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朱自清：教育不应是手段，而应是信仰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中国近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1916年中学毕业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开始发表诗歌。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1932年7月，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1935年，出版散文集《你我》。

教育被压在沉重的功利下面，

不免有了偏枯的颜色

教育的价值是在培养健全的人格，这已成了老生常谈了。但要认真培养起来，那却谈何容易!第一教育者先须有“培养”的心，坦白的，正直的，温热的，忠于后一代的心!有了“培养”的心，才说得到“培养”的方法。

像有些校长教师们，他们口头上虽也有健全的人格，但心里绝没有健全的人格的影子!他们所有的，只是政客的纵横捭阖的心!如何利用别人，如何愚弄别人，是他们根本的态度!他们以教育为手段，同时也以别人为手段。

康德说得好，人总须彼此以“目的”相待，不可相视作“手段”；他希望将来的社会是一个“目的国”。我想至少学校是“目的国”，才有真教育可言!

不足与言教育的，我们内地里有些校长与教师，我们真也不能与言，不必与言了。但前文所谓上等教育人才的，又如何呢?我意现在有许多号称贤明的校长教师，都可列在这一等内。他们心目中的教育，可以三语括之：课功，任法，尚严。

课功是指注重事功而言。如设备求其完善，学业成绩求其优良，毕业生愿升学与能升学(能考入大学专门)的，求其多，体育成绩于求优良之外，更求其能胜人：都是所谓课功。事功昭著于社会，教育者之责便已尽了。

因为要课功，便须讲效率，便不得不有种种法则以督促之。法则本身是没有力量的，于是必假之以权威。权威有鞭策之功；于是愈用愈爱用，而法则便成了迷信了!

在任权信法的环境中，尚严是当然的。因为尚严，所以要求整齐划一；无论求学行事，无论大小，差不多都有一个定格，让学生们钻了进去。江苏有一个学校，乃至连学生剪发的事都加规定；他们只许剪平顶，不许剪他种样子，以表示朴实的校风。

抱以上这三种见解而从事于教育的人，我也遇过几个。他们有热心与毅力，的确将教育看做一件正正经经的事去办，的确将教育看做一种目的。他们的功绩，的确也不错。我们邻省的教育者，有许多是这种人。但我总觉他们太重功利了，教育被压在沉重的功利下面，不免有了偏枯的颜色。

太注重“学业”“忽视了“做人”，

便成了跛的教育

我总觉得“为学”与“做人”，应当并重，如人的两足应当一样长一般。现在一般号称贤明的教育者，却因为求功利的缘故，太重视学业这一面了，便忽略了那一面；于是便成了跛的教育了。

跛的教育是不能行远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行远一样。功利是好的，但是我们总该还有超乎功利以上的事，这便是要做一个堂堂的人!

学生们入学校，一面固是“求学”，一面也是学做人。一般人似未知此义，他们只晓得学生应该“求学”罢了!这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误会，而在教育者，尤其如是。

一般教育者都承认学生的知识是不完足的，但很少的人知道学生的品格也是不完足的。其实“完人”是没有的；所谓“不完足”，指学生尚在“塑造期”(Plastic)，无一定品格而言；——只是比较的说法。他们说到学生品性不好的时候，总是特别摇头叹气，仿佛这是不应有的事，而且是无法想的事。

其实这与学业上的低能一样，正是教育的题中常有的文章；若低能可以设法辅导，这也可以设法辅导的，何用特别摇头叹气呢?要晓得不完足才需来学，若完足了，又何必来受教育呢?

学生们既要学做人，你却单给以知识，变成了“教”而不“育”，这自然觉得偏枯了。为学生个人的与眼前浮面的功利计，这原未尝不可，但为我们后一代的发荣滋长计，这却不行了。

机械的得着知识，又机械的运用知识的人，人格上没有深厚的根基，只随着机会和环境的支使的人，他们的人生的理想是很模糊的，他们的努力是盲目的。

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只能乱转一回，不能向前进行；发荣滋长，如何说得到呢?“做人”是要逐渐培养的，不是可以按钟点教授的。所谓“不言之教”“无声之诲”，便是说的这种培养的功夫。

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

要从事教育，教育者先须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

他的人生的理想，不用说，也应该超乎功利以上。所谓超乎功利以上，就是说，不但要做一个能干的，有用的人，并且要做一个正直的，坦白的，敢作敢为的人!——教育者有了这样的信仰，有了这样的人格，自然便能够潜移默化，“如时雨化之”了；这其间也并无奥妙，只在日常言动间注意。

但这个注意却不容易!比办事严明，讲解详晰要难得许多许多，第一先须有温热的心，能够爱人!须能爱具体的这个那个的人，不是说能爱抽象的“人”。

能爱学生，才能真的注意学生，才能得学生的信仰；得了学生的信仰，就是为学生所爱。那时真如父子兄弟一家人，没有说不通的事；感化于是乎可言。

但这样的爱是须有大力量，大气度的。正如母亲抚育子女一般，无论怎样琐屑，都要不辞劳苦的去做，无论怎样哭闹，都要能够原谅，这样，才有坚韧的爱；教育者也要能够如此任劳任怨才行!这时教育者与学生共在一个“情之流”中，自然用不着任法与尚严了。

法是力量小的人用的；他们不能以全身奉献于教育，所以不能爱——于是乎只能寻着权威，暂资凭借。

但权威是冷的，权威所寓的法则也是冷的；它们最容易造成虚伪与呆木的人!操行甲等而常行偷窃的学生，是各校常见的。

循规蹈矩，而庸碌无用，但能做好好先生的学生，也是各校常见的。这都是任法尚严的流弊了。更有一件，权威最易造成或增加误会；它不但不能使人相亲相爱，反将使人相忌相恨!

我曾见过江苏一个校长，他的热心毅力，我至今仍是佩服。但他任法尚严，却使他的热心毅力一概都埋没了!同事们说他太专，学生们说他太严；没有说他好处的!他于是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后来还起了一次风潮，要驱逐他去职!这就是权威的破坏力!我以为权威绝对用不得；法则若变成自由的契约，依共同的意志而行，那还可存；总之，最要紧的还是人，是人的心!

我对于那些号称贤明的教育者所持的功利见解，不以为不好，而以为不够；我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的意思，再简单的说一说：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

我斥责那班以教育为手段的人!我劝勉那班以教育为功利的人!我愿我们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仰的人！

来源：《教育的信仰》，1924年10月16日，《春晖》第34期

编辑排版：祝颖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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