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畜牧业合作社应该是什么样子？
海拔4600米的高处，雪日清晨稀薄的氧和凛冽的风。像往常的任何一天，牧人先把牦牛放出去，再把羊群放出去。牦牛分为两群，3岁以上公牛和不产奶母牛、2岁以下小牛和产奶母牛；羊群也分两群，公羊、母羊和羊羔。
这意味着，有4位牧人将会随着畜群在雪地里待一天。
这里是普桑八社，位于巴颜喀拉山脚下称多县的一个生态畜牧业合作社。
2017年，在称多县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山水开始了三江源草场管理项目，希望通过案例分析和一线实践，来回答“什么是好的放牧方式”。
而普桑村八社，是我们第一个进入的合作社。在这块4万亩的草场上，20多户人家保留着四季轮牧、牲畜分群和劳动力分工的方式。
👇来体验一下冬季节夏季牧场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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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好”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与社区讨论，选择了三个指标：经济收入、生态状况以及社会关系。
在经济收入上，截至2017年底，合作社共有牦牛440头、绵羊658头，算上过去的消耗（雪灾损失、分红、维持集体事务的开支），粗略估计牦牛的年均增长率为30.79%，绵羊年均增长率27.33%。
分红是另一项直观可见的效益，2012年是分红的第一年，当年数额是每户半牛1羊，到2017年已经增至1牛3羊（每名学生再奖励半羊）、曲拉20斤、酥油33斤。2014年底新入了打工户之后，还增加了现金分红。
在生态上，我们尝试请牧民自己来评价合作放牧前后草原的变化。对于牧民来说，草原最好的时代无疑是八十年代，“各种花儿长得又高又密，牛羊怎么吃都吃不完”。分户几乎是公认的让草场变差的使用方式。相应地，自从合作社于2012年恢复了公用和轮牧，大多数牧民都主观感受到了草场总体状况的提升，其中提升最明显的是草的高度（32.71%）和种类（26.87%）。
除了生产与生态，普桑八社还收获了社会关系的好转。
八社名为八社，实际上是集结了1至7社的贫困户而成。由于相互之间并不熟悉，早年间牧户们的猜忌、争斗层出不穷。为此，村干部和合作社领导曾频繁地走访、开会，反复讲解合作社的规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4年。
到2015年，大家的关系开始变得和谐，如今“几乎没有什么需要调解的了”，“很团结，像亲兄弟一样”。
六年过去，普桑八社采用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实现了畜牧效益的持续增长。
当诸多合作社都以获取政府支持为主要目标的时候，为何它能够持续、实质性地运转？
我们访谈了24户成员户中的19户，他们说，合作社之所以走到今天，有三个原因：充足的支持、好的管理以及精神上的满足。这三个原因所占的比例分别是24.52%、45.16%、20.65%。
打破放牧的边界进行集体放牧，是有合作成本的。在合作的初期，以充足的外部支持来支付内部合作的成本，保障成员合作的动力无疑非常重要。从合作社成立至今，普桑八社获得了共计96万元的政府支持资金，这是合作社能够延续至今的基础。
当然，调查也表明，即使获得项目支持的合作社也有可能会溃散。但是八社成员认为，自己内部拥有一套完善的奖惩制度，从而能够充分的激励每一个人。
这套机制下，决策权属于社委会和成员大会，执行权属于合作社董事长和组长，监督权则落在两户老人身上。执行规则包括放牧职责、集体资产的处置规则、分红和奖惩规则。牧民“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同时“能够收获与自己劳动相匹配的果实”，才愿意继续遵守承诺。
这一套管理机制里，“领导力”是很关键的因素。当牧户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到业务上时（放牧或打工），他们对于资源的使用、合作社的治理很难出现建设性的想法，即使有想法也缺乏提出、实施的魄力。是来自村书记桑周、合作社董事长塔江的魄力，推动实现了草场、牲畜和劳动力的整合，并持续创造出可见的效益来激励大家。
2015年后，合作社收益越发稳定，社员因此感受到精神层面的满足，包括劳动与收获成正比，感到放牧让自己开心，感到合作社的氛围愉悦。
普桑八社所治理的，正是一种最型的公共资源——草场，但其治理并没有沦为“公地悲剧”。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八项原则，或许可以解释牧民口中的“好的管理”。
15万亩草场有明确的边界，四季草场的范围和使用时间有清晰授权；轮牧规则符合当地草场的实际供给；所有受规则影响的社员在成员大会上都拥有对规则的投票权；牧民同时是草场情况和其他牧民行为的监督者，利用较小的成本就能实现有效监督；从合作社内部到村委会，利用较小的制裁、冲突解决成本，就能够实现对违规行为的分级制裁、对矛盾的调解；合作社的规则由自己制定，并获得上级部门的认可。
从2010到2017，制度是渐进、连续和自主转化的。在过去，普桑八社对于违规行为的处理是罚款，但对贫困户处以罚款无疑很难推进，为此演变产生了增加劳动工时的惩罚。新的制度之下，长期遵守约束的收益大于短期违规的收益，违规成本增大，人们就会趋向于做出遵守规则的可信承诺。同时，合作社、村委会两级的低成本监督和处置，又使规则遵守率受到了保障，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合作因此得以实现。
在八项关于合作社治理规则的设计原则中，我们不能查验第三项“集体决策”的真实性。若集体决策的实际操作情况不佳，则“精英式领导”的作用愈发得到体现。
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政策、经济、社会、精神文化分别为之提供了不同的支持。
在政策上，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产业扶持、资金帮扶、扶贫资源整合等各种项目铺垫了合作社发展的肥沃土壤。为了获得资源，牧民选择成立或加入合作社，这是政策的拉力。
包产到户后，分割草场和单户经营在经济上的不利影响都凸显出来，打破边界、合作放牧可以改善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分散风险。同时，打工和放牧工种的分离以及最后分红的统一，相当于增加了收益类型，增加了经济自由和抵御突发状况的能力。
人类的社会属性使人趋向于集体。一个牧户加入合作社后，合作社就会成为它的标签，这一牧户可能会因加入集体而受到庇护，获得更友好的待遇。同时在合作社内部，牧户可以享受到集体的关怀，与集体联结成为利益共同体，在遭遇困难时由单人作战变为团队作战。
草原游牧的精神文化是另一个重要支撑。如今合作社的主要策略是打破边界，整合草场、牲畜和劳动力，恢复轮牧，许多牧民认为这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是对祖先智慧的延续，在这样的氛围下放牧是让人心安、愉悦的，属于“衍生的满足”之一。
在合作社的洪流中，普桑八社并不是容易获得关注的那个，但即便如此，它依然展示了顽强的生命力，效益增长率高于一般的合作社。未来，产业结构调整或许是普桑八社可以思考的方向。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是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她对公共事务从建设性角度提出新的集体行动和自主组织的创新方案，她的思想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中有系统地表述。
作者介绍
撰文、供图／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戴胡萱
排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高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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