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刀子刊：中国抑郁障碍患病率及治疗情况 | 研究速递
医脉通导读
作为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的一部分，本项研究首次提供了关于国内一般人群抑郁障碍流行病学、临床严重度、功能损害、治疗情况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其结果凸显了通过卫生政策清除治疗阻碍及改进精神卫生医疗质量的需要。
研究显示，抑郁障碍在国内女性（相比于男性）、分居/丧偶/离异者（相比于已婚/同居者）、无业人员（相比于当前受雇者）中的患病率显著更高，并常常带来显著的社会功能损害。
终生罹患抑郁障碍的受访者中，41.1%同时满足其他至少一种在CMHS中得到评估的CIDI或DSM-IV诊断，如焦虑障碍（29.8%）、物质使用障碍（13.1%）、冲动控制障碍（7.7%）。
近12个月内存在抑郁障碍的受访者中，只有9.5%在这一时段内接受了某种治疗，只有0.5%被认为接受到了「充分的治疗」（定义见正文）。即便在精神心理专科，抑郁症患者接受到充分治疗的比例也只有9.2%。
本项研究中，恶劣心境的致残性及临床严重度与抑郁症相仿。作者由此建议，恶劣心境的识别、预防、治疗应与抑郁症同等重要。
自2010年以来，抑郁障碍已成为导致中国健康寿命损失年（YLD）的第二大原因。然而，由于长期缺乏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流行病学数据，有关抑郁疾病负担的数据，如患者数量及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等，只能使用数学模型估算，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制定循证、精准的精神卫生政策的难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陆续开展了多项大规模调查，旨在评估国内一般人群抑郁障碍的患病率。然而，大部分此类调查的范围仅局限于某一个省或直辖市。2004-2008年间开展的十省调查尽管被描述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研究，但调查样本仅限于35-74岁的登记永久居民，而未纳入更年轻、更年长或未登记的中国居民。
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于2012年正式立项并启动，样本来自中国除港澳台地区的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157个国家CDC疾病监测点（县/区），是首项具有全国及地区代表性的、探讨国内成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及医疗服务使用情况的入户调查，在国内精神卫生调查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中，国内精神障碍患病率数据已先行发表——
2019-02-19
日前，一组国内研究者基于CMHS数据，对国内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及精神卫生服务利用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该研究9月21日在线发表于《柳叶刀 · 精神病学》（影响因子 27.083）。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卢瑾及许秀峰为研究并列第一作者。
（图片来源：Lancet Psychiatry官方网站）
简言之，经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培训合格的824名访谈员开展入户访谈，通过使用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表（CIDI）3.0，确认受访者在一生中或近12个月内是否存在满足DSM-IV诊断标准的抑郁障碍，包括抑郁症（MDD）、恶劣心境、抑郁障碍未特定（NOS）三种亚型；针对近12个月内存在抑郁障碍的受访者，具体询问治疗情况，如是否接受了治疗及接受了何种治疗；使用Sheehan失能量表（SDS）评估与近12个月抑郁障碍相关的角色损害；基于年龄-性别-居住分布数据对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受访者分为18-34岁、35-49岁、50-64岁、≥65岁四组，治疗方式被分为精神心理专科治疗、综合科室治疗、人类社会服务（如院外宗教人士、社工等提供的干预）、补充与替代治疗（CAM）四类。对于近12个月内存在抑郁障碍的受访者，遵医嘱使用任何抗抑郁药或心境稳定剂治疗≥30天且≥4次，或在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接受≥8次心理治疗（每次平均30分钟），被视为「充分的治疗」；人类社会服务及补充与替代治疗均被视为不充分的治疗。
具体研究设计、操作步骤、数据分析等详见原始文献，见文末文献索引。
2013年7月22日至2015年3月5日之间，共有32 552人同意接受访谈，其中28 140人完成了CIDI 3.0访谈。数据加权后，受访者样本的社会人口学分布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似。
终生及12月患病率
表1 基于社会人口学特征的抑郁障碍终生及12月患病率（Lu J, et al. 2021）
就罹患任一抑郁障碍亚型而言，女性与男性的加权终生患病率分别为8.0%和5.7%，女性显著高于男性（比值比[OR] 1.44 [95% CI 1.20-1.72]）；12月患病率分别为4.2%和3.0%，女性显著高于男性（OR 1.41 [1.12-1.78]）。
分居、丧偶、离异者的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OR 1.87 [95% CI 1.39-2.51]）及12月患病率（OR 1.85 [95% CI 1.40-2.46]）均显著高于已婚或同居者。
无业人员（终生患病率, OR 2.38 [95% CI 1.68-3.38]; 12月患病率, OR 1.85 [95% CI 1.40-2.46]）、退休人员（终生患病率, OR 2.21 [95% CI 1.49-3.25]; 12月患病率, OR 2.28 [95% CI 1.33-3.93]）、个体从业者（终生患病率, OR 1.51 [95% CI 1.17-1.94]; 12月患病率, OR 1.58 [95% CI 1.16-2.15]）均显著高于当前受雇者。
不同受教育水平（文盲或小学以下、小学、中学、大学）、居住地（城镇、农村）、地域（东部、中部、西部）受访者的抑郁障碍患病率无显著差异。
具体到某一种抑郁障碍亚型，与18-34岁受访者相比，≥50岁受访者的抑郁症及心境恶劣患病率显著更高。例如，50-64岁（OR 2.27 [95% CI 1.64-3.14])及≥65岁（OR 2.13 [95% CI 1.39-3.26]）受访者的抑郁症12月患病率显著高于18-34岁受访者，恶劣心境的12月患病率呈现与抑郁症类似的趋势。此外，文盲或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受访者的抑郁症（OR 2.30 [95% CI 1.22-4.35]）及恶劣心境（OR 2.22 [95% CI 1.08-4.57]）12月患病率均显著高于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
抑郁障碍NOS则呈现出与抑郁症及心境恶劣不同的分布趋势。例如，35-49岁及50-64岁受访者的抑郁障碍NOS终生及12月患病率显著低于18-34岁受访者，无业人员的终生及12月患病率显著低于当前受雇者，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受访者的终生及12月患病率显著低于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
起病年龄
基于Kaplan-Meier生存曲线，四个年龄组罹患任一抑郁障碍的风险存在显著差异，但抑郁起病年龄为14岁左右。具体而言，抑郁症及抑郁障碍NOS的起病年龄相似，均为14岁左右，而恶劣心境的起病年龄为18岁左右。
共病
加权后，1 947名终生罹患抑郁障碍的受访者中，759人（41.1%）同时满足其他至少一种在CMHS中得到评估的CIDI或DSM-IV诊断，包括焦虑障碍（29.8%）、物质使用障碍（13.1%）、冲动控制障碍（7.7%）。
角色损害
图2 与近12月内抑郁障碍相关的SDS角色损害严重度（Lu J, et al. 2021）
近12个月内存在抑郁障碍的744名受访者中，574人（75.9%）存在至少一个SDS维度（家庭责任、工作、人际关系、社交生活）的角色损害，抑郁症、恶劣心境、抑郁障碍NOS患者的这一比例分别为83.6%、79.8%、59.9%。
其中，抑郁症患者的角色损害最严重——32.8%的抑郁症患者将自己SDS某一维度的损害评为「严重」或「非常严重」，这一比例在恶劣心境及抑郁障碍NOS患者中分别为31.6%和14.0%。就SDS的四个维度而言，抑郁症患者报告严重或非常严重损害的比例为15.8%-24.7%不等，恶劣心境患者为15.5%-18.0%不等，均高于抑郁障碍NOS（5.5%-7.9%）。
抑郁症状
基于抑郁症状快速自评量表（QIDS-SR），近12个月内存在抑郁障碍的受访者中，88.7%当前存在有临床意义的显著抑郁症状；抑郁症、恶劣心境、抑郁障碍NOS患者的这一比例分别为94.7%、94.1%、77.6%。抑郁症及恶劣心境患者存在严重或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状的比例接近，分别为38.8%和38.5%，均高于抑郁障碍NOS（12.5%）。
对于各个抑郁障碍亚型而言，受访者无法履行社会角色的天数与抑郁症状严重度总体上存在正相关性。
治疗情况
表2 过去12个月内存在抑郁障碍的受访者在这一时段内的治疗情况（Lu J, et al. 2021）
1,007名近12个月内存在抑郁障碍的受访者中，84人（9.5%）接受过前述四类治疗中的至少一种，具体为：精神心理专科治疗，3.6%；综合科室治疗，1.5%；人类社会服务，0.3%；补充与替代治疗，2.7%。
抑郁症患者寻求精神心理专科治疗的比例在三种亚型中最高，为4.7%，恶劣心境患者为3.0%。抑郁障碍NOS患者接受补充与替代治疗的比例在三种亚型中最高，为3.3%，且均为中医药治疗。
1,007名患者中，12人（0.5%）被认为接受了充分的治疗，定义如上文所述。在精神心理专科，抑郁症患者接受到充分治疗的比例为9.2%，恶劣心境患者的这一比例为2.4%。
对于任一抑郁障碍亚型而言，东部地区患者在12个月内接受治疗的比例最高，西部居中，中部最低。城镇居民接受治疗的比例高于农村居民。与接受治疗及接受充分治疗相关的临床因素包括症状严重、病程长、抑郁发作期间无法履行社会角色的时间比重大、存在精神科共病。
作者指出，本项研究首次提供了针对国内一般人群抑郁障碍流行病学、临床严重度、功能损害、治疗情况的全国性数据。
来自高收入国家的证据显示，亚临床抑郁症状可以预测抑郁症的发生。本项研究提供了有关恶劣心境及抑郁障碍NOS流行病学的有价值的信息，或有助于预防抑郁迁延为更严重的形式，如典型抑郁症。本项结果同时显示，一般人群中的抑郁障碍患者接受治疗的比例很低，能接受到充分治疗的患者更少。未来需要开展全国性的项目，以清除影响抗抑郁治疗可用性、可及性、可接受度的阻碍。
关于抑郁障碍相关社会人口学因素，本项研究的结果与既往流行病学研究的发现一致。农民工是抑郁的一类高危人群，这一现象或许是本项研究未发现抑郁患病率地区差异的原因之一。中国西部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主要问题在于精神卫生服务短缺，缺乏有良好受训背景的精神卫生工作者。
本项研究中，恶劣心境的致残性及临床严重度与抑郁症相仿。作者由此建议，恶劣心境的识别、预防、治疗应与抑郁症同等重要。两者之所以会造成程度类似的损害，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恶劣心境转化为抑郁症的可能性很高。
抑郁障碍患者共病焦虑障碍的比例很高，这一发现与既往针对社区居民样本的研究一致，提示治疗抑郁障碍时需要有效管理焦虑症状。相比于美国数据，国内抑郁患者共病物质使用及冲动控制障碍的比例较低，可能与社会文化背景差异有关。
只有9.5%的抑郁障碍患者使用了精神卫生服务，这一比例显著低于美国（抑郁症患者，57.3%）及其他高收入国家。并且，只有0.5%的患者被认为接受了充分的治疗；即便在精神心理专科，接受到充分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及恶劣心境患者的比例也分别仅有9.2%和2.4%。
与国外患者相比，国内患者接受中医药治疗的可能性更高。其中，抑郁障碍NOS患者接受补充与替代治疗的比例较高，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临床表现不典型，致使无法被诊断为某种精神障碍。
本项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如未纳入机构（精神科病房、养老院、托养机构等）中的人群及妊娠期女性（作为CDC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项目的一部分，本项调查需定期采集血样）等。然而，基于患病率及与治疗相关的信息，本项研究提供了针对抑郁障碍潜在治疗需求的精准估计，凸显了通过政策清除治疗阻碍及改进精神卫生医疗质量的需要。
文献索引：Lu J, Xu X, Huang Y, et al.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and treatment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Lancet Psychiatry.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1, 2021 https://doi.org/10.1016/S2215-0366(21)00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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