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天空没有鸟的痕迹，但我已经努力活过

3月5号，褚时健去世，享年92岁。一位传奇企业家的跌宕人生，画上句号。

褚时健出生于1927年，早年参加革命，建国后被打成右派。1963年，36岁的褚时健被调到玉溪当地一家糖厂做副厂长，这家糖厂当时每年亏损二十万，褚时健用一年时间，就将糖厂扭亏为盈，之后业绩连年增长。

褚时健早年与家人合影

1979年，52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当地一家卷烟厂的厂长，从此，开启了他一生最辉煌的“烟草大王”经历。

褚时健接手时，这家卷烟厂不过是边陲一家濒临倒闭的亏损企业，但十七年后，红塔集团成为世界第五大烟厂，累计创造利税800亿元，红塔集团一家企业上交的利税，就占整个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

1998年，褚时健因为贪污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在三年前，他夫人和女儿就因为经济犯罪被判刑入狱，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

褚时健妻女

2001年，褚时健保外就医。第二年，75岁的褚时健在自己家乡哀牢山承包了一片山林，改良品种，种植橙子，并开创褚橙品牌，风行全国。

褚时健的一生，大起大落，悲欣交集。他的命运，和他所处的时代交织在一起，构成一部跌宕起伏的中国企业发展史。

褚时健去世后，各大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微博均发文悼念。不过，直到今天，褚时健和他的经历依然充满了争议。有人认为褚当年的遭遇并不令人同情，因为按照法律褚时健就是贪污了。

我来说几句。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更不了解那个时代的“规则”是怎样的。

什么叫改革？

改革就是过去那些条条框框不适应时代发展了，要打破。有些打破的过程是通过制度博弈，有些干脆就是试出来的。试着试着比过去好，然后才回过头去把规章制度改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之一。当然，这也意味着当时率先试水的人，本身冒着很大的法律风险。

所以，事后评价这段历史，简单用“合规性”去检验当初的一些做法，并不恰当。

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当年央视是体制内单位，死水一潭。90年代初，孙玉胜、袁正明等一批人，在央视内部创办了《东方时空》。央视是国家事业单位，招聘受编制限制，如果按照央视过去的规定去招人，《东方时空》根本就没戏。

当时的台长杨伟光给了《东方时空》特殊政策，可以自己去社会上招聘。

于是，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只要有电视梦想，肯吃苦，就可以来《东方时空》打工。不要求户口，不看档案（看了也没地方放），只要能干活，就能在这里工作。

这些人，在央视内部，叫临时工。

临时工们其实和建筑队上的农民工差不多，没有合同，也没有编制。甚至连记者证、工作者都没有。制片人一句话，放下行李就可以出差干活，但一个片子做不好，第二天可能就得卷铺盖卷走人。

《焦点访谈》当年有一期火爆全国的节目，一个法官晃着访谈记者的塑料卡片说，“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那个塑料卡片，就是访谈临时工记者们出门用的证件。这个证件其实是央视给临时工们发了出入证，但各位记者出去采访，都把这个进门证当记者证使唤。

当年我就是这么进的《东方时空》，看到北大三角地贴的小广告，来和制片人谈了谈，就留下了。我们那一波来了五六个人，一年后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其他的都走了。

更关键的是，按照央视的体制，没法给这些临时工发工资。因为按照制度，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央视的人。

迫不得已，当时评论部就想到让临时工自己找发票给这些人发工资。

当年在央视工作的时候，同事们没有不骂这个制度的。本来工作挣工资天经地义，但我们光明正大工作赚的钱，还得自己去找发票来报销。这都是什么事儿啊！

后来发票制度越来越严，要求尽可能是采访当地的。有时候在外地出差，采访之后还得专门去找发票，经常被人误解，以为我们想贪污节目经费。

这一制度延续许多年，直到焦利台长来之后才彻底废除。

如果按照严格的财务制度，那当年央视的那些改革者们全都得进去，因为他们的做法违反了财务制度。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违反”，才有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面对面》，还有《实话实说》。

首期《实话实说》

《东方时空》外拍采访，青涩的白岩松

可以说，央视最有名的新闻栏目，最好的新闻节目主持人，都是这种“违规”创造出来的。各位耳熟能详的那些新闻节目主持人，比如王志、柴静、阿丘、劳春燕，当年都是临时工。

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改革就是这么闯出来的。比如当年的小岗村，包产到户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违法犯罪。为啥那几个农民要歃血为盟，他们是真豁出去了，被发现真有可能进监狱。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勇气，为全国其他农村改革闯出了活路。

有些人说，为啥不能等合规了再去改？

这些人幼稚了。

改革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简单，有些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比如户口制度，比如体制内的编制制度，直到今天，北京的户籍制度也没有开放。如果你等这些制度改了以后再改革，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违规”行为，有的需要充分肯定，比如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那几位农民按血手印的文书，最后还进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而有些违规，比如褚时健的犯罪行为，需要历史的看待。

作为企业家的褚时健，短短几年把一个小烟厂做成云南省第一，再后来是全国第一，每年上交几十亿利税。这其中，当然有烟草行业专卖制度的因素，但不可否认，褚时健本身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才华，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否则，当年全国各地的烟厂有几百上千家，为啥独独偏于一隅的玉溪卷烟厂，能够蓬勃发展，独占鳌头？

但是，褚时健当时是在国企，按照制度规定，褚时健只能拿很少一点工资，企业赚多少钱，和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是后来，也许会有管理层激励，有些领域还可以搞管理层收购，但在那个时代，这些都不可以。但退休制度卡得倒挺严格，褚时健面临自己养大了一个孩子，但却不得不拍手走人的局面。

褚时健心态开始不平衡，他在企业私设小金库，和企业的高管们一起分配利益，后遭人举报，锒铛入狱。法院最终认定褚时健贪污和来源不明的财产，有一千多万。这笔钱在当年是很大一个数字，但和褚时健作为企业家创造的价值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我个人认为，评价褚时健的贪污和一般的贪污应该有所区别，要考虑时代的特殊因素。这个因素是，当年的国企在制度上并不承认企业家的个人价值，企业的收入发展和企业家薪酬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制度，对那个时代的佼佼者而言，并不公平。

褚时健入狱后，很快就保外就医，一共被羁押的时间，前后也就三年。这在无期徒刑的案件里，也属于少数的例外。办案人员也普遍同情褚时健。

褚时健被判刑后，社会上开始关注国企领导的59岁现象，再之后，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入开始逐步提高，有些企业，还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让企业家们有足够的动力，在国企认真工作。

褚时健用自己跌倒的方式，唤醒了全社会对国有企业企业家价值的认可，这是许多企业家感念他的重要原因。

现如今，绝大多数通过自我发展创造出市场的国企负责人，薪酬已经能够体现其价值。比如格力公司的董明珠，每年薪酬和股权的收入可以拿到上千万，他们再也不需要通过非法的手段，让企业承认自己的创造力。

这是董明珠的幸运，也是褚时健的不幸。

我一直认为，褚时健后来种褚橙成功，多少和他此前的经历有关。据他太太回忆，他们刚开始去推销橙子的时候，根本没人买，他太太背着他打了一个横幅，这是褚时健种的橙子，立即就销售一空。

褚橙我吃过，个头不大，确实很甜，但价格是普通橙子的三倍。我觉得很多人之所以买褚橙，都是觉得老爷子挺冤的，在他成功的年代没有受到善待，现如今，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有一年全国柑橘大丰收，普遍滞销，褚橙价格贵，更不好卖。云南省烟草系统花钱买了好多褚橙，发给自己的员工做福利。我想，他们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感恩吧。

毕竟，没有褚时健，就没有今天的红塔集团。

不过，失去褚时健的红塔集团，之后发展也逐渐乏力，再也不复当年的劲头和风光。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优秀的企业家对企业的价值。

历史有些时候挺残酷的，早一点是投机倒把，晚几年就是改革先锋，我们不能穿越回去改变历史，但至少，可以怀有一颗宽厚的心，来看待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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