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父母要学会放手!
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
父母要学会放手
○
伊莎贝尔•贝里克
"我们能给予子女的礼物是停止担心,让他们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意味着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必须放手。"
一
父母是“园丁”,而不是“木匠”
《虎妈战歌》(Amy Chua’s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2011年)从这些紧随亲子教育思潮的手册中脱颖而出。这部回忆录的作者是一名美籍华裔母亲,她培养出了两个成就非凡的女儿,书中详述了一套传统的亚洲生活计划是如何创造奇迹的。关键原则包括:非常严格、强制音乐训练、不允许擅自参加戏剧、体育活动或在外留宿。一夜间,“虎妈”成为了把管孩子变成一份重要管理事业的女性的代名词。
然而,《园丁与木匠:用新的儿童发展科学来讲述亲子关系》、《美国童年终结:从不干涉到管制的亲子教育史》这两本书表明:
在孩子小时候,给他们安排太多计划、把他们的生活控制得太死——包括帮孩子扫清成功路上的一切障碍的“铲雪机式家长”,在孩子进入大学后仍然在他们头顶徘徊不去的“直升机”式的父母——可能是浪费时间。这甚至可能会完全毁掉孩子的未来和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
所有父母或者想要成为父母的人都应该阅读艾莉森•戈普尼克所著的《园丁与木匠》。任何觉得自己的人生被父母祸害了的成年人,或许也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些许慰藉。(只需要20英镑,比心理治疗费便宜。)
“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看,管孩子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是戈普尼克惊人的初步论断之一。她主张不要“管孩子”,而是用一种灵活得多的方式做父母,核心是照顾孩子:“爱没有目标、标准和蓝图,但是爱有目的。爱的目的不是改变我们所爱的人,而是为他们提供他们蓬勃发展所需的条件。”
”父母的角色在本质上是抚育,而不是塑造或者构建:父母是“园丁”,而不是“木匠”。戈普尼克接下来表明,努力让孩子有出息的做法既无用又耗时、还可能造成伤害。
我们需要考虑我们的孩子将生活在什么样的未来中。这个未来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甚至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父母的天职不是决定子女生活的面貌。
相反,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天职是提供保护下一代成长的空间,孩子可以在其中发展出我们完全预料不到的、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无论是好是坏。这是演化生物学以及……儿童发展实证研究描绘的画面。
或许,目标导向型父母最难接受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让孩子自己去犯错。然而——“你现在之所以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是因为你做过不那么好的决定、然后纠正了这些决定。”
二
高分对探索世界没什么帮助
大人期望孩子在课堂里通过老师的教授来学东西,这种学习往往是被动的体验,要求全神贯注于一个非常狭窄的区域。
我们都很熟悉这种基于课堂的体系,但是戈普尼克鼓励我们退出这种体系。“(孩子们)天生会模仿和练习对周围的成年人来说最重要的活动。在学校里,无论有意还是无心的,这都意味着集中注意力、考试和分数。”
数年后,课堂体系的结果出现在戈普尼克的实验室——那些最成功的高分学生进入一所知名的大学,愤怒又意外地发现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成为“学徒”科学家和学者。
“成为全世界分数最高的人,对探索有关世界的新真相和新的成功方式没多少帮助。”
戈普尼克阐述了一件困扰我们中许多人整个成年生涯的事情(原因或许是我们没有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们相信,成功源自好的考试成绩,擅长考试这件事在事业方面对我有利。
然而,在办公室之外,那些作为人类原本应该具备的实用技能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却让我觉得困难重重。看起来似乎我没有进行足够多的“探索”式或模仿式学习——当然也没怎么冒险。戈普尼克表示,我们需要避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犯下同样错误。
三
事无巨细地管会损害孩子的独立性
《园丁与木匠》主要涵盖儿童个体及其发展,而《美国童年终结》则涵盖了社会方面的图景——囊括了自美国革命以来的童年、以及一代代儿童如何被抚养长大的全面历史。
作者在序言中指出,儿童并不是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被养大的:
“戏院、歌剧和日常新闻已知晓了一段时间的东西,历史学家眼下才刚刚知晓。正如我们刚开始明白,代际关系对于塑造我们的民族和社会有多么重要。我们的个人历史发生在我们个人生活的小舞台上,然而这些都与更大范围的政治和文化世界深深缠绕在了一起。”
在这个背景下,该书充满悲观色彩的标题《美国童年的终结》指向了法斯的结论,即
事无巨细地管孩子的现代美国父母,是在抛弃美国的一项长期传统——思想和行为独立,而正是这个长期传统让新世界的儿童与欧洲儿童不同。“
合众国早期的美国儿童很早就学着独立。他们既没有被纵容,也没有被娇惯。他们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有一定发言权,在情况允许的时候也有自由时间去玩耍。不过,这些儿童也被视为‘小公民’——有能力也有潜力的人。”
在早期美国,儿童——即使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得在家里或田间干活,在更发达的欧洲国家则没有这回事。在这些欧洲国家,富裕家庭里有仆人,儿童被视为需要保护。此外,许多年轻的美国人需要具备开创精神——他们很早就要自己谋生。
法斯表示,在19世纪的美国,人们对儿童的期望“更灵活”一些。正如她所证明的,这种灵活性催生了思想的活力和独立性,而这种活力和独立性为美国初生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比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强烈反对长子继承和限嗣继承,正是英国物权法的这两点将土地置于永久的、极不民主的家庭传承模式之下”。
二战以后,欧洲养育子女的方式变得更像美国——整个欧洲的中产阶级都不那么强调家庭中的等级关系了。冷战后民主的扩散以及西方青年文化的崛起加速了这一转变。
四
停止担心,让下一代开辟自己的道路
不过,法斯认为,过去几十年发生了一些事情,切断了美国家庭与其自由派先锋传统的联系。欧洲也在同样发生这一变化,因为这一变化是对全球力量重心转移的反应。
法斯暗示,21世纪真正让人担忧的问题也许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中,如何能维持对独立的执著。
导致的结果就是,现代父母不那么愿意让子女独立了。父母正在给予孩子的(甚至是较大的孩子),“只是传统成功秘方的一半……他们正在给予孩子他们心目中的自治,却没有给孩子真正的责任感”。
我们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国际地缘政治前景动荡不安,而且正如法斯指出的,“包括在(文化潮流中的)自传时常暴露各种虐待子女的父母和艰难的童年,越来越多育儿建议是为了回应担忧和焦虑”。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应该做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努力,去保护我们的子女免遭残酷的21世纪世界的伤害。
《美国童年的终结》是对这一前景的纠正:
通过将我们与过去重新联系起来,法斯向我们再次确认一条普遍适用的真理:父母始终是疼爱和担忧子女的。而且,正如戈普尼克指出的:“做父母(相对于‘管孩子’而言),就是担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桥梁。”
法斯和戈普尼克的作品向我们证明,神经科学和历史都告诉我们,
多一点现实的探索、少一点父母的娇惯会让子女受益。也许多数儿童不可能下地干活,但他们也许可以在少年时代打份工,或者让他们自己搞定考试复习——这考验他们的勤奋,如果他们不及格,则考验他们的承受能力。
我们能给予子女的礼物是停止担心,把眼光放长远,让下一代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意味着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我们必须放手。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未来可能会不那么光明。正如戈普尼克所警告的:“按照我们自身形象、或我们目前的理想形象塑造(子女),实际上也许会让他们无法适应未来的变化。”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伊莎贝尔•贝里克
译者:何黎
编排:祝颖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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