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脉通导读本项研究是关于妊娠期及哺乳期米氮平暴露的最大、最全面的综述，共纳入2,343例妊娠及63例哺乳。基于现有文献，米氮平的妊娠及哺乳安全性总体上令人放心，但证据质量普遍较低，且部分转归（如自发性流产和先天性畸形）的结果存在冲突，致使难以得出确切结论。作者指出，有必要关注孕晚期暴露于米氮平的新生儿适应不良综合征（NAS）风险，以及新生儿在哺乳期内的米氮平清除率的个体差异。抑郁症发生于大约12%的妊娠期和产后女性中，与多种近期和远期不良转归相关，有时需要药物治疗。米氮平对多种受体具有亲和力，可改善抑郁、焦虑、睡眠症状，同时具有止吐作用，一些个案报告指出该药可用于治疗妊娠剧吐。米氮平的上述特点使其成为一部分围产期抑郁症患者的潜在选择。然而，相比于SSRIs，米氮平用于妊娠及哺乳期的安全性证据相对有限，对临床使用构成了限制。研究简介一项8月31日在线发表于Acta

如何寻找新的治疗方法。精神分裂症：人类被弓形虫「操纵」的产物？|

医脉通导读本项病例系列研究显示，妊娠30周至分娩前减少SRIs类抗抑郁药的剂量或停药，似乎可以降低新生儿被收入新生儿监护室的风险；其「代价」可能是母亲抑郁症状波动的幅度更大，但组间差异在本研究中无统计学意义。基于现有数据，即便仅仅是分娩前短期停药10天左右，也可能对新生儿有益。然而，这一需要在规模更大的队列和/或随机对照研究中加以确认。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RIs）是治疗抑郁、焦虑及强迫障碍最常用的药物。此类药物总体安全性良好，通常被认为可用于妊娠期女性。已有确切证据显示，妊娠期抑郁焦虑如不积极治疗，对母亲和孩子均有不利影响。然而也有研究显示，孕晚期暴露于SRIs与新生儿适应不良（PNA）相关，这些新生儿的常见表现包括易激惹、异常哭叫、震颤、紧张不安、嗜睡、呼吸窘迫、低血糖、肌张力低、惊厥等，发生率约为30%。更严重的情况是，约每一千例分娩中会出现一例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PPHN）。PPHN和PNA的发生风险均呈剂量依赖性，而且仅与孕晚期而非孕早期用药有关。同时考虑到新生儿还面临撤药综合征的风险，在分娩前数周内逐渐降低SRIs剂量，或暂时停用药物，或许可以减轻新生儿的负担。然而，这一做法存在争议，因为此阶段减停抗抑郁药可能导致产妇病情波动。通过产前减停抗抑郁药以降低新生儿适应不良综合征的风险，目前尚无直接评价这一做法效果的研究。是否可行？一项近期发表于Acta

2023年5月，来士普美国说明书新增7岁及以上GAD（广泛性焦虑障碍）适应症。这是继2009年来士普在FDA获批12-17岁青少年MDD（抑郁症）适应症之后，又一新增儿少适应症。该新增主要基于一项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儿童青少年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多中心、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结果。以下对此研究展开解读：A

医脉通导读确切证据显示，SSRIs维持治疗可显著降低抑郁复发风险，且使用与急性期相同的剂量可能更稳妥。另有证据显示，即使抑郁患者长期（＞5年）病情持续平稳，继续使用SSRIs（相比于停药）仍可带来显著获益。SSRIs是经前期烦躁障碍（PMDD）的推荐治疗药物，且目前仍是证据最强的治疗手段。罹患PMDD的绝经前女性宜长期进行SSRIs维持治疗，直至绝经。尽管SSRIs的总体安全性良好，但长期使用也并非全无风险。例如，一般健康风险（如性功能问题、体重增加及代谢异常、老年人的跌倒及低钠血症等）、快速耐药、撤药综合征等均值得关注，详见正文。开展SSRIs维持治疗之前，应确定患者存在长期用药的适应证；当适应证不再存在，或出现超出治疗获益的风险时，应考虑减停SSRIs，而不应凭惯性长期用药。很多患者对药物治疗的期望值过高，错误地相信药物能解决他们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及痛苦。有必要与患者讨论他/她对治疗的期望值，并强调非药物治疗的重要性，包括减压、锻炼、心理治疗、健康生活方式等。尽管SSRIs的总体安全性较好，但在启动SSRIs治疗前仍应系统地排查躯体疾病，并充分评估患者当前用药、生活应激源、激素变化、物质使用/滥用等情况。对于轻中度患者，应首先考虑心理治疗的可行性。SSRIs治疗并非始于患者首次将药物服下，而应始于首张处方之前的医患沟通。有必要让患者本人积极成为治疗的参与者/协作者。新出现的或持续存在的社会心理应激源也应加以讨论。氟西汀半衰期较长，通常不需要逐渐减停；半衰期中等的SSRIs，如艾司西酞普兰、氟伏沙明，可考虑在2周内逐渐减停；半衰期较短的SSRIs，如舍曲林、帕罗西汀、西酞普兰，减停过程应至少持续4周。然而，即便缓慢减停药物，也不能彻底预防撤药症状的发生。选择性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s）主要包括氟西汀、帕罗西汀、舍曲林、氟伏沙明、西酞普兰、艾司西酞普兰。目前认为，SSRIs可选择性地阻断突触前神经元钠/钾三磷酸腺苷酶依赖性5-HT转运体，抑制5-HT再摄取，进而发挥治疗效应。SSRIs常用于治疗抑郁症（MDD）、广泛性焦虑障碍（GAD）、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强迫症（OCD）及经前期烦躁障碍（PMDD）等。这些疾病多呈慢性复发-缓解病程，患者长期用药的现象相当普遍。然而，SSRIs治疗应持续多长时间，长期使用（如＞24个月）是否利大于弊，目前并无共识性的意见。在这一背景下，美国麻省总医院Robyn

“快告诉我是假的！”……7月5日晚，无数人的手机同时收到了一条令人难以置信而又千真万确的推送消息：一位伴随大家走过青春岁月的阳光开朗的女歌手，自杀离世了[1]。据家人透露，这位歌手在数年前罹患抑郁症，长期与病魔斗争，可惜近日病情急转直下，在家中自杀，送医后不治[1]。除了绵延不绝的悲痛、遗憾与追思之外，这一突发事件也给公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风险究竟有多高？这些患者的自杀真的如此决绝，毫无征兆？有自杀风险的抑郁症是否有专门的治疗药物？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有自杀意念或行为的抑郁症”（MDSI）。自杀意念/行为：抑郁症严重而常见的“伴侣”抑郁障碍指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心境障碍，抑郁症是抑郁障碍最常见的类型[2]。抑郁症的情感、躯体、认知症状在心理和躯体层面不断消磨患者的生存意志，常导致患者伴发自杀相关的想法及行为，即伴有自杀意念或行为的抑郁症（MDSI）。具体而言，抑郁症患者因严重的认知扭曲及负性认知偏差等原因，出现无助、无望、无价值感、自责自罪等，并发展出消极自杀的想法，脑子里反复盘旋与死亡有关的念头，感到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意思和意义，即自杀意念（SI）；甚至谋划自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即自杀计划（SP）。当患者认为“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种解脱”“自己活在世上是多余的”时，部分人会发生自杀未遂（SA）甚至反复实施，其中一些人最终死于自杀[3]。据统计，国内抑郁症患者出现自杀意念的比例高达53.1%，实施过自杀计划的比例为17.5%，而自杀未遂的比例达23.7%[4]。抑郁障碍患者最终会有10%～15%死于自杀，甚至发生所谓的“扩大性自杀”行为，即认为活着的亲人也如自己一般痛苦，并在杀死亲人后再自杀[3]。抑郁症患者本人及家庭均时刻受到自杀风险的威胁，这一说法绝非危言耸听。除直接危及生命安全外，相比于没有自杀意念或行为的抑郁症患者，MDSI患者的抑郁发作持续时间更长，抑郁及相关症状更重，需要更多的抗抑郁药治疗，治疗反应更差，生活质量更低，再入院风险也更高[5-9]。从临床及公共卫生角度出发，对伴有自杀意念或行为的抑郁症（MDSI）再重视也不为过。这些关于伴有自杀意念或行为的抑郁症（MDSI）的误解，你是否存在？尽管伴有自杀意念或行为的抑郁症（MDSI）十分常见且危害很大，很多公众甚至医务工作者仍存在诸多有待澄清的误解：1.

当地时间2023年5月20日至24日，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2023年年会在旧金山举行。今年APA年会的主题是「创新、协作、激励：描绘精神卫生的未来」。5月21日上午，来自美国Austen

当地时间2023年5月20日至24日，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2023年年会在旧金山举行。今年APA年会的主题是「创新、协作、激励：描绘精神卫生的未来」。5月21日上午，来自美国Austen

医脉通导读本项研究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探讨长期使用锂盐与多种躯体疾病转归相关性的研究，共纳入了近10,000名使用锂盐的精神障碍患者。相比于未使用锂盐的一般人群对照，使用锂盐者的总体躯体疾病负担显著更重，很多疾病的风险数倍于前者，但很大程度上与锂盐所治疗的心境/精神病性障碍本身相关。相比于未使用锂盐的心境/精神病性障碍患者对照，使用锂盐的精神障碍患者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总体风险显著更低，但锂盐仍无法完全抵消与精神障碍本身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负担；罹患痴呆的风险无显著差异；罹患血栓栓塞性疾病、肾脏疾病、帕金森病的风险显著更高。详见正文。锂盐是治疗心境障碍的经典药物之一，但其安全性也引发了很多顾虑。使用锂盐的患者中，确实有一部分出现了躯体并发症，似乎提示锂盐会升高某些躯体疾病的患病风险。然而，锂盐治疗的精神障碍，如双相障碍及抑郁症，本身即与较高的躯体疾病风险相关；这一因素如不加以考虑，则会夸大锂盐对躯体的不利影响。并且，越来越多的新证据显示，锂盐对躯体健康似乎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如有助于心脏缺血后的心肌重塑。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针对一个较大的、具有人群代表性的样本，比较使用与不使用锂盐时一系列常见躯体疾病的患病风险，尤其需要将对照进一步细分为一般人群及特定精神障碍患者人群，以客观评价锂盐治疗（而非精神障碍本身）对躯体健康的长期影响。研究简介一项1月18日在线发表于Bipolar

根据诊断及循证学证据使用精神药物，以减轻患者的症状，是目前精神科主流的工作及培训模式。然而正如一些精神科医生的观点，这一范式存在诸多问题，常导致患者无法接受到真正最优的精神科治疗。一项发表于J

医脉通导读本项基于美国妊娠期精神药物使用登记处前瞻性数据的分析显示，无论是新生儿适应不良综合征（PNAS）的发生率还是临床表现，宫内暴露于第二代抗精神病药（SGA）或SSRI/SNRI类抗抑郁药的新生儿都高度相似，提示PNAS可能存在某些共同的机制通路。宫内暴露于SGA或SSRI/SNRI的新生儿中，三分之二并没有出现任何PNAS症状，出现至少2种PNAS表现的新生儿比例均低于10%；加之上述两类药物总体不升高重大畸形风险，而妊娠期病情波动的危害又不容小觑，妊娠期药物决策的天平向「维持用药」的一端又近了一步。即便发生了PNAS，大部分病例也是轻微且一过性的，通常可以自行缓解，无需专门治疗。建议分娩时及产后数天内密切监测新生儿是否存在PNAS症状，并灵活处理。越来越多的高质量证据显示，妊娠期使用绝大部分抗精神病药及抗抑郁药并不升高后代重大畸形的风险。与此同时，新生儿适应不良综合征（PNAS）逐渐吸引了研究者的兴趣。PNAS是什么？目前学术界有多种术语用于描述新生儿出生后的涉及多个系统的异常表现，包括PNAS、新生儿行为综合征、新生儿戒断综合征、新生儿停药综合征、一过性新生儿症状等，而这些术语描述的往往是同一组现象，主要包括：1.

医脉通导读本项纳入我国近一千万名医保受益人的分析显示，2017年国内抗抑郁药的总体使用率为6.4/1000，远低于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的抑郁症12个月患病率（3.5%）。SSRI（4.0/1000）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抗抑郁药类别，帕罗西汀（18.8%）、艾司西酞普兰（17.8%）、舍曲林（15.5%）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抗抑郁药。结合既往证据，国内抗抑郁治疗尚存在较大的缺口。有必要采取更多措施，推进国内抑郁症患者的优化治疗，包括但不限于规范的抗抑郁药治疗。2021年发表的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国内一般人群抑郁症的12个月患病率为3.5%，但其中只有9.5%在这一时段内接受了某种治疗，只有0.5%被认为接受到了充分的治疗，提示抗抑郁治疗尤其是规范治疗尚存在较大的缺口。一项2022年12月27日在线发表于Aust

157.335）的综述中，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Kristin

2022年2月11日，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即Paxlovid）进口注册，用于治疗成人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轻至中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如伴有高龄、慢性肾脏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病等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患者。奈玛特韦和利托那韦均为CYP3A的底物；利托那韦是CYP3A和CYP2D6的强抑制剂，对P-糖蛋白（P-gp）具有高度亲和力，还可能诱导CYP1A2、CYP2C8、CYP2C9和CYP2C19的葡糖醛酸化和氧化作用。上述特性导致Paxlovid存在较高的药物相互作用风险。根据全球最大中立药物信息网站Drugs.com的统计，目前已知至少有634种药物成分与Paxlovid存在不同程度的药物相互作用风险，具体分为：▶

ECT的综述中，美国埃默里大学Evelina

医脉通导读本项meta分析共纳入了304项随机对照研究，间接比较了15种临床常用抗抑郁药的8类消化道副作用的风险。分析显示，全部15种抗抑郁药的消化道副作用风险均显著高于安慰剂，但不同药物具体副作用的风险存在差异：临床使用广泛的艾司西酞普兰及舍曲林的消化道耐受性总体较差；米氮平是本次分析中唯一一种与食欲增加副作用显著相关的药物，但可能有助于改善恶心；氟西汀的消化不良风险显著低于安慰剂；西酞普兰/艾司西酞普兰导致恶心的效应及伏硫西汀的便秘副作用似乎存在量效关系。具体结果详见下文。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开展研究，探讨其他因素对抗抑郁药消化道副作用的影响，如内分泌及炎症状态、肠道微生物群构成、遗传变异等；这些因素也可能升高患者在抗抑郁药治疗期间出现消化道副作用的可能性。消化道副作用，如恶心、呕吐、腹泻、便秘、腹痛等，在抑郁症患者服用抗抑郁药时相当常见，尤其是治疗早期。一些医生认为，抗抑郁药的消化道副作用多为轻到中度，且通常会随着治疗的进行而逐渐缓解，「忍一忍就过去了」。然而事实上，消化道副作用常对患者构成显著的困扰，是导致患者过早停药的重要原因，需引起重视。既往已有研究比较了不同抗抑郁药的消化道副作用发生率。如有研究显示，经典SSRI类抗抑郁药氟西汀与三环类抗抑郁药相比，前者更容易导致恶心、厌食及体重下降，而后者更容易导致便秘及体重增加。然而，目前尚无针对新型抗抑郁药消化道副作用风险的全面的定性及定量分析。研究简介在这一背景下，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Vincenzo

孕妇在孕晚期尤其是临近分娩时使用某些药物，有可能引发急性新生儿不良事件，如新生儿撤药综合征（NAS）。此类副作用通常可逆且不严重，但个别情况下也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以下简要介绍抗精神病药相关新生儿撤药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及管理。临床特征自精神病院去机构化运动以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妊娠率有所上升。对生育能力影响较小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逐渐取代了第一代药物，也进一步增加了患者妊娠的机会。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妊娠期使用抗精神病药总体上不升高后代发生重大先天畸形的风险。然而，相比于抗抑郁药或非精神药物，孕晚期使用第二代及第一代抗精神病药与新生儿并发症风险的升高有关，包括神经运动表现受损、肌张力亢进、震颤等。2011年，FDA基于不良事件报告系统（AERS）数据发布了有关新生儿锥体外系反应及撤药综合征的警告。2008年-2011年，AERS数据库共收录了69例抗精神病药相关新生儿锥体外系症状或撤药症状个案，临床表现包括激越、肌张力亢进、肌张力下降、震颤、嗜睡、呼吸窘迫及喂养障碍，且可能与抗精神病药的剂量有关。然而，由于缺乏新生儿血药浓度的数据，研究者无法确定上述表现究竟是撤药反应还是新生儿体内残留药物的效应。上述症状的出现时间从分娩到产后一个月不等，症状严重程度也不尽相同：一些新生儿在没有特殊干预的情况下于数小时或数天内完全康复，但另一些则需要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住院时间也比较长。一项纳入澳大利亚国家妊娠抗精神病药登记处（NRAMP）142名活产婴儿的研究中，15%存在撤药症状。这些新生儿存在以下表现中的至少两种：过多的高音调哭泣，突出的莫罗反射，肌阵挛性抽搐，间歇性打喷嚏和/或打哈欠，过度嗜睡，震颤，明显的易激惹，难以喂养，呕吐，稀便。其中一些新生儿的上述症状持续时间较长，达到6-8周。相比于其他新生儿，存在上述现象者的母亲在妊娠12周时的抗精神病药剂量更高，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就具体抗精神病药而言：▶

减停抗抑郁药时，相当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撤药症状，常见表现可以用「FINISH」概括[1]：图1

母乳喂养对母婴都大有裨益，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权威机构的推荐。然而，哺乳期母亲正在使用的精神药物也可能会随母乳进入婴儿体内，对后者造成潜在的影响，需加以权衡。理论上，一种药物进入母乳的量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给药途径、吸收程度、分子量、pH值、分布容积、血浆生物利用度、半衰期、蛋白结合率、脂溶性及水溶性、电离程度、乳/血药物浓度比值（M/P）等；一般而言，分子量小、分布容积低、血浆蛋白结合率低的脂溶性药物更容易进入乳汁。然而，精神科临床需要更直观的用药指导。评价药物的哺乳安全性时，相对婴儿剂量（RID）是一个很有用的指标。该指标由WHO制定，定义为婴儿从母乳中摄入的活性药物RID剂量与母亲摄入剂量的比值，一般情况下RID

大量循证学证据显示，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s）是一类非常有效的抗抑郁药物。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此类药物的临床应用急剧减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缺少药企推动、新药不断涌入市场等，但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医生对此类药物的疗效优势及用法并不熟悉，同时对其不良反应心存顾忌，尤其是高血压危象及5-HT综合征。现行国内外权威指南中，MAOIs往往位居三线治疗开外，在临床实践中几乎已经被打入冷宫。甚至有人会说：这年头还有人用MAOIs？事实上，我们对于MAOIs的很多误解基于已被淘汰的数据，结论已不再可靠，有必要为其「平反」。一项发表于Current

一些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患者无显著的智能或语言功能损害，被称为「高功能孤独症」（HFA）。HFA在童年期不易识别，经常直至成年期才被发现，且往往是因为患者出现了双相障碍等精神科共病才「捎带」被观察到。双相障碍共病HFA的诊疗颇具挑战性：临床表现复杂多样，经常很不典型，升高了诊断的难度；药物治疗证据相当缺乏，且患者容易对特定精神药物异常敏感，升高了药物治疗的难度。一项近期发表于Expert

全球范围内，约有2.59亿人从事非正式/无报酬的照料工作，其中很多人的照料对象是严重精神障碍（SMI）患者。这些照料者中，大部分是SMI患者的近亲，如母亲或父亲。亲属为SMI患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但长年累月的照料工作对亲属本人造成的负担也不言而喻。其中，SMI患者针对亲属实施的暴力行为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对患者本人、受害亲属及整个家庭都有负面影响，但当前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研究简介通过系统回顾Medline、Embase、PsycInfo、CINAHL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伦敦国王学院Emilie

很多抑郁症患者同时患有躯体疾病，躯体疾病患者罹患抑郁症的比例也很高。抑郁症共病躯体疾病并非简单的巧合，背后存在复杂的机制，值得深入探索，以研发针对这一群体更有效的干预模式。已有研究显示，抑郁症的存在会升高某些特定躯体疾病的发生风险，对于已患有躯体疾病者则会导致症状更重。然而，很多常见躯体疾病与抑郁症的联系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或因果关系不明，或研究结果存在冲突，致使结论并不确切。研究简介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及加拿大的一组研究者系统检索了主流数据库自2005年以来新收录、于北美及欧洲开展的、以英文发表的相关观察性研究，探讨了调整协变量后抑郁症对下游共病发病率及严重度的影响，力求得到较严谨的因果关系。该研究近期发表于J

「药物伤不伤肾」是患者及医生都非常关注的经典临床课题之一。鉴于大部分精神药物需要长期使用，此类药物的肾脏安全性显得尤为重要。药品说明书是了解精神药物肾功能副作用的基础，而近年来新发表的高质量循证学证据可以带给我们更深入的信息，如高危因素、时程特点、转归等，进而更好地权衡用药利弊，尤其是对于老药而言。一项近期发表于CNS

医脉通导读本项纳入47项随机对照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减停抗精神病药后的总体复发风险显著高于维持原剂量治疗，相对危险度（RR）=2.3/人年；停药的复发风险显著高于减量。最终日剂量低于3-5mg氟哌啶醇等效剂量（HE）是减停抗精神病药后复发的高危因素：最终剂量＜3mg

对于双相障碍患者而言，家族史是非常重要的诊断及选药依据，同时也与患者的自杀风险及共病密切相关。双相障碍呈现出高度的家族聚集性，遗传度约为70%，即遗传因素在患病中起到的作用达70%左右。双相障碍先证者的一级亲属罹患双相障碍的风险约为一般人群的8-10倍。除双相障碍本身之外，双相障碍患者家属罹患其他精神障碍（如，抑郁症、精神病性障碍）的风险也高于一般人群。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已经发现了双相障碍的很多易感基因位点，但家族史阳性仍然是遗传易感性的最佳指示物。锂盐多项研究显示，双相障碍家族史阳性与锂盐疗效理想之间存在相关性。例如有报告显示，如果家中有罹患双相障碍的亲属对锂盐治疗反应良好，则患者使用锂盐治疗的有效率也更高（约67%）。防自杀双相障碍是自杀风险最高的疾病之一，meta分析显示自杀风险在双相障碍患者的家庭中存在聚集现象（OR=1.69）。然而，该风险可能被低估：一项系统评估双相障碍患者多名家庭成员的分析显示，患者家人出现自杀行为的风险为一般人群的6.6倍。病历书写精神科病历要求记录患者的精神疾病家族史，但可能不准确，对诊疗帮助有限。通常情况下，家族史会使用诸如「家里有没有人得过这个病或类似的病」等问题询问。然而，为了更好地指导临床诊疗，双相障碍家族史的记录应更详细，包括具体诊断，精神科共病，躯体疾病，以及治疗反应和副作用。如有可能，有无精神病性症状及快速循环等情况也应尽可能了解。工具评估双相障碍患者的家族史时，绘制家族树并系统地收集信息可能有帮助。一些结构化的工具，如遗传研究家族问卷（FIGS）、家族史研究诊断标准（FH-RDC）、家族史筛查量表（FHS），可以帮助医生以一种全面、系统的方式记录患者的家族史。理解患者通过对家族史的回顾，临床也有机会了解双相障碍患者的家庭动力状况，并了解患者家人是如何看待这一疾病的。例如，家人对患者的支持程度如何，能否帮助患者维持治疗依从性，是否对心理教育感兴趣，是否有潜力参与防复发项目，等等。适用范围尽管结构化地探索家族史可以得到超出常规病史采集的有用信息，但如果患者属于被收养，与家人没有密切联系，和/或患者家人对精神疾病持消极或污名化的观点，家族史信息的价值则会大打折扣。与之类似，对于人数不多的小家庭，由于随机变异的因素，家族史的意义也没有那么大。「焦虑障碍家族史阳性」如何影响焦虑的诊疗？|

医脉通导读本项研究是首项比较锻炼、抗抑郁药、锻炼联合抗抑郁药治疗针对成人非严重抑郁症患者疗效的网络meta分析。网络meta分析及成对meta分析显示，三种治疗方式的疗效均显著优于对照，但三种方式之间并无显著差异。此外，锻炼治疗的可接受度低于抗抑郁药治疗，体现在提前退出研究的人数更多。尽管锻炼联合抗抑郁药未显现出疗效优势，但锻炼带来的一系列躯体获益有望抵消抗抑郁药的副作用，加快患者的整体康复进程。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球抑郁症患者已超过3.2亿。抗抑郁药是抑郁症的有效治疗手段，挽救了成千上万严重抑郁症患者的生命。另一方面，轻中度抑郁患者需要更多的治疗选择，如生活方式干预。近年来，锻炼（exercise）陆续获得欧洲EPA指南（见今日推送第二条）、加拿大CANMAT指南、英国NICE指南、澳洲RANZCP指南的推荐，作为非严重抑郁症的替代治疗。然而，美国心理学会抑郁指南则持不同观点，认为只有在药物或心理治疗无效或无法接受时才考虑使用。研究简介9月16日，香港大学Francesco

抗精神病药长效针剂（LAIAs）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依从性差的难题，并得到了国内外主流指南的一致推荐，欧美国家使用占比已超过20%。重磅研究亮相JAMA官网独特研究方法通向真实洞见香港大学Yue

医脉通导读本项纳入超过6万名真实世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身对照研究显示，相比于不使用心境稳定剂，使用心境稳定剂与因精神病（psychosis）入院的风险下降12%显著相关，但同时也与因非精神疾病入院的风险升高6%显著相关。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锂盐、丙戊酸盐、拉莫三嗪时的精神病入院风险均显著低于不使用该药或任何心境稳定剂时，但卡马西平未观察到这一现象。既往研究显示，14.1%-40.7%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正在使用心境稳定剂治疗。理论上，此类药物可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伴发或残留的情感症状，降低攻击性及自杀风险。此外，由于GABA能参与了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发展，具有GABA能效应的心境稳定剂（如丙戊酸盐及拉莫三嗪）本身即可能有助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然而，现行精神分裂症指南较少明确推荐使用心境稳定剂，原因主要在于缺乏高质量证据。例如，针对特定药物的Cochrane评价在去除低质量研究后，证据即由阳转阴。此外，心境稳定剂能够为真实世界精神分裂症患者带来多少获益，也有待进一步澄清。研究简介一项9月5日在线发表于Acta

2020年底，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皇家精神科医师学会（RANZCP）发布了新版心境障碍临床实践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旨在为心境障碍的临床管理提供简明高效的指导。医脉通曾对《指南》有关抑郁症及双相抑郁药物选择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简要报道：双相抑郁的药物治疗：RANZCP心境障碍临床实践指南要点

医脉通导读「急性焦虑障碍」这一诊断可以将患者当前的状态从一类相对温和的慢性病中独立出来——患者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的功能损害相当严重。考虑到SSRIs及SNRIs起效总体偏慢，「急性焦虑障碍」患者的治疗或许可以跳出某些常规，使用起效更快的药物，如苯二氮䓬或镇静助眠药。患者F，男，42岁，诉自己一直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这种焦虑对日常生活影响很大。即便如此，过去一个月内，F先生的焦虑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承担了新的工作任务，加之儿子被诊断为狼疮，自己已经发展为「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全天候的担忧。这种担忧已经让F先生难以专注于工作，正打算请病假。F先生的妻子报告称，看到F先生自我隔绝于家人和亲友，她也感到很沮丧。F先生本人则承认上述事实，并将其归因于铺天盖地的焦虑。F先生存在慢性焦虑、肌肉紧张以及与焦虑相关的易激惹性升高，这些症状均在上个月显著恶化。F先生承认，自己最近偶尔会想一想，自己如果不活了会不会更轻松一些，但否认存在精力或动机层面的问题，称自己只是非常焦虑，并不压抑低落。F先生每周会喝上一杯酒，但没有其他的物质使用问题；体重超标，胆固醇轻微升高，但没有其他严重的躯体问题；使用褪黑素产品助眠，未使用处方药。急性焦虑障碍？根据上述有限的信息，F先生似乎正在经历慢性广泛性焦虑障碍（GAD）的恶化。然而，本文作者提出一个新的诊断概念，即「急性焦虑障碍」（acute

医脉通导读相比于减为单药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维持两种抗精神病药治疗的患者因各种原因从研究中过早脱落的风险低56%，因疗效差过早脱落的风险低79%，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意义。相比于减为单药治疗，维持两种抗精神病药治疗可导致患者阴性症状更重。考虑到入组研究数量少且证据可确定性低，本项Cochrane系统评价尚不能得出效力很强的结论。未来仍需开展高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以探讨这一重要课题。主流精神分裂症指南建议，抗精神病药治疗宜遵循单一用药的原则。然而在临床实践中，联用两种或以上抗精神病药的做法并不少见，也的确有很多患者通过多药联用实现了症状的缓解。联用抗精神病药的目的往往在于提升疗效，但患者所承受的副作用及药物相互作用负担也更重；反过来，单药治疗的耐受性或许更好，但疗效又存在不确定性。那么问题来了：在人群层面上，精神分裂症患者联用抗精神病药实现病情稳定后，减为单药治疗的获益与风险如何？研究简介针对这一课题，一项8月30日在线发表于Cochrane

未来会对上述每一条建议进行更详细的讨论。祝愿大家健康又有钱（healthy

医脉通导读既往探讨双相障碍诊疗延迟的研究数量虽多，但异质性很高，对结果的解读构成了干扰。尤其突出的一点在于，不同研究对「诊疗」的定义不尽相同。本项纳入59项研究、超过4万名患者的系统综述及meta分析显示，双相障碍患者「正式求助延迟」、「诊断延迟」、「循证学治疗延迟」的中位时长分别为3.5年、6.7年、5.9年。200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双相障碍如果未被识别及治疗，每名患者每个月的成本约为100美元；时至今日，这一数字可能更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精神疾病的诊疗不能拖延，「时间就是功能」，「时间就是神经元」。除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之外，双相障碍（BD）的诊疗延迟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然而，既往探讨双相障碍诊疗延迟的研究数量虽多，但异质性很高，对结果的解读构成了干扰。尤其突出的一点在于，不同研究对「诊疗」的定义不尽相同，首次求助、获得诊断、获得任何治疗、获得循证学治疗等均被视为诊疗的形式。有必要在排除病例系列研究、小样本量研究、针对特殊人群研究的基础上，围绕诊疗的不同定义展开探讨，以得到更具体的、颗粒度更高的结果。研究简介一项8月26日在线发表于Acta

本文根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杰出教授Sidney

医脉通导读本项纳入超过10万人的系统综述及meta分析显示，精神障碍家族史阳性的母亲罹患产后抑郁（PPD）的风险接近家族史阴性母亲的2倍。究其原因，除遗传负荷更高之外，孩子在父母受精神障碍困扰的环境下长大，自己妊娠及初为人母时得到的支持也可能不足，而缺乏社会支持已被确认为产后抑郁的重要高危因素。临床如何准确高效地采集精神障碍家族史信息，仅靠患者个人报告是否足够，同样值得进一步探讨。10%-15%的新妈妈会经历产后抑郁（PPD），程度或轻或重，但总体可防可治。早期识别产后抑郁风险较高的女性，并及早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有助于预防严重不良后果的发生。证据显示，产后抑郁的遗传度高于一般的抑郁症。然而，多项探讨产后抑郁高危因素的综述并未将精神障碍家族史阳性作为高危因素之一，这一现象令人困惑，有待进一步澄清。研究简介一项8月17日在线发表于JAMA

环境因素参与了精神分裂症的起病。既往已有研究显示，父母养育方式不理想，如「低关爱」或「过度保护」，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更早首次入院及更快再入院相关。然而，关于父母养育方式与精神分裂症纵向病程的相关性，目前仍知之甚少。研究简介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Junpei

医脉通导读抗精神病药主要用于治疗精神病性障碍（如，精神分裂症）及双相障碍，也经常被超说明书使用治疗失眠。然而事实上，抗精神病药治疗失眠缺乏严谨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证据。抗精神病药的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过度镇静、直立性低血压、口干、心动过速、食欲/体重增加、激越、头晕、便秘及静坐不能等。痴呆、低血压或存在心肌梗死、闭角型青光眼、便秘、尿潴留风险的个体应慎用此类药物。基于现有证据，适合使用抗精神病药治疗失眠的人群仍是精神病性障碍或双相障碍患者，而不是那些没有共病其他精神障碍的一般失眠人群。失眠是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显著损害患者的功能水平及生活质量，升高共病及意外事故的风险。然而，并非所有具有镇静效应的精神药物均拥有充分的循证学证据，支持其用于治疗一般人群的失眠。一项发表于精神科顶级期刊《世界精神病学》的综述中，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研究者通过回顾近年来的新证据，围绕失眠的循证学药物治疗展开了讨论。作者指出，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中，很多药物针对失眠的疗效得到了验证，但也有一些常用药物在至少一项研究中结果为阴性。以下对相关药物的疗效及安全性证据进行全面回顾，以期指导临床决策。苯二氮䓬类药物Z药褪黑素受体激动剂选择性组胺H1受体拮抗剂食欲素受体拮抗剂抗抑郁药抗精神病药非选择性抗组胺药抗癫痫药苯二氮䓬类药物苯二氮䓬类药物（以下简称「苯二氮䓬」）是一组具有相似化学结构的化合物。此类药物属于GABA-A受体正性变构调节剂，可结合GABA-A受体复合物的特定位点并改变其结构，增强GABA与这些受体结合时的抑制性生理作用，进而产生一系列剂量依赖性临床效应，包括镇静、抗焦虑、抗癫痫及肌松。针对年轻失眠患者开展的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显示，三唑仑、氟西泮、替马西泮、夸西泮及艾司唑仑既可改善入睡，也可改善睡眠维持。针对老年失眠患者，三唑仑及氟西泮仍同时具有上述两种效应，而替马西泮仅可改善睡眠维持。长期以来，针对苯二氮䓬及广义助眠药的一种常见观点是：如果长期每晚使用，此类药物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疗效耐受（如，疗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差）及依赖（如，停药时发生戒断症状）。然而事实上，评估上述观点的证据并不多。新证据显示，耐受及依赖在长期治疗中并非必然发生，也非长期使用助眠药物的一般特征。然而，此类长期证据仅限于部分助眠药物，并且的确有一部分人发生了依赖；上述局限性在苯二氮䓬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此类药物的研究时长往往偏短。例如，每晚给予苯二氮䓬的研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也仅有8周，该研究未观察到受试者对替马西泮产生依赖。三项针对三唑仑的研究以及一项针对氟西泮的研究为时仅2-4周，这些研究也未发现依赖的证据。苯二氮䓬的不良反应呈剂量依赖性，反映了此类药物针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广泛抑制效应，包括镇静、精神运动性损害及滥用潜力。对于共病焦虑或疼痛的患者，苯二氮䓬的抗焦虑及肌松效应有望带来获益。现有助眠药物中，苯二氮䓬相对适用于治疗入睡困难。此类药物为数不多的相对禁忌证包括既往多重物质滥用史，或对苯二氮䓬滥用存在特异性的易感因素。Z药Z药的作用机制与苯二氮䓬类似，但不具有后者的化学结构。证据显示，此类药物的作用可能局限于特定亚类的GABA-A受体，因此其临床效应可能没有苯二氮䓬那样广谱。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显示，扎来普隆可以改善年轻及老年失眠患者的入睡，而唑吡坦缓释剂型、佐匹克隆及右佐匹克隆则可同时改善年轻及老年失眠患者的入睡及睡眠维持。唑吡坦普通剂型可同时改善年轻患者的入睡及睡眠维持，但仅能改善老年患者的入睡。相比于苯二氮䓬，Z药长期治疗的数据更多。每晚给药、为期一年的研究显示，右佐匹克隆及唑吡坦的助眠疗效可长期维持，且无依赖证据；另一项为期6个月的研究中，唑吡坦缓释剂型非每晚给药之下也未发生依赖现象。Z药的潜在不良反应与苯二氮䓬相似。由于效应谱相对较窄，某些Z药在改善焦虑或疼痛方面可能没有苯二氮䓬有效，如唑吡坦普通剂型。然而，右佐匹克隆及唑吡坦缓释剂型对于失眠患者伴发的疼痛、焦虑及抑郁也有效。相比于其他一些助眠药，Z药在改善睡眠方面可能更有效。与苯二氮䓬类似，用于存在物质滥用倾向的个体时，Z药也可能造成问题。褪黑素受体激动剂目前有两种褪黑素受体激动剂用于治疗失眠，分别为褪黑素及雷美替胺（ramelteon）。很多失眠患者正在服用褪黑素。生理状况下，褪黑素由松果体在夜间分泌，主要与MT1及MT2受体结合，但上述效应改善睡眠的具体机制仍不清楚。褪黑素治疗失眠时未发现明确的量效关系。另有一些证据显示，一天内的不同时间，褪黑素的睡眠改善效应可能存在差异，且起效可能需要3-4小时。大量研究评估了不同剂量、不同给药频率、不同剂型（速释及缓释）褪黑素针对睡眠问题的疗效。现有证据显示，褪黑素针对睡眠时相推迟综合征疗效明确；安全性相当理想；对失眠患者的入睡困难具有轻度的改善效应（但是否具有临床意义仍不明确）。还有初步证据支持使用褪黑素治疗神经发育障碍患儿的睡眠问题，也验证了褪黑素出色的安全性。褪黑素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头痛，日间反应变慢及镇静也可能发生。褪黑素无滥用潜力，适用于那些存在滥用倾向的个体。褪黑素可调节生殖功能，高剂量理论上可能损害生育能力，因此一般建议备孕人群勿使用褪黑素。与褪黑素类似，雷美替胺也是一种MT1及MT2受体激动剂，但与这些受体的亲和力远高于褪黑素。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显示，雷美替胺可改善年轻及老年失眠患者的入睡困难，且基于多导睡眠图指标的研究结果较基于患者自我报告时一致性更高。每晚给予雷美替胺连续6个月，未发现依赖现象。雷美替胺的不良反应总体较温和，最常见的包括头痛、镇静、疲乏及恶心。雷美替胺无显著滥用潜力，适用于存在滥用风险的入睡困难型失眠患者，但目前尚无研究评估该药针对这一特殊人群的疗效。鉴于其安全性良好，雷美替胺也可考虑用于那些仅存在入睡困难的一般人群。选择性组胺H1受体拮抗剂唯一一种经过系统研究的高度选择性组胺H1受体拮抗剂为多塞平，剂量为3-6mg。多塞平最初作为抗抑郁药被研发，用于抗抑郁时的剂量为75-150mg/d；然而事实上，该药最强的药理学效应是组胺H1受体拮抗。因此，随着剂量的下降，该药也逐渐变为特异性更强的H1受体拮抗剂。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显示，无论针对年轻还是老年失眠患者，无论基于患者自我报告还是多导睡眠图指标，多塞平均可显著改善患者的睡眠维持。值得注意的是，多塞平的疗效在夜间接近结束时达到最强，且不增加晨间功能损害。因此，该药似乎尤其适合那些夜晚结束前醒来且无法再次入睡的患者。每晚给予多塞平为期3个月，未观察到依赖现象。使用助眠剂量的多塞平时，年轻患者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日间镇静；然而，老年患者使用多塞平3mg，没有一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安慰剂。因此，晨间早醒的老年患者可能尤其适合使用多塞平。考虑到多塞平的强效H1受体拮抗效应，该药也可考虑用于失眠伴过敏症状的患者。此外，由于无滥用潜力，多塞平还可用于存在药物滥用风险的睡眠维持困难患者，但目前尚无针对这一人群的相关数据。食欲素受体拮抗剂食欲素（orexins）包括两种近年来发现的由外侧下丘脑神经元表达的神经肽，具有促觉醒/唤起的生理作用。食欲素受体拮抗剂可阻断由食欲素介导的唤起，进而发挥促眠效应。苏沃雷生（suvorexant）可同时阻断食欲素A和食欲素B受体。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显示，无论年轻还是老年失眠患者，苏沃雷生10-40mg均可显著改善入睡及睡眠维持（包括夜间的后三分之一）。其中，一项每晚给药、为期一年的安慰剂对照研究显示，苏沃雷生的疗效可长期维持，且停药后未出现显著的反跳性失眠。苏沃雷生最重要的不良反应是日间镇静。现有研究显示，苏沃雷生具有一定的滥用潜力，与唑吡坦大致相当，因此最好避免用于有药物滥用风险的患者。苏沃雷生是唯一一种对夜间后三分之一有疗效且不显著增加日间镇静、同时对入睡困难也有确切疗效的药物。因此，该药可用于同时存在入睡困难及晨间早醒的患者。抗抑郁药一些药物最初作为抗抑郁药被研发，但目前也常用于治疗失眠。这些药物可通过阻断某些促觉醒神经递质的受体发挥助眠效应，包括去甲肾上腺素、组胺、乙酰胆碱及5-羟色胺。最常用于治疗失眠的抗抑郁药包括曲唑酮50-150mg、多塞平10-75mg、米氮平15mg及阿米替林10-100mg。其中，只有多塞平25-50mg在至少一项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中获得了阳性证据，且该研究样本量较小（N=47）。曲唑酮虽然被广泛用于治疗失眠，然而事实上，该药尚无一项针对失眠患者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的阳性证据。一项此类研究探讨了曲唑酮用于年轻失眠患者的疗效，但未发现该药相比于安慰剂的显著优势。然而，这一结果不能解读为最终定论，因为该研究仅评估了曲唑酮的一种剂量（50mg），而临床中曲唑酮的常用剂量为50-150mg。目前已有关于米氮平S-异构体——S-米氮平的疗效及不良反应数据，该药目前尚不能处方。与多塞平类似，S-米氮平是一种选择性H1受体拮抗剂；研究者也评估了该药远低于抗抑郁剂量时的助眠疗效，此时认为该药仅H1受体拮抗效应尚具有临床意义。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显示，S-米氮平的表现与多塞平类似，针对睡眠维持困难疗效确切，但针对入睡困难的疗效相对较弱。这些抗抑郁药的副作用差异很大。这些药物均可造成日间镇静，且其中大部分还可导致直立性低血压。三环类抗抑郁药多塞平（25-50mg）及阿米替林可导致口干、便秘、视物模糊、尿潴留、认知损害、心律不齐及食欲/体重增加。米氮平最重要的不良反应为镇静及食欲/体重增加。曲唑酮最重要的不良反应包括镇静及直立性低血压，还可诱发阴茎异常勃起。这些抗抑郁药均无显著滥用潜力，故可考虑用于存在物质滥用倾向的患者。由于作用谱较宽，对于常规治疗效果不佳或共病心境、焦虑、疼痛问题的失眠患者，此类药物也可一用。多塞平及阿米替林应慎用于存在认知损害、尿道梗阻或青光眼的患者。因可能诱发心境转躁，所有此类抗抑郁药用于双相抑郁患者时均可能造成不良后果。抗精神病药抗精神病药主要用于治疗精神病性障碍，偶被用于治疗失眠，此时剂量通常低于治疗精神病性障碍时。这些药物可广泛阻断促觉醒神经递质受体，包括多巴胺、组胺、5-羟色胺、胆碱及肾上腺素能受体，进而改善失眠。目前临床中最常用于治疗失眠的抗精神病药包括喹硫平25-250mg及奥氮平2.5-20mg。然而，针对抗精神病药治疗失眠的疗效，目前尚无一项严谨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成功加以验证。针对喹硫平，目前有一些小规模研究的证据。例如，一项针对20名康复期酒精使用障碍共病睡眠紊乱患者的研究显示，相比于安慰剂，喹硫平可改善患者入睡后的觉醒时间。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共纳入了13名原发性失眠患者，结果显示喹硫平25mg有助于改善睡眠潜伏期及总睡眠时长，但相比于安慰剂的优势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这些抗精神病药的主要不良反应包括镇静、直立性低血压、口干、心动过速、食欲/体重增加、激越、头晕、便秘及静坐不能。迟发性运动障碍虽然更少见，但其风险值得关注。痴呆患者使用抗精神病药时，脑血管事件风险的升高也应纳入考虑。此类药物无滥用潜力，故可考虑用于存在滥用倾向的患者。然而，最适合使用这些药物的仍是共病失眠的精神病性障碍或双相障碍患者。针对痴呆、低血压或存在心肌梗死、闭角型青光眼、便秘或尿潴留风险的患者使用此类药物应谨慎。非选择性抗组胺药常用于治疗失眠的非选择性抗组胺药包括苯海拉明和多西拉明，它们也是很多非处方助眠产品的活性成分。除了H1受体拮抗效应之外，这两种药物同时具有M1毒蕈碱型胆碱能受体拮抗效应，且这一效应具有临床意义。支持这些药物抗失眠疗效的证据非常有限。一项纳入20名老年原发性失眠患者的安慰剂交叉对照研究中，苯海拉明50mg仅可改善患者自我报告的觉醒次数，对睡眠质量、总睡眠时长及入睡潜伏期均无显著改善效应。另一项纳入184名失眠患者的平行组研究中，相比于安慰剂，苯海拉明联合缬草及蛇麻子可有效改善患者自我报告的睡眠效率，但对患者自我报告及基于多导睡眠图的入睡潜伏期、总睡眠时长及基于多导睡眠图的睡眠效率均无显著影响。非选择性抗组胺药最重要的不良反应包括镇静、头晕、精神运动性损害、认知损害、口干、视物模糊、便秘、尿潴留及体重增加。苯海拉明相对少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激越及失眠，而多西拉明则有诱发昏迷及横纹肌溶解的个案报告。此类药物无显著滥用潜力，理论上可考虑用于存在物质滥用倾向的患者。此类药物最适用于那些过敏或上呼吸道感染背景下发生失眠的个体，且宜避免用于闭角型青光眼、胃肠动力低下、尿潴留、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抗癫痫药一些最初用于治疗癫痫的药物有时也被用于失眠的管理，包括加巴喷丁及普瑞巴林。这些药物可与N型电压门控钙离子通道α2δ亚单位结合，减少谷氨酸及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进而发挥助眠作用。目前尚无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对此类药物治疗失眠的疗效加以评估。两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中，研究者让受试者提前5小时就寝（5小时睡眠时相提前模型），并评估了加巴喷丁250-500mg针对此类睡眠紊乱的疗效。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相比，加巴喷丁显著改善了基于患者自我报告及多导睡眠图的入睡后觉醒时间及总睡眠时长，但对入睡潜伏期无显著影响。此外，针对疼痛、不宁腿综合征、广泛性焦虑障碍及癫痫患者，加巴喷丁及普瑞巴林针对睡眠紊乱的疗效也有报告。加巴喷丁最重要的副作用为镇静、头晕、共济失调及复视，而普瑞巴林最重要的副作用包括镇静、头晕、口干、认知损害及食欲增加。普瑞巴林似乎具有一定的滥用潜力，而加巴喷丁似乎不存在这一问题。这些药物可考虑用于疼痛、部分性癫痫发作或不宁腿综合征伴发失眠的患者。一些证据支持普瑞巴林治疗酒精使用障碍患者的失眠。这两种药物均应避免用于肾功能不全患者。文献索引：Krystal

医脉通导读本项基于日本药物不良事件报告数据库的分析显示，帕利哌酮长效针剂治疗下的迟发性运动障碍（TD）报告频率显著低于口服剂型，其他抗精神病药（氟哌啶醇、氟奋乃静、阿立哌唑、利培酮）长效针剂的TD报告频率在数值上低于口服剂型。此外，半衰期相对较长的氟哌啶醇长效针剂的TD报告频率低于氟奋乃静长效针剂。上述发现或可支持之前的一种假说——抗精神病药血药浓度峰谷差较小可能有助于预防TD。然而，由于存在报告偏倚风险，且无法得知长效针剂相关TD是否较口服剂型相关TD更严重，未来仍需进一步开展研究。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与口服剂型相比，抗精神病药长效针剂（LAI）可显著升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降低复发及再入院风险。然而，由于剂型的特殊性（「打进去拔不出来」），针对长效针剂安全性的顾虑也始终存在，包括迟发性运动障碍（TD）。有必要澄清抗精神病药长效针剂与TD的相关性，以更安全、更广泛地使用这一剂型。研究简介通过使用日本药物不良事件报告数据库（JADER）的数据，一组日本研究者比较了抗精神病药长效针剂与等价口服剂型的TD发生风险。鉴于数据库仅纳入了自发报告的病例，研究者无法获得TD的准确发病率及计算比值比，故使用报告比值比（ROR）作为评估指标。研究本月初在线发表于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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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作为一名医生，你看见很多人都在分享一篇文章，标题写着「抑郁症很可能不是由黑胆汁过量引起的」，正文是有关四种体液不平衡如何与情绪无关的长篇大论。你可能会摸不着头脑——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人费这么大的劲儿，去反驳盖伦的体液理论？作为科班精神科医生及精神药理学家，我们对英国研究者最近发表的一篇伞状综述及后续文章也有类似的困惑。这篇发表于Molecular

医脉通导读平均三分之一的精神分裂症或分裂情感性障碍患者存在严重的驾驶相关功能损害，且可能主要与疾病本身（如残留症状）而非药物副作用有关。就用药期间的驾驶功能而言，第二代抗精神病药可能优于一代药物，单药治疗可能优于多药治疗，但结论并不确切。相比于治疗前，抗抑郁药治疗2-4周可明确改善患者的驾驶能力，且新型抗抑郁药优于三环类抗抑郁药。即便是有镇静效应的抗抑郁药，也有证据显示其对驾驶表现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就双相障碍患者而言，拉莫三嗪在驾驶能力方面的表现优于锂盐。用于抗焦虑时，地西泮治疗最初3周内可显著损害驾驶能力，而低剂量美达西泮不损害驾驶能力。助眠药中，氟硝西泮、氟西泮、氯甲西泮（剂量依赖性）、佐匹克隆在治疗早期显著损害驾驶能力，而替马西泮及唑吡坦似乎不损害失眠患者的驾驶能力。另有证据显示，长期用药者的驾驶能力损害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减轻，但这种耐受现象可能并不完全。临床应尽可能减少治疗方案中的精神药物种类，留意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根据患者的治疗反应个体化用药，以及尽可能在夜间给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从理论角度出发，精神药物可能对服药者的驾驶能力造成双重影响：▶

10.1001/jamapsychiatry.2022.1616.

医脉通导读与非LGBTQ患者相比，罹患难治性心境障碍的LGBTQ患者年龄显著更小，当前自杀观念、自杀未遂史、自伤行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人格障碍、吸烟、物质使用障碍、性虐待史也更常见。尽管存在似乎不利于电休克治疗转归的临床特征，但无论是他评指标还是自评指标，LGBTQ患者与非LGBTQ患者接受电休克治疗的疗效获益均无显著差异，耐受性及脱落率同样如此。此外，非顺性别LGBTQ患者的治疗获益似乎高于顺性别LGBTQ患者。作者认为，电休克治疗应视为难治性心境障碍患者重要的治疗选择，无关患者的性取向和性身份。美国2020年普查数据显示，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跨性别者（Transgenders）及酷儿（Queer），即LGBTQ人群，占全部成年人的5.6%，且近年来有所增加。LGBTQ人群常被迫面临社会隔离、歧视甚至虐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这一群体较高的心境障碍患病率有关。然而，LGBTQ人群严重心境障碍的临床特征及治疗转归如何，包括针对电休克治疗的反应是否有别于甚至劣于非LGBTQ人群，目前的认识仍很有限。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犹他大学Fumie

卒中后新发抑郁在临床很常见，而一个人原先已经存在的抑郁症状也可能在卒中后加重。在此基础上，一项近日发表于Neurology（影响因子

医脉通导读本项研究是首项针对较大样本开展的、使用密集采样手段（如睡眠日记）前瞻性地评估急性及慢性失眠发病率及其转归的研究。研究发现，基线睡眠良好的个体中，有27.0%在随后一年内曾符合急性失眠的标准，定义为连续至少2周每周有至少3个夜晚睡眠潜伏期（SL）≥30分钟，和/或入睡后清醒时间（WASO）≥30分钟。这些出现急性失眠的人中，72.4%在随访期内恢复；6.8%迁延为慢性失眠；另有19.3%不满足恢复或慢性失眠的标准，而是表现为「持续睡眠不佳」。失眠患病率数据很多，但发病率数据却很少，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答。例如，目前睡眠良好的个体中，有多少人会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新发急性失眠（AI）？这些新发失眠的人中，有多少会从急性失眠中康复，又有多少会迁延为慢性失眠（CI）？澄清上述问题有助于更好地区分急性和慢性失眠，以及探索慢性失眠的高危及保护因素。既往有研究探讨过这些问题，但往往仅设置两三个观测点，缺乏高强度的定量监测手段（如每天使用睡眠日记评估睡眠潜伏期[SL]及入睡后清醒时间[WASO]），所得到的发病率数据常来自恰好被「捕捉」到的患者情况。研究简介为了更好地探讨失眠的自然史，尤其是基线睡眠良好者新发急性及慢性失眠的比例及其转归，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者开展了一项前瞻性研究，该研究发表于睡眠医学领域权威期刊Sleep。简言之，研究对象来自三个全国性的研究队列，受试者基线年龄＞35岁且睡眠良好。研究者对其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高强度监测，包括每天记录睡眠日记，配合每周、每2周、每月进行的一系列睡眠、压力、心理及躯体状况评估。依从性不佳（如睡眠日记完成＜60%）者未纳入最终的数据分析。基线睡眠良好的评定涉及初筛及分析确认两个环节，如初筛要求过去至少6个月内每周至少5个夜晚SL＜15分钟且WASO＜15分钟；急性失眠定义为连续至少2周每周有至少3个夜晚SL≥30分钟和/或WASO≥30分钟；慢性失眠定义为12周内有至少10周难以入睡和/或难以维持睡眠；「从失眠中恢复」定义为满足急性或慢性失眠标准之后，12周内有至少7周睡眠良好，且这一时段的最后4周必须被判定为睡眠良好。具体研究设计详见原文。研究结果共有3,287人符合基线睡眠良好的初筛标准。排除依从性未达标及研究早期即满足急性失眠标准的患者后，分析共纳入1,248名受试者，其中女性67%，平均年龄53.2岁。图1

标准剂量、换药、停药相比于减量的复发风险研究得到了以下三个核心发现，与研究者的猜测既有重叠也有冲突：一、标准剂量、减量、换药预防复发的疗效均显著优于停药。标准剂量治疗的复发风险较停药低63%（RR

医脉通导读本项回顾性自然观察队列研究显示，氯氮平治疗6个月时，早期联用二甲双胍者体重较基线的平均变化为-0.15kg，单用氯氮平者为2.99kg，两组平均差为3.14kg。氯氮平治疗12个月时，早期联用二甲双胍者体重较基线的平均变化为-0.67kg，单用氯氮平者为4.72kg，两组平均差为5.38kg。以上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意义。此外，早期联用二甲双胍者在空腹血糖及甘油三酯方面的状况显著优于单用氯氮平者，12个月后仍在使用氯氮平治疗的患者比例也显著更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预期寿命较一般人群缩短15-20年，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的发病率分别为一般人群的2-3倍、3-5倍、2倍。关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及躯体双重转归意义重大。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尤其是难治性患者的疗效毋庸置疑，但同时也是代谢副作用最严重的抗精神病药之一，很多患者在服药后出现了显著的体重增加。难点在于，将氯氮平换为其他代谢副作用较轻的抗精神病药常导致精神状况不稳，让治疗陷入波动，而生活方式调整、锻炼等干预手段的实操性及成本收益比存疑。因此，联用二甲双胍等拮抗代谢副作用的药物成为重要的临床选择。然而，既往只有两项小规模研究（样本量分别为90和10）探讨过这一课题。在这一背景下，加拿大多伦多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CAMH）Nicolette

医脉通导读本项meta分析显示，童年期不良经历与边缘型人格障碍（BPD）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例如，BPD患者报告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可能性为非临床对照的13倍以上。并且，不同类型的童年期不良经历与BPD的相关性强度存在差异，其中情感虐待（OR=38.11）及情感忽视（OR=17.73）与BPD关系最为密切。与精神科临床对照（心境障碍、其他人格障碍、精神病性障碍患者）相比，BPD患者报告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可能性也显著更高（OR=3.15）。有观点认为，BPD或可被视为一种创伤相关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BPD）以情感不稳、身份紊乱、人际困难及有害行为等为主要特征，不仅显著影响个体的功能水平及生活质量，对社会也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此，了解BPD的高危因素具有重要的临床及公共卫生意义。既往有研究显示，童年期不良经历（childhood

医脉通导读本项研究中，基于43条规则的机器学习算法鉴别双相障碍共病边缘型人格障碍（BP/BDP）与纯双相障碍（BP）的准确率达到79.6%，而鉴别双相障碍共病边缘型人格障碍（BP/BDP）与纯边缘型人格障碍（BPD）的准确率为61.7%。一系列因素有助于鉴别共病与非共病患者，而冲动及愤怒相关因素对于鉴别BP/B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