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警察说句公道话？！--一名刑辩律师的真实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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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法务之家独家供稿
文/丁海洋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北京天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专于刑辩！
6月10日晚上，因为白岩松在新闻“1+1”节目，对河北因执行公务而殉职的警察没有用“牺牲”二字，引起警察的愤慨，并要求道歉；而提出质疑者随后遭到部分网民的吐槽。
6月11日，周永康贪腐1.29亿被判处无期徒刑，有人说中国实际上已经废除死刑了，因为贪污受贿这么多钱都不杀头，以后还杀谁呢？这种言论是一种对周案量刑畸轻表达不满情绪。
最近，这样的警民对立情绪，在“庆安枪击案”、黑龙江克山县警察被杀案等公共事件上都有所反映。总的来说，警察的形象在人民群众的心中是在严重滑坡，这是为什么？
凭良心说，河北沧州肃宁县特大枪击案中牺牲的公安局政委薛永清，且不谈他的指挥才能及个人素质，仅凭其与犯罪嫌疑人枪战殉职，就值得人们尊敬。尤其是事发后，他妻子因过度悲伤跳楼，这对哪个家庭来说都是灾难。克山警察被杀，很多人拍手称快，这是不正常的。你不能因为小偷报复，就推定该警察存在什么不法行为，从而认为他死有余辜。无论如何，生命的陨落，都值得惋惜。
最难说清楚的就是“庆安枪击事件”的主角李乐斌，他的一枪，震惊神州大地。不管他的领导背后如何骂他“S-B”，但表面上还是要维护他开枪的“正确性”。尽管央视已经代替司法机关作出了“定论”，但开枪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将作为中国法学教育课堂上永远不会忘记的案例。就像重庆击毙周克华案，尽管官方给出了结论，但你永远做不到“不容置疑”，因为不容质疑的事儿根本就不存在。
这几个事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警察一出事，有很多人拍手称快。警察的形象，自1999年济南交警提出“有困难找警察”以来，已跌落到最谷底。基层民警有加不完的班，写不完的报告，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出警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大量的非警务活动激增，绝大多数警员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某一线城市，2014年度有近2000名民警提出辞职，后来迫于行政命令未能离职。警察的境遇如此悲惨，却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理解，这是为什么呢？
梳理一下原因，你会发现，这是多种条件交织在一起的结果，且是警察个体和这个行业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队伍的腐败，严重损毁警察的整体形象；这是大环境，也不仅仅是警界特有，暂时改变不了。
最近几年落马的警界高官包括：周永康，李东生、王立军及其亲信、武长顺等等。这些警界“精英”落马，说明这个职业已经烂到根儿了。但大部分基层民警是没有腐败的机会，他们拿着与物价、房价不相匹配的收入，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然而，这些腐败分子是“精英”，是警察的代表，每年都像模像样的走进人民大会堂，认认真真的代表全国警察去开“两会”，怎么能说他们不具有代表性呢？队伍的腐败是客观存在，这方面的负面影响也不可避免。这是大环境使然，是个人和行业都无法改变的现状。
其次，因警察行为不当，引起群众的反感，严重败坏警察形象。
网络上不断流出警察打人的视频，而官方迟迟不予回应，往往是一拖再拖，企图不了了之。然而，越是遮遮掩掩，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就越是无端揣测，闹得沸沸扬扬，自然影响警察形象。例如前阶段长沙警察因停车与群众发生口角，进而对群众暴打，这个事情到现在也没个说法。遮遮掩掩，拖延处理，最后满城风雨。结果就是：即便你公布的是真相，老百姓也不相信了，因为你的信用早已破产。
基层民警都说，一旦出事，领导没人维护你。这个问题要看怎么说，没人维护你，那是因为你所出的事影响不够大。如果你惹的麻烦，足以影响党的形象，一般的做法是：尽管领导私下骂你，但还是会捂着盖着，替你掩护。其目的并不是维护你，而是要那个伟大的“形象”。当然，如果你出的事情太小，不足以产生影响，那么为了息事宁人，让行政相对人讨个心安，牺牲你就没商量了，还可以杀一儆百。
第三、警察的职能无限扩大，非警务活动大量增加，很多问题又是警察解决不了的，老百姓就认为你不作为，必然引起群众不满。
写这篇文章时得到一个消息，某地级市副市长到辖区县级市视察工作，县级市要求当地公安局全员出动，上街巡逻，尤其是特警及装备的使用，导致群众认为领导出行，招摇过市。老百姓遇到交通管制，当然把气撒在了执勤民警身上。
人类几千年来，警就是与匪相对的，其职责就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一般违法矫治及犯罪预防。现在却人为的、有组织的无限扩大警察的职能，让警察承担了许多他不该承担的职责。有些非警务活动，显然是没有法律的授权，甚至是法律对其他职能部门的授权，但现在由警察来承担，这是广大基层民警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现在的社会，不干活儿没责任，干了活儿就容易出毛病；毛病多了，百姓自然骂你！
在我们国家，“110”称为报警电话，也称匪警电话。自1999年济南交警提出“有困难找警察”这个口号以来，公安部号召全国警察效仿，现在效仿到什么程度呢？经过10多年的“教育”，老百姓已经习惯了“有困难找警察”，凡事都打110。钥匙忘在家里，找警察；自来水管子漏了找警察；煤气不通了找警察；老人家里没手纸了也找警察……；平时除了治安案件、常规巡逻以外，特殊时期对上访户还要重点盯防，否则跑了就要倒查，在加上大量的非警务活动，基层民警几乎崩溃。
我一个同学所在的派出所，辖区近20000人口，1000家个体工商户，40多家单位，30多个娱乐场所，全所12个警察(三个领导)，5个协警，3天1个班；辖区精神病50多人，武疯子17个，上访户若干。除正常的维护治安工作以外，大量的非警务工作远远超出民警的工作负荷。有些事情，根本就不是警察的职责范围，但你承诺了“有困难找警察”、“有警必接”，你就必须兑现。如果你以“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拒绝出警，那就要受到群众的责骂，内部也会对你进行处理。出警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招致唾骂，说你不作为。人们的这种“习惯”已经养成，你的“有警必接”已经成为一种形象的时候，你想改变，老百姓不骂你才怪！
某地级市争创文明城市，上头隔三差五来检查，而政府要求警员全员上街巡逻。后来检查组说你这地方的警察太多，说明治安状况不好，该市政府又要求警察全员穿便装上街巡逻，导致其他工作受到影响，百姓自然对你不满意。笔者不知道，“争创”活动，有必要非得让警察全员上街吗？如果这个“文明城市”的治安状况是警察全员临时上街巡逻“预防”出来的，那你平时会是什么样子？还是“文明城市”吗？
最麻烦的是拆迁、征地问题。拆迁，本来是民事法律行为，有什么争议，到法院去诉讼解决。开发商要拆房子盖大楼，那你就用钱去买原住户的房子，腾出土地；或者给一个公平合理的回迁安置方案。不排除有少部分拆迁户狮子大开口，但目前的情况看，各地的拆迁通常是政府行为，被拆迁人到法院去诉讼，实际上也不给立案。拆迁公司往往都没有资质，多数通过“黑恶势力”夜间“突袭”，有的地方甚至就是政府纵容开发商这样做。每每被拆迁人遭到“夜袭”报警，基层民警这时是最难办的。不让拆吧，政府领导肯定骂你，搞不好丢了饭碗；让拆吧，作为警察，你又不能公然支持“黑恶势力”故意毁坏他人财物。左右为难，怎么处理都不行，结果就是挨骂，里外不是人。
当拆迁、征地导致群体事件时，情况就更为复杂。一方面，警察属于行政机关，行政首长要求你去维护秩序，甚至采取强硬措施，你不能违抗命令。另一方面，的确有些老百姓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警察在执行这类任务时，内心本身就是纠结的。但警察是冲在第一线的，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警察身上。可他妈实际上，你开发商盖不盖房子，与警察有个屁关系？！
为了维稳，严重限制公民的宪法权利，出现很离奇可笑的故事情节。笔者曾因在微博上发帖说“不看新闻联播”，遭到国保喝茶；雅安地震后，笔者曾建议国务院把4月26日（中国人传统的头七）作为全国哀悼日，因此遭到国保喝茶，并上门骚扰。我本来没有多想，是他们自己把这个日子与“4.26社论”联系起来，搞了这出闹剧。弄得这次长江沉船事件，我都不敢再说话了。2015年初，我曾因微博质疑北京汽车单双号限行“常态化”而被约谈。作为普通公民，我都不明白这些言论、建议，到底危害到了谁，为何公安部门动用警力来折腾这些事情。人家长了嘴就要说，你不让人家说，就要给出个法律上的理由。然而，找你喝茶，却说不出什么理由，也给不出依据，就是动用警力这样折腾，恐吓你，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最近，硬是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将我的微博账号“俗人海洋”直接枪毙。这只是笔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其他朋友也有类似经历，这实在是浪费有限的警务资源。不明白这个国家为什么有那么多G点，大事小情都要动用警察来解决问题，实在是没有必要。
第四、针对上访人员的特别措施，招致全社会的反感。
我们不探讨“上访”这种制度在法理上是否科学。根据现行法律法规，遇到不公正的问题进行上访，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而几十年来，上访这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发展到畸形的程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大量上访，越级上访，甚至进京上访；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因考核需要，强力的截访。在北京，你可以看到大量访民露宿街头、地下通道；到南二环附近，你也可以看到大量外地牌照的警车。在上访与截访的博弈过程中，产生了黑监狱，发生过无数的暴力案件，甚至命案；也造就了国家信访局及地方信访系统个别领导的严重腐败行为。畸形的维稳体制，已使各级政府的财政不堪重负。为了维稳的需要，针对上访人员动用警力，以前是劳教，现在是拘留，寻衅滋事，然后投进监狱。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警察冲在维稳第一线，大量的上访人员及网络围观者把矛盾转嫁到警察身上。然而，这背后的问题，并不是警察制造出来的，警察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第五、证明种类繁多，公安机关无法满足百姓的需求，也一定程度上存在官僚主义，制造很多矛盾。
据统计，现在各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求公安机关出具各种证明多达上百种。而公安部对这些证明没有统一规定，没说清楚什么证明可以开，什么不能开。这个证明的范围很广泛，涉及每个群众切身利益。例如笔者曾到某法院立一个离婚案件，原告只拿结婚证不行。法院说，结婚证只能证明你们是婚姻关系，不能证明被告个人的具体信息，属于没有明确的被告，你得拿到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者到被告辖区派出所开一个户籍证明。到派出所，派出所又说户籍证明只有本人来才能开。可是，如果原告能让被告本人来开证明，能拿到被告的身份证，还需要这么费劲吗？还曾有人为了离婚，到派出所，要求出具“分居证明”这样的奇葩证明，你满足不了，老百姓就骂你不作为。
2015年6月10日的《焦点访谈》节目报道，迁移一个户口，在派出所、民政局、社区、计生委、教育厅等单位踢皮球，来来回回折腾了4年还没办成。户口这个事儿，只要迁入地有个准迁证，拿着准迁证到迁出地很容易就办了，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多证明呢？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单位牵扯进来，这些单位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呢？这么折腾的必要性究竟在哪里？
还有就是要求公民开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到派出所去开，派出所只能给你开“在我辖区内居住期间”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而不在该辖区内居住期间，你就得自己想办法去证明。要公民自己证明自己无罪，怎么证明呢？总理感慨说：老百姓怎么证明“你妈是你妈”呢！实际上，这背后的逻辑是，哪个单位都怕承担责任，都怕倒查，都怕考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都想握着一个原始的“证明”在手里，以规避责任。这就出现了“开一个证明，需要另外一个证明来证明这个证明”的死循环。
没明白这个国家为什么需要那么多证明！证明存在的逻辑前提就是“这个人不是好人”。这种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个社会本来不该是这样，但现实就是这样，这不是警察或者公安部门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
第六、警察的执法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之间有距离，大量冤假错案产生负面影响。
随着我国行政立法的逐步完善，客观的讲，警察的执法逐步走向正轨。执法程序、执法水平、执法态度都比20年前有很大进步。但是，随着部分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对公安机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个别民警在执法过程中，的确出现不按程序办事，粗暴执法，甚至违法办案的情况，让百姓难以容忍。这样的事情在网上风传，而公安机关的反映实在是迟钝。当公安机关逐层审批，拿出处理意见之后，你的所谓“真相”已经没人相信了。
部分人民群众，在电视上看看法制节目，以为自己懂法，实际上是一知半解。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安机关的执法提出不合理要求，也是在所难免。往往一些治安案件，公安机关处理完结，告知当事人民事赔偿问题到法院去处理，就遭到了这些“懂法”事主的责骂，认为公安机关没给他解决问题。笔者遇到一个案例：事主自己到保险公司投保，填错了身份证号，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要求其到派出所开具证明，证明他身份证上的号码与保单上的错误号码是一个人，该人到派出所要求出具证明。民警经查询，那个所谓错误号码另有其人，只是与投保人的编号尾数存在差异。这种情况下，派出所怎么可能给你证明两个号码是一个人呢？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事主就在派出所拍桌子，骂人！
有些基层公安机关，官僚主义严重。门难进、脸难看的情况，虽然经过整顿但依然存在。有些部门，9：00点钟上班，8：59他都不会开门，遇到酷热天气，你就得在门口等。有些部门你去办事，进门需要安检，不让带水；而你进门后，里面有没给你准备水；即便准备了，大多也是能够看见饮水机上面的水桶里面已经长了绿毛……这些情况，怎么可能让百姓的不骂你呢？
最近几年，大量的冤假错案逐渐披露。笔者手头的冤假错案材料就有140多个；这里面涉及“真凶落网”、“亡者归来”、“故意陷害”、“将错就错”、“官不改错”、“律师蒙难”等等各种情况。涉及的当事人有政界高官、商界精英、普通百姓，就连警察身份的杜培武、李久明、张金波都未能幸免，律师被构陷就更不在话下。而这些错案，绝大部分公安机关都难逃其责，这样的执法环境，老百姓怎么能满意呢？
总之，警民对立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警察本身的问题。宏观上，有大环境的消极影响；微观上，也有执法细节的不足；有复杂的制度背景，也有人为制造矛盾的因素。从整体上看，这个社会结构本身就很脆弱，你想解决任何一个小的问题，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局部来看，想缓解警民对立的矛盾，不是公安部门一家能够解决的问题。
现在，警民对立已经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堆积成山的拆迁上访、冤假错案，不看重负的非警务活动。。。上述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警察成为接触百姓最多的职业，各种社会矛盾自然就集中在警察身上，经年累月就会浇灌出罪恶之花。然而，很多事情，跟警察屁点儿关系都没有。
幸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以反腐为契机，在肃清周永康等一批政法队伍腐败分子的同时，正在进行顶层设计，开始解决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的突出矛盾。
我们期待问题向好的方向发展！
2015年6月11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