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探秘：上海都市深处的新疆、西藏民族班
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这个核心问题，全面加强内地民族班工作。而上海市，一向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
由教育部组织的“迎接十九大，教育看变化”中央媒体采访团走进上海，零距离接触上海市的西藏班、新疆班民族教育工作。
7月5日，上海市共康中学校长唐怀琨带领中国网等央媒记者团参观了学校。
这所以藏族学生为主体、藏汉合校的寄宿制民族初级中学，1998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投资兴建，前身是1985年开办的上海市回民中学西藏班。
近三年来，学校斥资5000多万将校园、宿舍、大门修缮一新。
七月的上海炙热而躁动，而共康中学则绿意盎然。
整个学校以蓝白色调为主，葡萄架缠绕着廊道，楼道内随处摆放着钢琴，操场上不时有阳光朝气的学生在打篮球。
在座谈会上，唐怀琨将多年来的教学工作浓缩成了三个字——“国、校、家”。而这三字箴言，也道出了内地新疆班、西藏班教育工作者们的集体心声。
共康中学具有标志性的雕塑
“国”
不仅有顶层设计，还有地方举措
所谓“国”，在唐校长看来，就是统一和团结。共康中学需要完成培养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接班人的使命。
事实上，办好内地民族班是各地学校落实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
1985年，国家开始举办内地西藏初中班，年计划招生1300人。目前，全国已有12个省市18所学校举办内地西藏初中班，每年计划招生1620人，在校生5046人。这些西藏、新疆学子政治立场坚定、学业成绩优良，不少毕业生已经成为建设西藏、新疆的栋梁之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采取了系列政策措施，全面加强内地民族班工作，促进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十三五”实现了良好开局。
而这其中，上海市做出了不少贡献。目前，上海市共有25所学校举办内地民族班，办班种类包括内地西藏初中班、高中班、中职班和内地新疆高中班、中职班五种类型，在校生规模达到7000余人。
为做好内地民族班教育管理服务工作，上海市教委推出了11项举措，为办班学校提供服务和支持。
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相关负责人金松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性的案例。
西藏与上海，两地的气候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少从西藏来的孩子，刚到上海就会生一些病，比如因为气候太过潮湿而得的皮肤病。“虽然学校有医务室，但毕竟力量是很有限的，那怎么办呢？”金松表示，“还是要依靠社会资源。”
面对这样的情况，上海市教委通过医务部门的一些协调，以结对的形式，为民族班的孩子们提供就医的绿色通道。与此同时，民族班的孩子们都是九月份入学，而上海市的医保则在三四月份就办了。这之间的时间差怎么办呢？还是市教委通过和医保局相关机构协调，实现了民族班九月入学就可以办理医保。
顶层设计外加制度政策的加持，为切实推动民族教育工作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校”
不仅要教得，还能全面发展
所谓“校”，就是要尽到一个学校的责任，满足学生升学的需要，按照通俗的话说就是抓分。在此基础上，则要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
如何教得好？跟得上？联得上？这其实是所有办班学校的一大挑战。而西藏班新疆班只是学校教学组织的一个部分，如何有针对性地教学，这也是悬在民族班教师心中的一个问号。
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个老师或者一所学校可以解决的，需要群策群力。
上海市教委再次发力，组织开展本市内地新疆高中班教学研究活动，针对教育教学具有共性的疑难问题，开展教学研讨，探讨破解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共康中学的孩子们在排练管弦乐
除此之外，积极推进“混班”教学。将一批学业成绩跟得上的民族班同学插入本部平行班学习，为推进融合教育创造条件。中等职业学校也发挥办学优势和职业特点，积极推进校企合作。
在群策群力的合作中，不少学校从自身出发，拥有了自己的一套办学方针，并且获得了傲人的成果。
一串数字报告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上海市新中高级中学分管校长徐清明上台演讲时，就通过一串的数字汇报，成功地吸引了所有在场记者的目光，“我们学校自2004年起开始开设民族班，目前毕业的147名学生，全部考取985、211大学。”
2004、147、985、211，这几个数字的联合，见证了一个学校十几年办学的成果与历程。
徐校长介绍说，在这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学校总结出了一套结合实际的工作思路，即“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张扬个性，全面发展”。而正是这样一套教学方法，让新中高级中学的每一个民族班的学生都能圆梦大学。
具体而言，面对学生水平的参差不齐，新中高级中学实行散插与集中相结合的方式，学习基础较好的同学散插到本地班，基础较弱的同学，则集中教学，让老师提供更为针对性的指导。
民族班同学普遍数学与英语基础较为薄弱。面对这样的现状，除了增加课时量外，新中高级中学开始实施一对一结对，让西藏班和汉族班的同学结对，相互辅导、共同进步。
而最为艰难的，则是如何衔接好初中与高中，让民族班的孩子不掉队。徐校长面对这样的情况有着自己的心得和体会。总结来说就是分三步走：第一是抓适应，第二是树立自信心，第三则是个别化的辅导。
曾经有一个来自牧区的同学，刚进高一的时候情绪异常低落，一方面是难以适应高中的环境，另一方面是自己在原本的初中班级名列前茅，而上了高中成绩却成了倒数，这之间的落差让他一时难以接受。
班主任发现这样的问题，她决定先让这个孩子适应在新中高级中学的生活，拉个近乎。于是联系了她初中的班级，通过初中班级提供了一些讯息，这样老师与学生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在随后的不断交往中，老师渐渐发现，这个学生字写得非常好，无论是藏文还是汉语，字都很漂亮，于是就鼓励这个同学练字。这个因为成绩而失掉自信力的孩子在练字的路途中，找到了自信力。老师一看时机成熟，才开始和她谈学习的问题，帮助她制定了完整的学校计划。
当然不只是抓分，“德育为先，育人为本”，这是上海市教委办班原则之一，也是各个学校民族班看齐的目标。
校长唐怀琨给共康中学的孩子们制定了这样的目标，在上海的三年时光里，学生们一定要走完一定数目的上海景点，参观一定数目的单位。“就是为了开阔孩子们的眼界。”唐校长说。
并且，共康和新中高级中学都利用现有的空间，尽量拓展各种活动。比如说共康学校的管乐团。管乐团的成员并非选拔有基础的孩子们，而是让学生根据兴趣来选择是否参加。
除此之外，共康学校每周二下午还开设兴趣课程，陶艺、3D打印、篮球……都是孩子们喜爱的课程。而新中高级中学则会利用假期让学生们参与到各种社会实践、社团活动当中，希望培养学生们兴趣爱好。
“在满足最基本的要求，以及升学需要的基础上，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实现个性化发展。”唐怀琨说。
为了拓展孩子们的兴趣爱好，每周二下午都有一门兴趣课程，图中是孩子们在3D打印课上的课堂作品
“家”
不仅是老师，更是爸爸
所谓“家”，就是要为学生营造一个安全温暖舒适的家。
从西藏到上海，这中间相隔的不仅是距离和气候，更重要的是文化与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孩子还处于成长期，尚未完全独立，社会化的问题、青春期的教育问题、心理问题、学习问题、适应问题、独立问题等等诸多问题，家长无法参与和分担，更多的担子都留给了老师去扛。
能否适应，如何适应？
共康中学初二的郭辅瑛已经在共康生活了两年，回忆起她刚来时的情景，“想家”成为主题曲。一个十岁出头从未出过远门的姑娘，来到千里之外的上海求学，经常会想家到晚上在被窝里哭。气候和环境的陌生也让辅瑛难以适应。
这也成为老师们最先要解决的问题。
共康中学初一8班班主任程海荣尽管只有四年的教龄，但说起这些来，有着不少心得体悟。
他不喜欢称这些民族班的同学们为学生，而是叫他们“小孩”。
“有不少小孩是从西藏过来的，无论是教育水平还是生活习惯都与需要一个过度。”他举了洗澡和穿衣服的例子。这些从西藏来的孩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牧区的孩子，一类则是来自拉萨的孩子。有些孩子受生活环境所限，没有洗澡的意识，也不太会用马桶之类的清洁工具，而另一部分孩子则可能被父母娇生惯养，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不会洗衣服，就直接扔掉再买。
“首先就是要做规矩”，程海荣说。所谓做规矩，就是帮小孩把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老师们最初每天都要监督孩子洗澡、洗内裤。怎么知道洗没洗？“上楼数数有几条内裤，看看是不是湿的，湿的就说明洗了。”
在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后，程老师再提出一些学习上的要求。比如说自修课不能说话、高效地完成作业、独自复习预习等等。
而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自理能力，程老师也下了一番功夫。班级里的所有事情，程海荣都分配给了学生去做，“我希望我的班级人人有事做”。在人人有事做这样一个口号的指导下，每个孩子都有了自己的明确分工，都有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在这样一点点的锻炼下，孩子们不仅拥有了自理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这便是德育。”程老师总结说。作为年级组组长和班主任，程老师当然也有教学的压力，但是一切都需要循序渐进。“初一初二的时候让小孩子把规矩做好了，学习习惯养成，之后再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增加孩子们的集体荣誉感，到了初三孩子们就会很平稳地积极地往上走。”
在老师们的细心呵护下，孩子们逐渐适应了自己在上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不断地、积极健康地成长。郭辅瑛已经是学习委员兼语文学科带头人，2015第二学期荣获“优秀队长”的称号。原本上台讲话都发抖的她，一路过关斩将，在激烈的大队文体委竞争中，成功当选。
她自己觉得在共康的四年变化非常大，不仅学习成绩上来了，更为独立了，各方面的能力也都得到了很大提高。而这一切，在辅瑛看来，更多地要归功于老师的帮助和支持。
不只是郭辅瑛，在共康，在每一个上海民族班的同学身上，每时每刻都在悄悄地发生改变，都在成长，都在走向更高的人生起点。
郭辅瑛
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负责人金松不无感慨地说，“能够推动内地民族班工作，取得良好的办学成绩，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办班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的认真负责。因为我们同学的父母不在这里。这些办班老师，不仅是教师，更多地成为了民族班孩子们的监护人。”
程海荣确实成了初一8班孩子们的“爸爸”。孩子们喜欢叫他为“程爸”。这位程爸，每日除了日常的教学工作外，还要关心孩子们的饮食起居和身心健康，“有没有洗内裤”，“最近是不是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等等问题都需要他来关注。
孩子生了病，父母不在身边，住院照顾的重担就落到了班主任的身上；为了增加孩子们的集体荣誉感，“程爸”也时不时把孩子们带出去一起游玩、聚餐；别的班在自由活动的时候，程老师号召孩子们买西瓜、买烤鸭，和班级的同学一起分享美味。
在这一次又一次地集体活动中，孩子们感受到了来自学校和老师的温暖，一颗孤独在外的心被融化，被感动，师生之间不仅仅是师生。更成为亲人。
今年暑假学生要回家时，“程爸”没有说什么，只是拎了四个西瓜要孩子们拿上，并叮嘱他们不要在刚上火车就吃，应该在翻唐古拉山的时候吃。
什么时候吃西瓜还有讲究？学生们本身有很多行李，再加上四个西瓜实在是太沉，纷纷表示不理解。“程爸”这时才道出缘由：“翻唐古拉山的时候海拔最高，含氧量最低，是人最难受的时候，也是缺乏水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切开吃。”
一个西瓜，包含了浓浓的深情。从上海到西藏，火车驶过平原，登上高原，爬上唐古拉山，在离天空最近的地点，孩子们破开一颗西瓜，一口咬下汁水充满口腔的那一刻，也能品味出老师的良苦用心。
作者：周继凤
排版：实习生 王诗悦
中国网教育频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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