件成熟的村、镇优先给予立项，并上报市慈善总会和县分管领导。
第四步，慈善资金到位后，公开进行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和建设工作，使工程造价更为合理。
第五步，慈善安居楼工程结束时，坚持做好预决算工作并送交审计部门审计，以确保工程造价合理合法，力求把每分慈善资金都用到刀刃上。
慈善安居楼建成后的房屋及一切公共财产归村集体所有，入住的老人去世后，安排其他老人入住，永续使用，如此，花小钱办大事。市、县慈善总会在整个慈善安居楼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核实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和农村闲置资源到决定决策，从安居楼的选址到制订建设方案，从督促工程进展到检查工程质量等，县慈善总会都精心策划、评估和落实，以确保农村养老资源、慈善资金利用最大化。
村两委干部帮扶慈善安居楼管理服务
党政帮扶是慈善安居楼在管理方面的创新之一。
慈善安居楼的管理以村规民约为基础，实行村两委干部责任制的管理模式，并将管理工作列入绩效考核，促使村两委干部积极参与入住老人的日常生活管理。同时，慈善安居楼注重人文关怀，积极传承当地乡村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对入住的五保户、孤寡老人等都设有特定的“监护人”。
首先，将带有血缘关系的近亲或者亲友，设为老人的“第一监护人”。虽然这些老人中有的没有子女，但大多有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友，把他们设为“监护人”，并与其签订相关协议，要求他们定期或不定期探望或打电话来慰问老年人的相关情况。这样可以确保老年人的心理问题能及时有效地得到缓解，同时也可以确保老年人在遇到疾病或困难时能及时得到亲友的关心和照顾。
其次，将村两委成员设为“第二监护人”。村两委成员要对入住的老人“一对一或一对多”进行认领和照护，保障老年人的需求可以及时得到满足。
最后，村两委成员还要轮流值班，帮忙解决老年人的一些问题或陪伴他们聊天或组织文体娱乐活动。这种党政帮扶模式，不仅密切了老人和村干部的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老人感受到了集体的关心和温暖。
多方力量参与慈善安居楼资金筹措
慈善安居楼在资金筹措方面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动员多方力量，形成“四个一点”筹资模式，即“市、县慈善总会筹一点，县、乡政府拨一点，村集体出一点，各有关部门帮一点”的多渠道筹资办法进行建设资金和配套设施的募集。市、县慈善总会负责规范慈善资金用途，同时制作资金往来的账目明细表。
这种筹资模式，极大拓宽了资金的来源渠道，推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农村五保户、孤寡老人安居事业。近年来，罗源县还设立专项资金，对在建的慈善安居楼每座补助10万元至15万元不等。同时，县乡两级政府每月还拿出一定资金支持慈善安居楼的管理和维护。
无论是社会民间团体还是慈善机构，他们的捐赠和帮助都是有限的，只能作为补充。不断探索稳定持续的资金注入机制和长效管理机制，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和农村各种经济主体的力量。
罗源县慈善总会将慈善安居楼附近的荒地重新开发整合，根据当地农村的特色以及老年人的生活自理程度，规划多样化的农业生产，如蔬菜种植、水稻种植、家禽养殖、畜牧等。通过劳动生产，不仅增加了慈善安居楼老人的可支配收入，也有利于慈善安居楼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慈善安居楼因地制宜开展医养结合养老服务
面对落后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公共设施的情况，罗源县慈善总会结合农村医疗改革，积极探索慈善安居楼老人的医疗服务问题。在多方共同的努力下，慈善安居楼与当地乡镇卫生院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乡镇卫生院为慈善安居楼的老年人开设“绿色通道”，处理老年人遇到的突发事件。
同时，乡镇卫生院还每月一次为住在慈善安居楼的老人提供随诊、送药、体检、保健按摩等服务，跟踪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这种集中安置的养老方式，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和水平，同时也有利于老年人的健康养老。
对农村互助养老的进一步思考
鼓励多方力量参与，促进多样化发展
“未富先老”是中国面临的严峻现实，中国的老年人福利任重而道远。单纯依赖子女养老，依照现在的国情已经不大现实。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因此，应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支持、帮扶互助养老的具体实践，为维持互助养老的实施和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服务、人员、活动等方面的支持，使互助养老形式更加丰富。
农村目前可调动的本身资源是十分有限的，而且由于农村物质条件的相对匮乏，使其更加需要充分召集更多的社会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社会各界都能认可互助养老模式在缓解农村养老问题的有效性和创造力，通过政府倡导和媒体宣传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有能力的个人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资金、服务、人员等等方面的支持。
应该鼓励未来农村增援型互助养老和嵌入型互助养老在农村拥有更好的发展，带动农村社会资本的积累，吸引更多外界资源，促进城乡之间的交流及专业互助养老的社会化服务机制的形成，使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不再仅仅是以行政型、政府主导型为主，涌现出更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促进养老服务的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
提高专业性，鼓励社会工作介入
就目前农村养老现状来说，农村养老服务人员和志愿者多来自于农村，没有接受过专业化和系统化的养老服务培训，更没有相关专业背景，再加之农村本身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相关硬件配套设施也比较薄弱，老年人无法得到专业的养老服务。如果缺乏专业的服务和指导，极易在未来留下安全风险和成效的反效果。
就此阶段而言，首先，政府可通过项目购买或人才引进，促进社工机构驻扎农村，为农村互助养老带来专业的社工服务，同时鼓励社工培养和培训本土养老服务人员，促进农村互助养老本土化、持续化发展，以免在社工撤出项目时，出现服务无法延续的问题。同时，政府要加强对社会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和认同感。
其次，县级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管理部门，担负起两个方面的职责：一是通过购买服务或设立岗位的方式引进社工机构进驻和社工人才的驻入，对养老机构的设立与服务进行管理与评估，规范服务方式与内容，提高服务质量；二是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人员的日常管理办法和专业水平评定办法，规范农村养老服务，促进互助养老的专业化、职业化。
争取行政支持，与乡村振兴战略相匹配
首先，政府在农村互助养老方面起到引领作用，目前农村先天性的资源匮乏，更需要政府在政策层面上予以重视，出台相关制度文件，并由地方政府分区域制定可操作、规范化的实施细则、扶持政策。
其次，政府要对农村互助养老进行精准补贴，如对农村老年人进行养老补贴；对进驻农村的养老社会组织给予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等，即政府通过多种行政手段带动社会力量建设农村互助养老的积极性，进行资金的合理有效配置，停止简单盲目的硬件设施投资，将补贴资金真正补贴到提供服务和获得服务的老年人身上；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宣传和舆论倡导，扩大“自助—互助”（守望相助）价值理念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动员更多的农村老人走出家庭、参与社区、自立养老、互惠互利、实现自我价值。
来源：中国养老周刊
编辑：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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