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初一学生被9名同学轮殴！校园欺凌事件，没有旁观者！

日前，又一起校园欺凌事件引发了舆论场上的热议。3月29日，陈孔银收到了一段朋友给他发来的视频，视频中他的女儿陈玲玲（化名）在学校宿舍被9名同学轮番推搡、打耳光、拳打脚踢。陈孔银称，打人事件发生在3月13日，这之后女儿曾打电话给他称“不想去上学了”，却并未提到遭同学殴打。

无独有偶，就在此前几天，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实验中学校外发生一起学生被殴打事件。张某听说王某讲她的坏话，便找到王某，王某说讲她坏话的是杨某。当天中午，张某、王某以及校外人员赵某等5人一起在实验中学附近一车库门口找到杨某，并对其进行殴打。事发后，杨某被送到松原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经医院初查，诊断为左上肢外伤。

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引发家长和社会的担忧。据了解，在全世界范围内，学生欺凌及其应对，都是中小学安全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

2017年1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全球校园欺凌现状最新报告，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年有将近2.46亿儿童和青少年遭受欺凌。

另一份对全球十万多名青少年有关欺凌经历的调查显示，他们之中三分之二曾经遭受过欺凌，40%以上因为害怕或者羞耻而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曾经受到欺凌，四分之一不知道遭受欺凌之后应该告诉谁。

面对屡禁不止的校园欺凌事件，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

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对“学生欺凌”进行界定

判断是否真遇到了校园欺凌，是一切救助和处置的前提。

对于校园欺凌的界定，国外已经有过一些探索：是不是倚强凌弱，是不是反复实施，是不是造成伤害，是认定的关键。

2017年12月27日，教育部等十一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对学生欺凌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规范处置程序，明确不同情形的学生欺凌惩戒措施。

《治理方案》首先明确，“中小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

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造成伤害后果和主观故意都是最重要的认定因素。

一旦孩子的行为带有蓄意和侮辱性质，受害孩子不仅会遭受身体上的屈辱，还会形成心理伤害。今天的学校推行尽量避免实施惩罚，这当然没错，但是学校本身就承担着教育责任，对孩子的放任和放逐，就是对他们的不负责。否则当他们走向社会、走出国门，一定不能还给社会一个正常的人格。

欺凌其实并不可怕，夸大和化小才是把急症治成慢性病的昏招。

国内外无数成功应对欺凌的案例说明，孩子的是非判断能力较弱，但成人却不能糊涂，不让受伤害的孩子感觉一个人在“战斗”，是接下来妥善引导和严肃讨论的前提。

学校是治理校园欺凌的主力军

第一，精心规划校园环境建设，强化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当下，提升校园文化内涵、打造学校特色几乎成为每一所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新举措。但是，学校在重视物质层面美化装饰的同时，更要注重精神层面的文化革新。

学校应该积极抓好挫折教育、生命教育、法律法规教育、网络健康教育、安全教育等新课程建设，并结合主题班会、演讲、读书沙龙等形式，深入挖掘校园文化的深层内涵，充分发挥其正能量，帮助全体师生树立、夯实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第二，发挥心理教师、心理咨询室的作用和功能，借助工会等组织平台，联合社会力量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

除了在校内配置专业的专职心理教师、定期考量心理咨询室的实际功效、对“问题师生”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外，还应该借助工会等组织平台，联合社会力量防暴反暴。

例如，在校外尝试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科学的帮扶机制，关注全体师生的精神世界，努力营造幸福的学习、工作与生活氛围，让问题尽可能地消弭在萌芽状态，避免极端行为的发生。

第三，以班级为单位建立校园防暴反暴档案，并制定预警预案。

以班级为单位建立观察档案，时刻留意那些强势的学生，以杜绝或遏制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可通过收集过往暴力案例进行分析研究，有针对性地总结出多种应对策略，这不但能成为校园的防暴指南，更能成为校园反暴的利剑。

对于特别难管理的学生，建议学校行政领导参与“领教”，并寻求家庭的配合，最大限度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

第四，加强校园门口以及学校偏僻角落的安保措施，防患于未然。

倚强凌弱是校园暴力事件的一个重要特点。除了校内学生之间的冲突外，还存在外来学校学生（多是高年级）的霸凌事件。因此，学校偏僻角落以及校门口的安保措施尤为重要，学校值日人员与门卫要加强巡视，密切关注在学校偏僻角落玩耍的学生，以及经常在校门口游荡的非本校人员，严把进出关。有条件的学校要安装监控系统，一旦发现端倪要及时制止。

治理欺凌要从家庭教育抓起

校园欺凌的发生归根结底是少数学生品德不良导致的结果，而这些不良品德主要又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和不当造成的。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前几年的一项调查，57.9%的在押未成年犯来自单亲、继亲或婚姻动荡家庭。

有关研究也表明，结构不完整家庭的学生最容易成为欺凌者。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家庭很容易疏于对子女的管教，造成家庭教育的“缺位”，使孩子形成心理和道德品格的缺陷。

因此，针对当前校园欺凌频发、家庭教育建设相对落后的现象，抓好家庭教育需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完善法制建设，落实家庭教育主体责任。

家庭教育立法，应明确规定家庭教育既是公益事业，也是私益事业，家长对孩子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有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保障，才能使家庭教育的责任得到真正落实，防止家庭教育的边缘化和家庭教育责权的虚置化。

二是强化亲职教育，提高家长自身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

亲职教育是上世纪早期最先由西方国家倡导的一种对家长进行的“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好家长”的专门化教育，也叫“双亲教育”或“家长教育”。

受教育的对象是家长，施教机构既可以是学校，也可以是其他社会专业团体或机构。教育的内容包括对父母的教育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两个方面。

亲职教育的理念突出强调了对父母自身的教育，在当前我国家长素质参差不齐、家庭道德教育观念淡漠的背景下，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量研究表明，孩子的不良品行大多源于父母自身的问题，是问题家长造就了问题儿童。因此，要把孩子教育好，家长首先要把自己教育好。

面对校园欺凌背后的道德品质问题，家庭教育最应该反思的恐怕还不是如何教育孩子，而是引导家长如何做好自己。

三是端正教育观念，提高家庭教育的有效性。

观念决定人的行为，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教育失效，校园欺凌频发，与当前一些家庭教育的模糊观念有很大关系。

例如，“孩子是自己的，教育归学校管”，家长拒绝承担教育责任；“谁打你，你就打谁，不能吃亏”，误导孩子以牙还牙，以暴易暴；“为了孩子，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以无原则的溺爱代替教育，就像马卡连柯说的那样：“一切都给孩子，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这是父母给孩子最可怕的礼物。”

诸如此类的教育观念，轻则没有起到应有的教育效果，使家庭教育失效，重则误导孩子的道德认知，助长孩子的不良品行。

四是明确职责分工，加快家庭教育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家庭教育的服务保障体系涉及家庭教育管理、从业人员培训、家庭教育研究和指导、家长学校的举办等众多领域。

但目前普遍存在管理体制不健全、组织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从业人员少、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虽然有很多学校开办了家长学校，但多数流于形式，功能发挥远远不够。

因此，尽快建立和完善政府主管、学校主抓、社区参与、分工合作、职责明确、家长学校实体化、人员队伍多元化、专业化的家庭教育联合保障服务体系十分必要。

五是建立儿童关爱档案，消除家庭教育死角。

针对单亲家庭、离异家庭、失能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等有可能造成家庭教育缺失的家庭，应以儿童所在学校和社区为主体，尽快建立儿童关爱档案，实行点对点帮扶和指导，切实解决特殊家庭的实际困难，消除家庭教育死角，为每一个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校园欺凌者”受惩罚应成惯例

考虑到暴力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低龄化的现状，对“犯错”的未成年人施以惩罚是有共识的，分歧就在于惩罚以何种形式出现。

对于刑法够不着的、有着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需要建立起一套符合未成年心理特征的强制教育体系。

未成年人犯罪，如今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如何对待这些“问题少年”上，各方意见并不一致。

2017年9月4日，14名女学生皆因校园欺凌被判刑，其中最重的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轻的行政处罚。为了帮助这14名校园“小霸王”们顺利回归校园，通州法院开展了“运河启航计划”之未成年犯少年课堂活动，联合通州某学校，共同对14名罪错少年进行为期一周的法制教育。

这14名女孩平均17岁，最小的15岁，相比于达到年龄被判刑的，人们其实更关注那些因年龄太小不被起诉的几位。

通常，不被起诉意味着没有惩罚，年龄小就成了过错的挡箭牌。明明犯了错，有些还是大错，却免于处罚，在情理上说不通，也不利于纠正未成年人的不当行为。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呼吁降低入刑年龄的声音很多。考虑到刑罚的谦抑性，这些声音并没有转化为立法行动，但对未成年人的不当行为施以适当形式的“教育”，却是必须的。

在其他类似案例中，对于年龄较小的施暴学生，最多也就是按照校纪进行处理。造成犯罪低龄化的原因的确很复杂，“免予处罚”则加剧了这种趋势。

比如在著名的“湖南少年劫杀老师案”中，3名施暴者恰恰是依仗年龄痛下狠手。前段时间还报道了一则新闻，一名少年无证驾驶被查，竟理直气壮地对交警说“我是未成年人”。

呼吁降低入刑年龄，是比较激进的方案，支持者也很多，反映了传统的“重典思维”。

不过，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处罚，还是要注重谦抑，毕竟，设定刑罚的初衷包含了预防犯罪，要考虑到施刑后的社会效果。

如果单纯降低年龄门槛，让一个15岁女生和暴力犯罪的成年人接受同等处罚，很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甚至因惩罚过于激烈扭曲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心理，埋下更大的隐患。

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有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依据，这是社会进步的成果，如果非要一视同仁，那还何必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呢？

“重典思维”显然并不合适，又不能不重视违法犯罪低龄化的现状，开展适当的惩罚式教育就显得有必要了。

比如，转送专门（工读）学校到底如何操作，目前尚无具体细化条件与标准，且该类学校不仅数量严重不足，收受条件也非常苛刻；

再比如，我国现有的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都旨在解决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施加暴力的问题，而对未成年人之间实施的暴力、侮辱行为，均没有涉及。

现在的问题就是，对于刑法够不着的、有着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需要建立起一套符合未成年心理特征的强制教育体系，而这种教育本身就包含了惩罚的意味。事实上，未成年人保护法也不讳言惩罚，明文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关键的问题是，离开制度化的保障，这些方针和原则都是空谈。

中小学欺凌现象，多发生在校园，却不仅是校园问题；

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决定了校园欺凌防治，必须是综合治理，必须是多方的合力参与，必须每个环节“环环相扣”，不掉链子。

参考文章

[1]《国家首次明确界定学生欺凌 事件处置以学校为主》,中国人民广播电台. 

[2] 《处置"校园欺凌"事件前 先给"欺凌"一个明确的定义》, 人民日报. 

[3] 《遏制校园欺凌，学校应成为主力》,中国教育新闻网. 

[4] 《防治校园欺凌要从家庭教育抓起》, 中国教育新闻网. 

[5] 《防治校园欺凌必须“环环相扣”》, 羊城晚报. 

[6] 《“校园欺凌者”受惩罚应成惯例》, 凤凰网. 

实习编辑 | 张昀竹

责任编辑 | 王晓霞

中国网教育频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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