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 | 一部穿帮391处、没拍完的电影为什么能获金棕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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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月，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马龙·白兰度、马丁·辛主演的电影《现代启示录》，获得了第3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而获奖时这部影片却依然尚未拍完，成为了影史上空前绝后的存在。

更加有趣的是，《现代启示录》的穿帮多若牛毛，据美国专业找碴网站moviemistakes的不完全统计，该片共有391处穿帮，150多分钟的电影，平均每分钟两个半，遥遥领先于第二名《闪灵》的297次，以及《哈利波特》《超人4》等穿帮大户，是名副其实的影史穿帮王。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部看似瑕疵众多的影片却能被称之为经典呢？

电影改编自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小说本身就建构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模式：一个人不断寻找传说中的另一个人，在旅途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最后寻找者和被寻找者会面时，才发现两人的心灵彼此相通。基于此基础的电影改编因此就有了一个强大且无与伦比的思想基础——人生的目的不过就是发现自己。

在表演上，马龙·白兰度奉献了神明一般的表演，尽管只出场了十几分钟，但他扮演的科茨上校充满了难以言表的神秘感，他如一道火焰般照亮了整个影片黑暗的基调，好似疲劳不堪的西西弗斯，又像沉默隐忍的泰坦。

在影像上，维托里奥·斯托拉罗用他超凡的摄影技术和艺术手法，在银幕上创造出了如意大利歌剧舞台般瑰丽、神奇、富含象征意味的战争场面。在他的镜头下，越南战场仿佛是但丁笔下的地狱、卢梭的森林画、神秘主义的祭坛。过去从来没有一部战争电影，在影像上能达到如此天马行空、魔幻瑰丽、富有诗意和音乐感的形态。可以说《现代启示录》的伟大，很大一部分是摄影师斯托拉罗的功劳。斯托拉罗本人也因此在1980年获得了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

斯托拉罗谈到影片《现代启示录》的光线设计时说：

“这是一部反映两种文明社会矛盾的影片，表现了一种文明在另一种文明中的冲突和矛盾。科茨上校强烈地反对这种文明的冲突，他力图摆脱、取消自己带来的文明的阴暗面，而想极力表达出纯真的新的事实。”

在整体光线设计上，他采用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光――一种是傍晚夕阳西下时柔和的自然光，一种是美国先进工业社会所拥有的电子设备制造出的人工光来表达这种冲突。

他对科茨上校的光线处理也力图表现出这种冲突。

按叙事结构的设计，科茨上校虽然是影片的主角，寻找他并杀死他是整个故事的悬念所在，但他在整个影片的前3／4都不出现，有关他的生涯和思想演变历程都是通过他人转述一点点交代的。虽然人物还未正式出场，但人物的光线设计已经从照片开始。

在船上，上尉翻阅科茨上校照片的细节，一共出现了四次。

第一次在日景，照片是一身戎装的科茨上校的正面像，人物造型光是侧逆光，他的脸一半处在阴影里，戏剧化的条形从照片上划过，消色的照片与色彩浓郁的环境形成反差，叙事交代了他的卓著战功和独特处世风格，照片中的光影对立暗示着人物的内心柔和冲突。

照片第二次出现在傍晚和夜里，在黑暗里，上尉借助手电筒翻看科茨上校的一张童年照，那是一张彩色的正面像照片，人物造型光是散射光，照片上童年的科茨一脸稚气，手电筒形成的微弱局部光与黑夜弥漫的环境暗示着一种潜在的危机和混乱。

当科茨上校第三次在黑白照片上出现的时候，顺理成章成为了一种戏剧式的用光，他背对镜头，身子逆光，光影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种处理方式暗示着在他内心两种意识的冲突和对立中，阴暗面已经完全控制了他，同时为他最后出场时的用光形式作了铺垫。

第四次，上尉把他的照片撕碎，放入河里，科茨上校的影像完全破碎，暗示他已割断了与过去的所有联系。 

最终，科茨上校在极具戏剧化的光线设计下出场：他的室内如同洞穴，如夕阳一般橙色的侧逆光打亮头部，在画面上形成月牙型的局部光斑，他的脸和身体完全处在黑暗中，光影形成强烈反差。

斯托拉罗说：“白兰度的角色代表文明的黑暗面，代表潜意识或者来自黑暗面的真理。他不可能像两个正常人坐着聊天一样，正常出场。他必须是一个偶像。黑色是像巫术一般的黑色，你可以用暗色背景造成一种图案和风格，而这是只有用黑色才能表现出来的。拍摄前我在脑子里想象过这个场面，在想象中白兰度一直处在阴影或黑暗的一边。”

如果不是前面照片的铺垫，他出场时的造型光是无法让人接受的，虽然那些视觉信息看似无足轻重，但对人物光处理的整体把握却非常重要。

总的来说，《现代启示录》的人物造型光是与整体的光线风格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斯托拉罗对主要人物的造型光进行了细致处理，既完成了造型、叙事和表意任务，同时又形成了鲜明的用光风格。

斯托拉罗的用光艺术和摄影造诣启发了全世界无数的摄影师，堪称摄影艺术界“活着的里程碑”。

（转自 新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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