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你︱敬一丹回到导师的母校西北大学
齐越
见面会前，敬一丹接受了记者专访
1谈退休：教学出书做公益 重新认识职业生涯
记者：您和西安有什么渊源吗?
敬一丹：我在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的导师齐越，194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俄语系，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盛况，是他与丁一岚向全世界现场直播的。他在我成长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今天我来到了他的母校。
记者：今年4月30日，您最后一次主持《焦点访谈》，五月一日正式退休，告别话筒和做了近20年的栏目，您当时的心情怎样的?退休后的生活如何?
敬一丹：从五月退休以来，基本在从事教学、讲座和一些公益活动，如关于优秀大学生到贫困地区支教的“最美中国”等。在这个“间隔期”，我出了本书叫《我遇到你》，讲我进入这个行业，到央视以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一些关于相遇的故事。有一次，有一位近80岁的老人问我，你现在退休了，无权无势，你为什么要来和读者面对面?我问他，您觉得我是为什么?他说，因为你那些年替人民说了很多话。
工作这么多年，做的哪些事情是有用的?这些事是需要时间和人心来检验的，我回头看自己的脚印，也许是种职业的满足。这就是我这几个月“间隔期”在做的事，以读者和观众的角度，来认识自己的职业生涯。
2谈直播：直播像人生 是不可重来的
记者：您在书中开篇就交待自己是一个“迟钝”的人，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经历?
敬一丹：“迟钝”特指年龄和性别的迟钝，一个人在这方面迟钝，可能会对另一方面敏感，这可能正是我性格上的优势，职业所要求我需要怎样一种方向，反而是对年龄和性别的不在意，让我更从容。
现在遇到很多80后会说，“我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90后会说，“敬老师，我姥爷是你的粉丝，我爸妈特别喜欢你，”，还有很多老年观众说，“我是看着你的节目变老的。”
当我问一个90后，你们现在不是都不看电视了么?你们不都是网络世界的原住民?你们为什么还愿意和一个电视老人交流呢?他说，“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记忆里有你，当时就说是看了你的东方时空才决定学这个专业的。”他们都在帮我认识我的职业价值。
记者：您回忆起初做直播的时候又爱又怕，每次直播压力最大的时刻是什么?
敬一丹：这种状态凡是电视人都会遇到，从直播中也能体会到人生的状态，因为直播是不可重来的，是有挑战，更直接的。直播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比如说第一次直播连线，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时第一次大型直播，而现在直播连线已经是常态。而第一次直播连线，是我和同事们在《东方时空》时实现的，现在回想起来，挺有一种历程感。
记者：如何面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呢?
敬一丹：我退休了，不用面对了，留给白岩松他们去接受挑战吧。
3谈转型期：“迷茫要比麻木好得多”
记者：1993年您就在报道转型期，二十多年后，我们又进入一个转型期，从您多年的专业新闻角度来说，您怎么评价当前的转型期?
敬一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样子，对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时代，是不可复制的，一代年轻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挑战，也有不同的迷茫。现在的转型期和当时比较，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迷茫要比麻木好的多，如果对变化没有感觉，或者没有变化，相对停滞静止，不是种好现象，有些焦虑、迷茫的时候，可能就是改变的开始。
二十年前，我在报道乡村教师流失，二十年后，我发现这种流失仍然存在，而且有所扩大，我们需要多少耐心，才能真的改变，我们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看到成果。《焦点访谈》就是以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逐步让舆论监督从生词变成一个熟词。
华商报：您回顾了“和谁在一起，很重要”,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等央视名嘴都是您的“好伙伴”，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的人”中，谁最重要?或者谁最让您难忘呢?
敬一丹：这段历程都让我很难忘，尤其是《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创办之初的同事们。当时我在央视主持《经济半小时》栏目已经四年多，经常做深度报道和经济社会的热点评论，每次看到电视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就经常感慨：这才是记者。后来《焦点访谈》开播，这些节目赶上了新闻改革的好气候，呼应了中国人的心理期待，公权力受到监督，农民可以在这里申诉，假冒伪劣等违反规矩的行为可以经常曝光了，随着栏目舆论监督色彩渐浓，散发着直接影响社会的能量，我知道我遇到了它，我一定要去了。1995年的第一天，我加入了《焦点访谈》。
专访/华商记者任娇
图片来源/新闻传播学院 华商记者蔡勇
编辑/王琨 责编/李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