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的“乡村焦虑”该如何抚平？

与职业教育的“城市焦虑”聚焦于所谓“普职分流”不同，当下职业教育的“乡村焦虑”更多的是：如何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不断培养出更多回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乡村振兴实用人才。

工作定了。从海宁职业高级中学到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学了5年园艺专业的“00后”毕业生朱俊杰，把手中几个聘书反复对比，最终决定留在实习单位世合有机农园。“现在我们承包了28个大棚，从早忙到晚，一刻不得闲。”短短两个月，朱俊杰已经迅速完成了从职教毕业生到返乡创业者的角色转变。

“我们的学生毕业就能就业、就业就是能手。”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方俊良告诉记者，不少高职院校毕业生在求职市场上其实“挺有市场”。今年，他们学校有3000余名毕业生，来校招聘的企业超过2700家、共5万多个岗位，可以说供不应求。

2021年11月27日，2022届毕业生参加嘉兴市数字化人才招聘暨嘉职院秋季校园招聘会。

又是史上“最”难毕业季！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人大关。而以“职业院校就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各地职业院校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青睐的新闻不少，这与前不久“教育这十年”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公布的“十年来，我国中职就业率（含升学）持续在96％以上，高职在91％以上，高于普通高校平均值”的消息相互印证，更与社会舆论场上长久以来对职业教育的“污名化争议”形成鲜明对比。

“大有可为的职业教育，为何想说爱你不容易？原因就是职业教育长期被污名化，被看作低人一等的教育。”在今年全国两会委员通道上，上海中华职教社常务副主任胡卫委员对职业教育现状的剖析和建言，就曾引发网络热议，迅速登榜热搜。其实，去年“大体相当”的中考普职分流政策激起的这波社会焦虑至今未息。

事实上，当前我国职业院校中，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而在职业院校中，70％以上学生来自农村。但据记者观察，居于这波焦虑中心的多是城市家庭，鲜有农村家长和孩子的声音；而网络上关于普职分流的探讨也多集中于对“大体相当”政策的偏激“声讨”，少有对政策出台初衷和未来走向优化的理性建言。

这不禁引发记者思考：舆论场中被淹没的职业教育“乡村焦虑”究竟是什么？与城市有何不同？又该如何抚平？

关于职业教育，

乡村在“焦虑”什么

“宁去最差的普高，也别去好的职高。”每每有中考生在网络上发出普职选择之问，网友们纷纷现身说法进行劝退。前不久，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一经颁布，仍有媒体“蹭热度”地把其中“普职协调发展”解读为“取消普职分流”，并再度收割一批流量。

而被社会舆论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中考分流早不是新鲜事儿。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普职分流”和“大体相当”的概念：“我国广大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初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这一政策使得当时我国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以快速扭转。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专生”，曾是一代人的光环，那也是职业教育的高光时刻。这一时期，中专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专业技能型人才，“上岸”难度完全不亚于现在的985高校，专业主要集中在工商财、农林水、医卫、师范四大领域，考上就意味着有了“铁饭碗”。虽然后来中专包分配制度取消、高等教育扩招等政策出台，中职学校生源和办学质量受到影响，但“普职分流”并未停滞。

据教育部历年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至2020年，我国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比例总体为4∶6。放眼世界，德国和新加坡在小学毕业和中等教育完成后都进行了普职分类教育。其他如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挪威、葡萄牙、英国等国，高中阶段普职比例大致都是4∶6。

而现今国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同样来源于急迫的问题导向。

当前，我国正面临产业结构加速转型，急需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为支撑。《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到2025年我国技能型人才缺口率将达48％，技术蓝领缺口更是高达3000万人。但普职教育长期结构不合理，导致就业和人才资源结构性矛盾凸显，“有文化没技能”“有技能没文化”成为企业和毕业生在招聘与就业时的双重尴尬。

“新的分流政策对学校影响不大。”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初中教师表示，中考后分流政策一直都有，但以前学生即使没考上普高，家长还可以通过交择校费、复读或进入民办高中等办法解决。重庆开州区某中学初中班主任李玲告诉记者，她认为是如今严格的招生和“双减”政策，让家长们感到“无计可施”，才愈发焦虑。

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鄢彩玲认为，“双减”之下的普职分流政策其实对一些地区的农村学生来说相对利好，在城乡教育资源差异大的地区，城市与农村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会导致城乡学生在竞争上的不公平，现在砍掉了补习班等辅助工具，对这些地区的农村学生相对更公平一点。

那么，关于职业教育乡村到底“焦虑”何在？

北京市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于东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展过一场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中等职业教育提出‘学农、爱农、务农’的办学方向，培养了一批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各类‘能人’、‘把式’，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可惜这场改革到90年代初无疾而终，整个教育纳入了应试教育和升学主义的轨道。”

政策调整往往以问题为导向，而政策取向自然能准确反映焦虑所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要“支持举办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加大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投入”。

可见，与职业教育的“城市焦虑”聚焦于所谓“普职分流”不同，当下职业教育的“乡村焦虑”更多的是：如何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学成后回到农村去，有能力、也愿意投身乡村振兴。

农村职教“非农化”，

人才流向“离农化”

“家禽、宠物、家畜板块高薪诚聘，要求专科以上学历。”前几天，李为亮发布了一则招聘信息，应聘者寥寥无几。“相比别的专业，学畜牧的本身就少，毕业后从事这一行业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很难招到符合要求的人。”作为北京一家大型畜牧医药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李为亮感慨道，大城市的大企业尚且如此，去县城、农村的毕业生就更少了。

“农村教育宣传的是走出农村，不谈如何建设家乡，乡村如何培养自己的建设者？”于东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对乡村教育特别是农村职业教育的焦虑。

“涉农专业招不来学生，只能被迫取消了。”供职于西部地区一所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的何辉告诉记者，学生主要来自本县及周边农村，目前开设的二十几个专业没有一个涉农的。受到招生和就业压力，涉农职业院校向综合型院校转型、涉农专业萎缩等问题不断出现。

近二十多年来，城市的人才“虹吸效应”愈发明显，农村吸引力持续下降，学生不愿意学农，导致许多职校主动或被动取消涉农专业，农村职业教育办学“非农化”现象在一些地方日趋严重。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学校7294所，开设农林牧渔类专业36个，而开设农产品质量检测与管理、棉花加工与检验、航海捕捞等14个专业的学校还不到10所。

“现在的涉农专业，除了传统的种植养殖，更需要培养集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农业全产业链人才或交叉学科复合型农业人才。”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学院院长吴海红说。

清明节前，在四川开江县职业中学校企合作基地广福镇福龟茶厂，食品专业学生学习茶叶炒青技术。

但是，在“非农化”办学倾向下，职业院校尤其是县城中职学校专业设置存在老化、脱节的现象，与区域产业不协调，与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人才需求不能很好对接。这直接导致不少专业无法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学生学不到“真东西”，毕业即失业，学校办学愈加不受认可，难以为乡村振兴培养适应性人才。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制约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经费不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测算，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而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均投入水平不到普通本科教育的45％，中等职业教育投入更少，难以满足职业教育的办学要求。就拿农机设备应用与维修专业来说，缺少农机设施设备和田间实训基地，专业根本开不起来。

2006年，记者曾参与中国社科院关于职业教育的国情调研项目，发现当时我国职业教育师资严重匮乏。多数中等职业学校直接招用一线技术人员担任教师，或由普通师范毕业生充当职业技术课教师，存在懂技术的不懂教学规律，懂教学的不懂技术的问题，导致学生既学不到系统的文化理论知识，也不能很好掌握专业技术技能。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依旧存在。一方面是由于教师招聘主要是全省统一组织，职业院校通过传统招聘考试难以招到合适的专业教师；另一方面是学校在收入待遇和工作环境上吸引力不足，难以让能工巧匠走进校园。

农村职业教育的“非农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才流向的“离农化”，很多地方缺乏一批立足地区产业发展的优质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学校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记者通过采访贵州、四川、重庆、江西、浙江、北京、山东等地多家中职学校负责人了解到，中职学校有80％以上学生选择升学，而农村学生的升学之路，基本就是一条从农村到县城、县城到大城市的离乡之路。

“爷爷种了一辈地，孙子还去种地？”当得知朱俊杰初中毕业要去职高学园林时，爷爷奶奶就感到十分不理解。如今真正投身其中，他确实也尝到了这份辛苦。

早上五点半，天刚微亮，朱俊杰就起床了。简单洗漱后，他来到蔬菜大棚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即使是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也无法改变自然生产规律。“夏日炎炎，汗水湿透衣背，农业的工作内容、环境、待遇与付出并不成正比，许多同学都宁愿选择钱少但环境舒服的工作。”朱俊杰说。

除了传统观念和工作环境的因素，对年轻人而言，农村吸引力还不够。一方面是当前专业设置与农村需求不对口，但关键是大部分农村地区，缺少地方产业及相关产业链作为支撑，就业机会少，工资待遇低；另一方面是与城市相比，农村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条件仍存在差距。

出路何在，

围绕乡村振兴需求转

“乡村教育的目标不应是培养‘小镇做题家’和‘二流机器人’，也绝不是只为城市输血或者为大学提供学生。今天的农村教育，应该致力于同时满足升学、进城务工和建设乡村的多元需求。”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说。目前，农村职教的发展现状距离这一理想化状态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也有不少先行者的探索可学可鉴。

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提出：“职业技术教育理所当然要同闽东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同农民脱贫致富的需要紧密结合。”当前，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适应性要求更高。

“以前一直好奇开江豆笋和橄榄油的生产加工工艺，现在拿着学校发的书就一目了然了。”四川开江县职业中学食品生物工艺专业学生黄红表示，学校打造的特色课程，激发了他们对本土农产品加工的兴趣和信心。

“学生学得好不好，课程内容很重要。”开江县职业中学校长刘海洋说，近年来，学校以培养本土人才为出发点，围绕当地加工制造、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农村电商经营等产业开发了11门课程，紧跟当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求，有效改善人才培养与现代农业发展不适应、与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不匹配的问题。为此，学校与种养基地、电商企业、农副产品基地等开展校企合作，组建“土专家”“田秀才”“致富带头人”队伍，让教师与企业专家交叉教学，不断提升学生服务县域、区域发展的适应性和专业性。

把镜头从西南转向东部，山东平度虽素有胶东“金粮仓”之称，而该市职业教育中心同样也曾面临“离农”、“非农”等转型压力和焦虑，这使得它的坚守更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也坚持办农业专业。”平度市职业教育中心校长朱风彬告诉记者，学校成立43年来，能够坚守农字招牌，服务地区三农发展，关键在于“坚持三分流不动摇”：

第一，坚持初中后合理分流不动摇，教育引导学生和家长理性选择“适合的教育”；

第二，坚持高中段科学分流不动摇，通过拓宽普职融通渠道，影响和吸引更多的普高生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实现升学深造和顺利就业；

第三，坚持中职毕业恰当分流不动摇，基于县域人才需求特点和学生发展实际，强化职业指导和就业教育，引导学生恰当选择就业和升学，本地生源中30％多中职毕业生、80％多高职毕业生实现当地就业。

“三分流”使平度全市职普比例保持在4.2∶5.8，一大批来自农村的学生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在当地实现顺利就业。2018年，平度职教中心申报的《助推县域三农转型升级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对于县域农业农村产业发展，往往由于缺乏人才和技术支撑难以做大做强，从而陷入一种缺乏人才导致产业后劲乏力进而影响吸引力招不来人才的怪圈。而平度打破既有思路，逆向操作，“面向市场设专业、依托专业办产业、办好产业促专业、专业示范带行业”，从而形成了从选种育种到品牌营销的完整产业链和人才库。

近年来，平度职教中心示范孵化规模化奶牛场11个，养猪场31个，养鸡场160个，培养家庭农场和农产品深加工厂等经营主体2128个，推广实施138项实用技术，催生了本市20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2022年平度市名列全国百强县第63位，为农村职业教育贡献了“平度经验”。

山东平度职教中心果酒实训教师王莹莹在葡萄酒文化长廊指导学生进行葡萄酒品鉴。

“职业教育要全面围着乡村振兴需求转。”于东平认为，职业院校要及时适应所在区域产业结构的变革与需求，以培养乡村振兴带头人和实用适用的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把地方职业院校的工作纳入区域发展规划中。

“助力乡村振兴，县级职教中心应发挥更大作用。”朱风彬说，与国外的社区相比，中国是以县为基本单元，也最接近农村，因此应立足县域办强中等职业教育，培养既可升学也能就业的优质学生；有条件的县域应提高办学层次，探索办高等职业专科或职业技术大学，服务区域发展，还能为更多农民提供就地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

破墙办学，

才能“桃李满天下”

此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发布的《乡村教育新观察——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报告（2021）》指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中职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主要有三种：一是农村中职教育发展“空心化”，供需结构失调，优质资源匮乏；二是办学“普教化”，人才培养逐渐丧失“职业性”和“农村性”，将农村中职教育办成了“升学教育”；三是发展模式僵化，在适应当地农村产业发展的培养质量上存在较大缺口，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单一，培养质量差。而要破解这三重困境，产教融合是一条一举多得的必由之路。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也是职业教育最突出的办学优势。”日前，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年来，国家层面陆续出台并实施《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一系列政策，开展现代学徒制、产教融合型城市等一系列试点，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鼓励行业企业全面参与教育教学各个环节，推进产教融合、校企一体办学，促进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对接。

目前，校企合作已呈现出多样化格局。全国组建了1500多个职业教育集团（联盟），涵盖了企业、学校、行业、科研机构在内的4.5万余家成员单位，形成了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合作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作为全国最大的畜牧兽医人才培养基地，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特色办学路子上积极摸索。学院党委书记郑立森介绍，学院采取混合所有制办学形式，校企共建9个特色二级学院，实行现代学徒制、订单式培养等育人模式，形成校企联合招生、协同育人机制。同时，丰富产教融合，政校行企联动，建成了“从牧场到餐桌”全产业链专业体系，以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为核心的实践教学体系，以解决行业企业技术难题为核心的技术服务体系，为区域培养输送了上万名畜牧兽医人才。

此外，于东平提出，要助力实现乡村人才振兴，除了“墙内办学”，还应发挥围墙外的办学力量，如农村成人教育、国家广播电视大学、农业广播学校等涉农教育机构应该协同作战，致力于培养不同类型、层次的专业人才。

“农广校培养了一批中专学历的农民，北京农职院急需一批优质的高素质农民补充生源，于是两家一拍即合。”北京市农广校负责人介绍，2016年起，北京市农广校联合北京农职院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学历能力双提升培育项目”。截至2021年，共招收高素质农民和村“两委”干部3572人，既圆了广大农民的大学梦，又有效解决了京郊农村人才总量不足、结构性短缺和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是更早的“破墙者”。据方俊良介绍，早在2008年，嘉职院就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民大学生学历提升工程，面向农民大学生、涉农全日制专业学生和农民培训学员，分类定制专属人才培养方案，形成了“政府买单、量身定做、联合培养”的农民大学生培养模式，现已培养1099名农民大学生，1749名“一村一名大学生”。同时，嘉职院还建立“一院对接一县、一院对口一地”精准服务对接机制，即由一个二级学院对接本市一个县（市、区），以及该县（市、区）对口帮扶西部地区的一个县，紧贴本市五县两区和帮扶六县乡村经济发展需求，重点开展乡村人才培养、科技下乡、数字赋能等行动，为区域产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当然，抚平职业教育的“乡村焦虑”，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发挥各方面合力，最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的扭转。“我们的乡村要建设成金山银山，必须摒弃‘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脱离贫困’的偏颇宣传导向，加强孩子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发挥职业教育的优势作用，不断培养出更多回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乡村振兴实用人才。”这也是于东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的关键问题。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文中李玲、李为亮、何辉为化名）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克 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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