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必须死：明万历年间的一场数学大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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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稀泥中的暴乱 

在这份调查报告里，帅嘉谟说，洪武十四年造的黄册，缺损甚多，尤其是最关键的“乙巳更制”以及当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记录，完全丢失。

简单来说四个字：记录没了。

啊？没了？

没了！

从徽州六县到应天两院，所有人的裤子都脱了，指望着黄册来主持公道。现在你告诉我，档案丢失，死无对证？那怎么办？

帅嘉谟对此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抛出一句话：

“切思《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黃册乃民间遵文攒造之图籍……岂奸反指府志黃册为成法,而妄奏藐《会典》、部劄为私书。”

从乙巳年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册，前后差了十七年。很有可能五县改窜黄册、府志在先，造册在后，不足为信。既然朝廷存的黄册原始记录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相信《会典》就好，不要去信府志、黄册啦。

得，事情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

说实话，帅嘉谟这个主张，实在强词夺理。汇编怎么可能比原始记录还权威？无非是《会典》对歙县有利，所以他才死死赖住这一点，没理也要辩个三分。

消息传回徽州，给本来就激烈的舆论泼上了一勺滚油。徽州府当地论坛一片哗然，直接炸版。各县大V没法讲道理了，直接改成人身攻击，污言秽语，什么都泼上来了。六县气氛紧张，几乎到了要开战的边缘。

闹到后来，连远在北京的户部都看不下去了，特意下了一道和稀泥的文，试图缓和一下气氛。

在这份公文开头，户部自己承认：“本部若径依歙县之奏,则五县不从；若径依五县之奏，則歙县不从，告讦日增，终非事体。”

那么怎么解决呢？还是我给你们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吧。

户部的方案是这样的：

由户部和应天抚、按，提供一个徽州府的部额和府额（即每年解送南京和留徽州府的税额）。然后请徽州府统计六县丁粮，加上存留本折麦米、官府办公费以及各项杂税，总算总除，平均一下。如果把那8780匹生绢算进去，而数字均平的话，说明丝绢税是歙县分内的；如果数字不均平，说明生绢是额外多出来的，就不该歙县独负。

户部给的这个复杂算法，似乎有些无理。六县人口、田地均不相同，不同等级的田地，赋税额度和内容也不相同，这么大笔一划，均平折算，未免太简单粗暴了。

户部有的是精算高手，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糊涂点子？

奥妙就在“均平”二字，这已经是这个词第二次进入到我们的视野里了。

上一次还是在隆庆年，帅嘉谟用这个词，成功地响应了国家号召，引起了海瑞的注意。而这一次，户部用了这个词，自然也有用意——因为当朝首辅张居正大人，正在酝酿把一条鞭法推广至全国。

虽然真正开始着手统计田亩，要等到万历六年，正式推行全国更要等到万历九年。但在万历四年这会儿，各种前期准备工作已经逐步开展，户部作为执行部门，自然对此最为敏感。

在户部看来，徽州为什么会起纠纷？是因为税种太杂太乱，什么“人丁丝绢”、什么”夏税生丝”、什么“亏欠夏麦”，这么多科目夹缠不清，一会儿交生丝，一会儿交夏麦，乱七八糟，折算复杂，正是旧税制的弊端，不出问题才怪。

如果能重新统计出徽州府的丁粮田亩之数，再把所有税赋合并，两下一除，均摊下去，再折成银子，这事就算彻底解决了。这个思路，恰好就是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税杂税都合并起来，归于田地，计亩统一征收银两。

所以那些复杂的算法，根本不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是为以后推行一条鞭法做准备的。

这个方案看似麻烦，其实户部的思路很清晰：在旧税法的框架下，徽州的丝绢争议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黄册已佚，赋税来源已成无头官司，两边各执一词，谁也不肯退让。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快刀斩乱麻，把历史遗留问题全数切割，重新洗牌改成新税法，问题自然消弭。

搁置历史争议，推行均平赋役之法。这个方案高屋建瓴，用意深刻，只有从全国一盘棋的高度去思考，才能想得出来。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一件往事：徽州丝绢案在隆庆五年本已归为沉寂，到了万历三年，正是因为首辅大人突兀而离奇地旧事重提，这才让徽州府心急火燎，重新激化此案。

再联想到这个户部的方案，会不会从一开始，这就是首辅大人为了推行新政所谋划的一步棋呢？

户部的这个方案发到徽州，徽州知府都快气哭了。本来六县都快打出脑浆子了，你们户部非但不解决，还添乱。可这是上头的指示，怠慢不得，徽州府只好硬着头皮开始了艰苦的磨算。

徽州府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总算赶在十月结束前，把整个六县的赋税捋了一遍。与此同时，户部、应天地方的税吏，也完成了部额与府额的梳理。两边数字加在一起总算通除，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结果。

徽州府每年该收取的赋税，夏税秋粮总计折银70944两，这个是要上缴国家的正税，雷打不动。在这之外，徽州府还要收取军需、四司、砖料、丁田、均徭、均费六项均平银，总计57129两。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所谓均平银，指的是嘉靖年间出现在江南的一种役法改革。

大明百姓除了要缴纳田赋之外，还要负担徭役，无偿为各级政府提供劳力服务。百姓最怕的，就是徭役，不仅要给官府白干不说，还得自备粮食衣物，自家田里还少掉一个劳动力，这么一来一去，负担犹在田赋之上。

均平银，就是让官府计算每年需要的徭役总数，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银两，让老百姓按丁口缴银。需要力役时，官府就从这笔银子里拨款雇佣人手。

这样一来，老百姓交钱代役，不必亲自赶去，哪怕多交点钱，至少不耽误自家农时。政府也很高兴，雇人干活，工作效率更高，还解决就业；而且摊役折银，也减少了大量的工作量，更容易统计管理，一举三得。

这个做法最早出现于浙江，经过数年试行，颇受欢迎，于是江南各府都纷纷这么搞。后来的一条鞭法的核心改革要点之一，正是这个折役入银。

徽州府此时也每年编列均平银，各县分摊统收，再分配到各个用途名目下。

比如军需银是协饷当地驻军，四司银是衙门日常杂役费用，砖料银是公共设施修葺费用，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均平银，可以不严谨地把它当成官府的办公预算。

接下来的计算，就很简单了。

在万历三年，徽州府确定的比例，是每一口人丁，需交纳均平银0.0774两，谓之丁口折银。丁口折银乘上六县在籍人丁数量，可以轻易得出六县应该缴纳的均平银税额。

再用这个数字，减去六县实际缴纳的均平银数字，如果数字是正的，说明该县比规定少交了税；数字是负的，说明该县比规定多交了税。

徽州府根据这个均平算法，提交了一份磨算报告。报告显示：六县之中，歙县多交2657两，休宁多交1639两。婺源少交989两，祁门少交217两，黟县少交了1262两，绩溪少交了1827两。

结论是：“所奏丝绢委在均平数外，原无抵补，但当时独派歙县，竟莫知其何因。”

语气很暧昧，态度却很清楚：“人丁丝绢”这笔赋税当初到底怎么来的，不必深究。但现在均平之下，再让歙县独输，是不合理的。

说白了，这笔丝绢税，还得六县一起分摊。只不过这次，有了充足的理论依据。

消息传到徽州，五县哗然，群情激愤。愤怒的群众一想，徽州府哪有这种豹子胆，肯定是上头的奸臣徇私枉法，对了！户部尚书殷正茂，正是歙县人，不用问，丫肯定暗中做了手脚，逼着徽州府偏帮本乡。

一时之间，整个徽州府除歙县外，对堂堂尚书大人骂声不绝。有说殷正茂“知亏无解,藉手戶科条陈事例，遂借以逞私臆”，有的痛斥均平之法“不论源流、不论肥瘠、一概通融混派，借均平之名，为变乱之计”，还有的连整个户部都骂上了：“以户部私计而市私恩, 以尚书大臣而变乱成法” 。什么难听的话都有，不知殷正茂在北京，打了多少个喷嚏。

民间骂声滔滔，官面上却得继续解决问题。

根据那份徽州府磨算报告，歙县负担了额外税赋，必须予以减轻。但具体如何操作，还得由地方上具体商量。

不过这事，可不能让六县自己定，那非打出人命来不可。

巡抚宋仪望行事稳重，把这事委托给了当初调查黄册时的三位监督官员：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徽州府推官舒邦儒。

万历四年十一月初八，三位官员齐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在巡抚都院的主持下，很快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

首先明确一个原则：丝绢税，是肯定不能取消。

我大明富有四海，税项一向是加派容易取消难。（其实哪朝都是这样）除非是地方上遭遇了极惨重的天灾，朝廷才会给予蠲免，且还要规定一个年限。丝绢税既然交了两百多年，已是成法，倘若轻易撤销，各地纷纷效仿，如之奈何？

上头其实不在乎你这仨枣俩枣，关键是关乎朝廷体面，先例不能擅开。所以名义上，丝绢税绝不能动，但实际上可以从别处找补。

这个方案就是在这个思路下出炉的：

“人丁丝绢”继续由歙县独交，8780匹丝绢折合白银6145两。歙县在四司银、砖料银、军需银等杂派均平银中，减免5260两，由其他五县按比例分摊补足。

这个太平府方案的本质，就是把人丁丝绢税转移到了均平银上，歙县那边多交，这边少交，缺额的部分，让五县以补交的名义均摊。

这时就能体现出一条鞭法的好处了，赋、役皆能折算成银子，互相合并冲抵非常方便，可以轻而易举将田赋税额转嫁到役银科目上去。

唯一的问题是，它换汤不换药啊。

五县本来一分钱都不用出，现在却要替歙县补五千多两银子，这和歙县原来主张六县均摊人丁丝绢税，并没有任何区别，就是换了个收税的科目而已。

这个方案报到徽宁兵备副使冯叔吉那里，不出意外地被驳回了。

徽宁兵备道是应天巡按的下辖机构，除了整饬兵备之外，也有一部分司法职能。现如今抚、按两院不方便太早发表意见，就只好让他顶到前头。

冯叔吉认为，冲抵均平银这个方式没问题，但数字实在太难看了。根据磨算报告，歙县多交了2657两均平银么？那减免5260两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再者说，休宁县的均平银也多交了1639两，歙县可以减免，为什么休宁没得到减免，反而也要和其他四县一起承担新的负担？如果按照这个方案，休宁县多交的1639两非但没减免，还得从5260两再承担一部分。

如此算下来，均平银总额不减反增，无形之中，徽州府的办公预算增加了——喂，知道你们习惯从中牟利，但是别做得这么明显好么……

冯叔吉大笔一挥，推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把5260两改成了3300两。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银子的丝绢税，实际上歙县和其他五县分别负担2845两和3300两。

这个方案是个典型和稀泥的思路：忘掉黄册与《会典》吧，忘掉当年这税的由来吧，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反正现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亏，这事就算完了，都别闹了。

这时候，已然到了万历四年的年根儿。过年期间，诸事停滞。等过完万历五年的正月，这个方案才报到户部，请尚书殷正茂酌定。

对于冯叔吉的这个方案，殷正茂十分赞同，连批了三句话：“其名尤正，其言尤顺，其事尤易。” 满意之情，溢于言表。随后他安排了一番，在四月五日正式上书。此事本来就是首辅安排的，自然批复起来毫无滞涩。四月七日，这个方案得到了皇帝的正式批准，颁下圣旨。

圣旨下发户部，户部再往下发，一级一级传到徽州府，已经是万历五年的六月初七了。

整个六县的反应，截然不同。

歙县人民的反应是：“我靠！”

他们本来的主张，正是要求丝绢税由六县均摊，这个分配方案可谓正中下怀。从此以后，他们头上的赋税，少掉了三千多两银子。从隆庆四年到万历五年，八年抗战，终于大获全胜！

其他五县，则是：“我靠！” 望着圣旨呆若木鸡，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们的抗辩白说了？黄册白查了？道理白讲了？歙县每一条主张，都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结果户部一句“均平”，就全给抹掉了？

五县明明已经提出了极为有力的证据，讲道理，可就因为歙县这么一闹，他们反而成了最后的赢家。

对于这个太平府分配方案，五县嗤之以鼻。保留一个“人丁丝绢”的虚名空壳，换成“均平银”的名目就想糊弄我们？最后还不是要六县均摊负担！婺源有一位乡宦如此讥讽道：“这是朝三暮四之术，拿咱们当猴子耍呢。”

一时之间，五县群议汹汹，无不义愤填膺，几乎跟开了锅似的。可是，这不是府议，不是部议，而是圣旨，代表了最高的意志。众人纵有不满，也不敢公开指摘皇上。如果徽州府趁机好生安抚，说不定他们会咽下这个哑巴亏，接受既成事实。

可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却彻底引爆了整个局势。

就在冯叔吉把方案上报京城的同时，帅嘉谟也悄悄地第二次赶赴京城。他怀揣着歙县乡宦提供的一笔资金，进京促成此事。圣旨发下来以后，帅嘉谟胜利完成任务，高高兴兴返回徽州。

多年努力终于得到实现，他实在太高兴了，觉得该犒赏一下自己，就用这笔赞助费从有关部门给自己运作了一副冠带。

冠带是一种荣誉的装饰，其性质就和现如今胸口挂个大红花差不多。朝廷对于乡里年高德劭的耆宿老者，有时候会授予冠带，叫做冠带荣身，偶尔也会授予见义勇为好青年，叫做冠带义士。

帅嘉谟觉得自己为民请命八年，差点连命都丢了，弄个冠带戴戴，不算过分。

歙县的老百姓，也是这么想的。等帅嘉谟回到歙县时，全县的百姓都涌出来，热烈迎接这位以一己之力扳倒陋税的大英雄。他们搞了一个盛大无比的欢迎仪式，个个手执红花欢呼，旁边还有乐班鼓吹。帅嘉谟进城以后，在百姓的簇拥之下游街庆祝，所到之处，呼声群起，俨然英雄荣归。

这边厢歙县锣鼓喧天，那边厢五县民众可都要气炸了。县城里传出的每一声欢呼，都化为一记耳光，重重扇在他们的脸上。

抗争八年，被歙县佬把这个便宜占走了不说，居然还卖乖！尤其是看到帅嘉谟这个奸佞小人，此时却耀武扬威地在街头炫耀，再想到以后繁重的税负又要沉重几分，五县民众内心的火山也再无法压制。

你们歙县不是靠闹事闹出一个减税吗？好，我们也闹！

六月十一日，圣旨转送到婺源县。其时吴琯已经去职，由徽州府通判徐廷竹临时代理政务。徐廷竹正好要去北京进贺表，还没来得及走，衙门就被数千愤怒的婺源民众给拦住了。他们手执木棍、火把，在衙门前守了一天一夜，要求徐廷竹去向上面反应，停止这种不公正的加税方案，不答应就不准走。

面对快要爆炸的民众，徐廷竹不得不口头允诺，然后惶惶离去。随即徽州府又派出推官舒邦儒，去接掌婺源县。

舒邦儒算是这个丝绢方案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接到任命后，知道这事极为棘手。可是命令压下来，他只得匆匆上路。舒邦儒一边赶路，一边琢磨着该怎么安抚婺源民众。没想到，还没到婺源呢，刚过休宁县，就被当地愤怒群众给拦住了。

眼前旌旗招展，锣鼓喧天，漫天遍野全是人，把官道生生遮断。站在人群最前头的，是当地闹腾最凶的几个人，身后还有一排排有身份的里排、 耆民。他们拦住舒邦儒的队伍，向他递了一篇抗议申文，请转交徽州府。

说是申文，其实应该算是战斗檄文。上来就痛骂户部尚书殷正茂是“权奸变制殃民，势压无容控诉”，骂完了殷正茂，又骂歙县“歙逆恃户部而变户法 , 以歙人而行歙私”——听见没有，都已经用上“歙逆”这种词儿，几乎以敌国来对待了。往后的话，更是难听：“欲赴阙上书，以声歙人变乱成法之罪，欲兴兵決战，以诛歙邑倡謀首衅之人。”——听见没有，都要兴兵决战了，不是笔墨官司，是真的要开打了。

骂完以后，休宁县更发出威胁：“一旦更派，县民情忿怒，鼓噪不服，若不及时处分，诚恐酿成大变。” 矛头直指徽州府。

舒邦儒接了这份“申文”，脸都吓白了。休宁人没客气，把他的随行书吏和仆役拽出来痛打一顿。总算舒邦儒有官身，还不至于有人敢动他。但看这个阵仗，他也只能坐低伏小，接下申文答应帮忙转交。

六月二十九日，舒邦儒好不容易穿过休宁，来到婺源，以为能松口气，结果往前一望，眼前一黑——又是数千人聚在一处，遮道鼓噪。

又来了！

这回是婺源民众，在当地乡绅的带领下聚了五千人。他们就这么围着长官身边，大声鼓噪。远远地，有一个叫程天球的乡民，居然还在县城外竖起一杆大旗，上面长长一条横幅：“歙宦某倚居戶部，擅改祖制，变乱版籍，横洒丝绢，贻毒五邑。” 那气势，就差填上“替天行道”四个字了。

在这一片诡异的气氛中，舒邦儒战战兢兢进了婺源县城。他没想到的是，等在前头的，是一番更诡异的局面——婺源县，居然自治了。

前面说了，婺源的知县吴琯已去职，代理县政的徐廷竹又忙着准备进京之事，整个婺源县在六月份出现了短暂的十几天权力真空期。

偏偏此时又赶上丝绢税闹得民意沸腾，当地豪强争执不休，群龙无首。于是一个婺源县里的有心人，趁势而起。

这个人叫程任卿，是当地的一个生员，原本负责司理署印。他在整个丝绢案中的地位，仅次于帅嘉谟，不过他的重要性，要到整个事件结束之后才体现出来。

程任卿是个有豪侠气质的人，他敏锐地注意到婺源县的权力真空，如果利用当前局势做点惊人之事，将可以在乡梓刷出极高的声望值，对未来大有好处。

于是他四处串联，拉拢当地大族和有影响力的乡绅乡宦，同时对普通老百姓宣讲煽动，声言若朝廷不肯把丝绢税改回去，就要闹事，闹得越大越好。程天球那杆大旗，就是程任卿出的主意，走到哪里都扛着，十分煊赫招眼。

婺源百姓一看大旗威风凛凛，又有人主动要为民请命，情绪无不高涨。助威的助威，捐款的捐款。一时之间，程任卿声望大涨，风头无二。

作为整个运动的最高潮，程任卿和副手汪时等人突然占领了婺源县衙隔壁的紫阳书院，成立了议事局，俨然要另立中央，成立自治政府。

紫阳书院，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和朱熹有关。朱熹朱老夫子，恰好祖籍是徽州婺源人，所以这个紫阳书院，正宗到没法更正宗了。程任卿占领这里，显然是早就谋划好的。

这个所谓的“议事局”，目的——或者说对外宣称的目的，是为了组织、协调诸县的民众抗议活动。程任卿自封管局，甫一上任，就准备了大量标语，上书“英雄立功之秋, 志士效义之日”之类的话，贴得十里八乡到处都是。

他甚至还亢奋地放言说：“但有里排一名不出, 我等赶上其门, 有一县不来, 我等赶入其县, 遍传乡镇。” 这是要把熊熊的革命烈火，烧到其他四县去。

至于那杆大旗，就戳在书院中间，威风凛凛。它已经成了程任卿和诸县的标志性约定，并有一个名称：激变旗。

那会儿徐廷竹还没走，他觉得议事局你们随便折腾，但这大旗实在是太碍眼了。激变旗？啥叫激变，就是闹事啊，你们是唯恐别人不把你们当反贼？

迫于官府压力，程任卿让程天球把大旗挪到城外，但议事局的工作丝毫不受影响，继续如火如荼地开展。他先后策动了几件大事，无不惊天动地。

一是组织千人围攻县衙，逼迫徐廷竹代传冤情；二是动员休宁县半路拦截舒邦儒，代递申文；三是策动婺源城外五千民众向舒邦儒示威。

先后数次大的抗议，议事局展现出了很强的协调能力，短时间内名声大噪。程任卿一看民心可用，赶紧发动他们征集捐款，每一石粮里征银六分，用以维持运营。老百姓一看，这个议事局连官老爷都能给斗倒，牛逼啊，这帮人确实能干大事。于是大家纷纷慷慨解囊。大笔大笔的钱财，就这么流进紫阳书院。

这个议事局乃是草台班子，既无账簿，也无监管，收多少钱花多少钱，全由程任卿一言而决。如果他想要从中渔利的话，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

财帛动人心，就算程任卿自己是干净的，也没法保证别人不眼红。议事局里有另外一个生员，叫程文烈，他看到这大笔款项，贪念顿生，暗中策划想要把管局这个位置夺过来。

这个计划的实施，就定在了舒邦儒进婺源县城之后的次日，万历五年七月一日。

书接上回。话说舒邦儒战战兢兢进了几乎进入自治状态的婺源县城，在七月一日安排升堂画卯。程任卿作为议事管局，也来到县衙，和一群里排、耆老等着接见。此前在休宁和婺源城外，议事局让这位老父母吃了两次亏，下马威也下够了，现在面谈，可以争取到足够的利益了。

几个人正在谈话， 正好来了一个歙县送信的快班，名叫王学。婺源人一听是歙县来的，登时脸色就不太好看。

偏偏这个后生态度还很嚣张，说你们不要妄想丝绢税恢复旧制了，我们歙县花了七百两纹银，搞定了府里的户房程德焕，就连你们的管局程任卿也同意了，可以说服五县认缴丝绢税。这事虞县丞也有份。

这个栽赃的手法太过明显，可愤怒群众却不管那么多。什么？革命队伍里出了叛徒？这还了得！程文烈趁机和其他几个人鼓噪呐喊，带领群众冲入县衙，叫嚣着要把婺奸程德焕、程任卿以及虞县丞拽出来。

可怜程任卿前一刻是革命元勋，后一刻就被打成了出卖婺源利益的反动分子。他大声抗辩，可是根本没人听，直接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几乎打得吐了血。程文烈兴奋地站在高凳之上，指着程任卿说给我狠狠打！这伙人打到兴头上，还拿出刀来，把二程从县衙胁迫到紫阳书院，继续施暴。

（这些细节均是供状上所记载，真不是键者脑补……）

程文烈跟程任卿打了一个两败俱伤，反而被另外两个书生渔翁得利。他们一个叫何似一个叫汪时，两人本来已经商议好了夺权之后的安排。没想到何似一上位就翻脸，把汪时也给踹开，坐上了管局的位子。何似登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清查挪用公款，一查箱底，还剩六两白银，又惹起一阵内讧争吵。

议事局的同仁们还没等分享到胜利果实，就开始争权夺利了。

舒邦儒一看这架势闹得实在不像话，正要写信回府里求援。婺源人担心把议事局的内讧丑事曝光，居然把所有送往徽州府的公文全都拦截下来，不允许传递。舒邦儒坐困愁城，这下连消息都断绝了。

婺源议事局这边大乱，休宁那边不甘示弱，也是一片喧腾。

在吴大江、程时鸣几个当地读书人以及豪强的带头之下，聚集了一万多乡民，搭着木梯，直接翻上县衙墙头，把告示榜文全书撕毁，砸掉一切和歙县有关的商铺设施；然后又高举黄旗，日夜围着县衙鸣锣呐喊，挟持知县陈履；他们甚至找了几个小厮，身穿青衣小帽，手执锁链，站在街头声称要直接把所有参与丝绢税制订的官员都锁拿进京。

休宁人也向婺源人学习了先进的信息管制经验，在各处派人把守，任何过往文书，都必须先审查以后，才能通过。 （“一票一揭, 必经休民人验而后发”）徽州政务几乎为之瘫痪。

有了婺源、休宁两县带头，其他三县也相继发出檄文，一起闹将起来。五县人民买卖也不做了，地也不种了，专门在徽州府与外界的各个路口围堵歙县商人，见一个打一个，货物全部截留抢走。甚至有一伙激进分子，要声称要闯入殷正茂在歙县的产业，烧祖屋，刨祖坟，好好给这位户部尚书点颜色看看。

一时之间，六县境内烽烟四起。整个徽州府，这回是彻底乱了。

徽州知府这下可再也无法安坐。新上任的知府徐成位一脸黑线，委屈得要死。明明是前几任知府姑息维稳搞出来的事，结果这炸弹却等到他上任才爆炸，实在太欺负人了。

他赶紧发出安民告示，安抚民众说“行府自当酌议处分,则事尚可转移”。可怜一介知府无权更改丝绢方案，又不敢瞎许诺什么，只能含糊其辞地进行安抚。

与此同时，他顾不得体面，又急忙向抚、按两院、兵备道发文求援，请求上级迅速拿出个办法来，不然徽州今年怕是连税都没人交了。

上头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徽州变乱又掀起一股离奇的巨浪。

婺源县里有一批驻军，带头的把总叫赵涞，是歙县人。他一直很想回家看看，苦于军法森严，不敢擅动。这次赶上暴乱，他连夜带兵撤出婺源，直奔歙县而去。为了掩人耳目，赵涞还派手下歙籍士兵，到处散布流言，说婺源人要暴动。（这个说法来自于婺源，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姑妄听之。）

婺源人听到歙县人造谣说他们造反，勃然大怒，议事局立刻派人到处散播谣言，说真正想造反的是歙县人。负责协调的人到了休宁，休宁这边的带头人吴大江表示，你们玩的不够狠，看我们的！

紧接着，出现了整个徽州之乱的最高潮同时也是最富戏剧性的场面。

 第四章 玩大了 

此前吴大江等人已经挟持了休宁知县陈履，官印可以随便乱盖。吴大江便以休宁知县的名义，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布政司衙门发去飞报，声称休宁、婺源两县，遭遇一万多名歙贼的入侵，休宁知县陈履被掳走，婺源署理县事的推官舒邦儒惨被殴打，连兵道都被围了。歙贼不日即将越境四出，情况十万火急！

万余歙贼入侵……真亏他想得出来。

这一手够绝，也够狠。那些接到急报的外省布政司衙门，全都傻眼了。

徽州的地理位置，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通衢之地。如果这里发生暴乱，整个南方都要为之骚动。因此对这份急报，各地都很重视。

可研究来，研究去，各地布政司衙门觉得很奇怪。

徽州府归南直隶管辖，按道理出了乱子，应该先往南京那边报，然后再由南直隶移文各处警告。如今休宁县的告急文书，越级不说，居然还跨境，实在蹊跷。

难道说……南京已经陷于歙贼之手？

想到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四省的布政司冷汗登时就下来了。

这歙贼太厉害了吧？当年倭寇也没这么嚣张啊！

这下子，真正是江南震动，诸省哗然，各地守备都纷纷厉兵秣马。好嘛，从前是备倭，这回是备歙。谁能知道，徽州府出了这么一个牛逼的县，敢和整个江南单挑。在那几天，歙县的地位无比高大，几乎可以止小儿夜啼。

各地的质询文牍，雪片般地纷纷发往南京。应天巡抚、巡按先是一愣，旋即大怒，责令徽宁兵道尽快查明，这歙贼到底怎么回事？

歙贼都要“袭击”四省了，徽宁兵备道怎么可能还坐得住。兵备副使冯叔吉赶紧做出反应，连发两道安民告示。

先一道语气严厉，让民众各自回家，否则“如有随途跟走，群呼类引，嚷乱有声者，即系恶少棍党”。

后一道语气柔和，说冯副使准备巡看五县，仔细倾听百姓呼声，不过天气太热了容易中暑，大家可以不必远道迎接，留几个人问话就是。

这不是客套话，冯叔吉真的亲自赶到徽州，还带着不少兵马。他一是巡视五县，弹压民乱；二是要查明歙贼的“真相”。徽州府也赶紧发出禁约，禁止六县民众互相仇视伤害，否则严惩不贷云云。

至于应天巡抚，他正忙着给那些受惊扰的外省衙门解释，南京没事，徽州也没有乱贼流出，大家不要那么紧张，来，喝点茶压压惊……

无论徽州府还是兵道，此时的态度都还好，只是温言劝慰老百姓别误会，并没摆出一副赶尽杀绝的嘴脸。可熟悉官场的人心里明白，这只是因为官员们要尽快平复乱局，等事态平息，就要秋后算账了。

一直到这时，五县里的有识之士才意识到，这回可能有点玩大了……

休宁县有位乡宦叫汪文辉，在当地极有地位，官至尚宝司卿，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最初也积极支持五县维权，可到了这会儿，他觉得不对劲了。汪文辉紧急联络了几个有力之人，说这事得往回收，咱们是维权，不是谋反，真闹大了，有理也变没理了。

汪文辉连忙准备了一份揭帖，上书徽州府，语气恳切地解释说五县并不打算闹事，只是被逼迫太甚，民心不稳而已。外头传言什么遮道殴打、竖激变旗什么的，都是谣言，我们跟舒推事感情好着呢！

他的文笔颇佳，一边解释，一边还不忘告状：

“今各县愤激，事实至此，衅孽始萌，犹可杜息。其指斥之实,惟知切齿于殷门；其号呼之状, 惟欲求申于官府，其迫切之情，惟欲求通于君父。”

三个排比，层层推进，既把暴乱这件事洗得干干净净，又指出乱源在于殷正茂这个王八蛋——我们是反奸臣不反皇上啦。

有他带头，其他几县也纷纷上书，调门一致降低，都态度恳切地表示：小民只是惊慌失措而已，只要大老爷把丝绢税改回去，我们都是顺民。

民间的调门慢慢低了下去，然后朝廷的脾气就上来了。

七月二十日，这次不是兵道，而是更上一级的巡抚都院气势汹汹地发出安民告示，这次的口气截然不同，没有含糊地称“五县”或“六县”，而是直接点了休、婺、祁、黟、绩五县的名。

􏰀“院会同按院与该道有司官另行详议。批文到日,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众者,该府肘锁解院, 先以军法捆打，然后问遣，決不姑息。”

耐人寻味的是，与这份安民告示一并送达徽州府的，居然还有一份兵备道捉拿帅嘉谟的牌面。

在这份牌面里，解释捉拿帅嘉谟的理由特别值得一读：“以歙县津貼之费，输纳冠帶，夸张梓里，以致五县居民愤恚不平，哄然群聚。”

这些钱是多少呢？一共四十两。

看得出来，上头为了尽快平复乱局，只能拿帅嘉谟的人头来安抚五县民众了。你没罪，也得挑出点罪过来——可是，帅嘉谟一手促成丝绢税改革，这个立场是经过圣旨确认的，从这里实在挑不出毛病。兵道憋了半天，只好胡乱找了个理由，说他挪动公款买冠带。

谁让你小子到处显摆，惹出这么大乱子，不收拾你收拾谁！

当然，帅嘉谟在牢里并不寂寞，因为没过几天，巡抚都院也发出数份牌面，点了五县里闹事的一群首恶分子的名字——程任卿、程光烈、何似、程时鸣等几人都在名单里——要追究他们责任。吴大江这个扰乱江南的“歙贼”发明者，也一起落网。

随着这些责任人的入狱，以及各级政府的强力弹压，加上当地乡宦拼命安抚劝说，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徽州之乱，总算逐渐恢复了平静。

可无 53 59191 53 31648 0 0 8366 0 0:00:07 0:00:03 0:00:04 8365是应天抚、按两院还是徽州府，心里都明白，此时的平静是暂时的。暴乱的根源在于丝绢税，这个不解决，始终是个隐患。

因此他们也纷纷上书户部，表示这个丝绢税的改革方案，虽然是圣上批准过的，但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因为皇上您这把稀泥，和的还不够稀啊。

此时徽州之乱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当地，两京官场都有震动。南京礼科给事中彭应时、湖广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户科都给事中石应岳，纷纷上本，说徽州大乱肇始于丝绢税的改制，可见此事还需要仔细斟酌。

他们更指责说，户部尚书殷正茂身为歙县人，即使没有偏袒之心，也该避嫌，这次出事他责任最大。

其实这些人对于徽州丝绢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在弹章里只是几句话寥寥带过。他们担心的是，此事持续下去，会让整个江南都变得不稳定，这才是关乎利害之处。所以说，谁有道理谁没道理，根本不重要，赶紧把这事平了才是真的——正如彭应时弹章里说的：“毋得依违以杜衅端, 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

在重重压力之下，殷正茂只得上书谢罪请辞，不过并未得到批准。

他户部尚书的位子暂且保住了，但言路和群众的意见都太大了，看来丝绢税的方案，必然要做修改。哪怕已经有了圣旨，也得改。

只不过，皇上金口玉言，岂能出尔反尔。这脸，不能让皇上丢。所以修改圣旨的理由，是这么说的：“虽令由钦定，始有专擅之情，事属乡邦，不免有可疑之迹。”——到头来，还是让殷正茂背了锅。

上头的态度松动了，下面各路官员重聚太平府，再次商议。万历五年十二月，丝绢税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终于出炉。

这个方案，比原来相比本质上没什么区别，继续和稀泥，只不过这次对五县多让了一步。

歙县丝绢税不变，减免的均平银数额，从原来的3300两调整到2000两，由五县均摊。

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白银的丝绢税，实际上歙县出4145两，五县出2000两。

五县民众这次没敢再闹民变，可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你当这是菜市场讨价还价啊？一块不行就九毛，九毛不成就八毛，太不成体统了。

我们要的可不是这个！不该我们的，一分银子也不让！

反正老百姓闹了这么久，早就轻车熟路。顿时抗议申文和请愿书化为无数雪花，纷纷飞向各级衙门。官员们面面相觑，还能怎么办？继续再议吧！议到大家都满意为止。

这一议，就是将近一年。一直到了万历六年十一月初四，徽州府总算硬着头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叫做《豁免五县均平方案》。

此方案对于歙县来说，没什么太大变化。丝绢税照旧，减免的均平银数额，调整到了2530两。

但这2530两，并不会摊派到五县头上。

在隆庆六年，户、礼、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价银，减免了一部分，这笔钱一直留在府账上。同时还有一笔均平银里的军需银，每年还会剩点结余。

徽州府决定，每年从这两项合计抽走1950两，替五县补进均平银里，诸县再均摊50两，一共是2000两整。如果以后每年军需银的结余不足，则按县征派补足。

绕了好大一个圈子，等于是徽州府把这笔税的大头扛下来了。

行，你们牛逼，那就政府自己补贴吧。

这样看起来很合理，可是却有隐患。不要忘了，丝绢税转移到均平银这里，是每年都要交。而料价银是隆庆六年的减免，数量只会减少，早晚用光；而军需银结余每年都不固定，今年多，明年少，甚至可能是负数。

也就是说，政府补贴这2000两银子的两项来源，并不稳定的。时间一长，这笔钱还得让五县来承担。

前面三个方案，是横向朝三暮四，让丝绢税在六县之间来回腾挪；这第四个方案，却是纵向朝三暮四，按时间轴来腾挪。五县初期交得少，政府补贴多，以后的情况很可能是颠倒过来。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对歙县来说，减免均平银的数量是2530两。而从料价银、军需银和诸县分摊中抽走的，是2000两。

还有530两无法冲抵，账不平啊。

歙县和五县已经打滚了好多次，差不多已到底线，让他们谁多扛一分，估计都得爆炸。

要么？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从其他科目里进行调配呢？

一般的调配，是不成的。因为你这里减交，那里就要多交。算来算去，总有一个科目要吃亏。一干能吏高官，就为这区区五百多两银子愁眉不展。

这时，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如果这个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从这里抽出银子，顺便将这个科目取消，岂不正好两便吗？

什么？怎么还有不合理的税收科目？

有哇！

两个字：“协济”。

所谓“协济”，是指当一处官府出现资金紧张时，由上级出面协调，组织临近州府进行援助。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为了防备倭寇，徽州府“协济”苏、松海防，出了一万六千两银子；嘉靖三十九年，为了巩固长江防御，徽州府“协济”镇江驻军一千三百两银子。嘉靖四十年，景王朱载圳前往封国，徽州府“协济”池州一万两，用来迎接倚仗开销。

这些大头，都是因事协济，都是临时性质的，事完了，钱就停了。可还有一些“协济”，虽属临时征派，可久而久之，遂成定规，变成一项长期性的税负。

这些琐碎协济，往往与军事密切相关。因为军方的驻屯调动，不依行政划分而行，经常一跨数府数县。比如兵备副使冯叔吉这个“应、安、徽、宁、池、太六处兵备”的头衔，就是依长江而备，跨越六府。若有驻军寻求地方支援粮饷，非得通过徽宁兵备道来协调不可。

因此兵备道这边，对各地的“协济”情况掌握得最全面。

在冯叔吉的授意下，徽宁兵道清查了一遍账簿，很快从中挑选出一个特别奇葩的科目：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

这个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金衢道全称是领金华、衢州、严州兵备道，驻衢州府，和徽州府没什么关系。徽州为什么要给他们兵饷？而且这笔银子，不是解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里明明是徽宁兵备道的驻地，这笔钱的流向也太乱了吧？

原来这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为了防倭，朝廷设立了应天兵备副使，统一协调包括徽州在内的长江防务。到了四十一年，该道被裁撤，却没有下家来接盘。于是徽州府在那段时间，处于没有驻军保护的空白期。

本来朝廷觉得倭寇气焰不复往日，徽州地处内陆安全得很，这事不用着急处理。没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五年，徽州突然闹了一次矿上骚乱。一群矿工化身流贼，冲入婺源县大掠一番，徽州六县为之震动。

当时的应天巡抚刘畿手里无兵可派，就移文邻近的金衢严兵备道，希望他们就近协防。

协防需要兵饷，这笔钱自然得是徽州府出。于是徽州府专门安排了一笔兵饷，每年解送衢州。

后来到了隆庆六年，复设徽宁兵备道，把徽州防务从金衢道接过来。按说这笔饷银也该随之转过来，相应科目名称也要修改，可徽宁兵备道打起了小算盘，觉得可以从中渔利。

首先，徽宁兵备道先从徽州府征收一笔兵饷银，于情于理这都是应该的，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徽宁道给金衢道移文，说徽州防务我们接手了，兵饷银以后归本道所用。金衢道觉得这也合理，办了移交手续。

最关键的手法来了：徽宁道并没告诉徽州府，兵饷发生了转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协济金衢道兵饷银”中间加上“解池州府”四个字——意思是，以后你们交给金衢道的兵饷银，送到池州来就好啦。

徽州府非但没觉察这个小手段，还觉得挺高兴。因为解送兵饷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这么一改“解池州府”，我们还省了一笔运输费呢。阖府上下，都赞颂兵备老爷体恤民情。

就是说，徽州府每年要交两笔兵饷银，一笔给金衢道，一笔给徽宁道。其实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这两笔银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徽宁道手里。

说白了，这是重复征税。

有人也许有疑问，交两次钱，徽州府难道傻的吗？

奥妙就在这儿了。从徽州府的财务角度来看，这是两笔不同的支出，一项是给外地驻军，一项是给本地驻军。如果不知道“协济金衢道”的前因后果，根本看不出两项其实是同一项。

要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比如说大明——对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纳“协济金衢道兵饷银”，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既然没人通知取消，那么就继续交下去好了，也没人追究它是怎么产生的。那笔丝绢税也是同样的道理，歙县不也默默地交了两百年么？

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让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

看到这里，我们大概能明白，六县为什么纠结于这些税目数字了。

并非只是因为他们热爱兴讼，实在是负担太重，不堪承受。从这次争议中能看到，除夏税秋粮的正税之外，徽州府还要征收南京承运库的人丁丝绢、给地方政府的六项均平银，给工部、户部的物料银，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协济……

若是再碰上徽宁兵备道这样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运作出一笔额外的负担，负担就更大了。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员甚至还想借机运作一下，增加一点官府办公费。

更可怕的是，这些数字，只是解到库的税额，还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补平、内府铺垫等，才是老百姓最终要承担的税负。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个部门分别解送税赋，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会翻一倍。

就这样，地方杂税和临时税不断增加，附加成本随之提升，效率直线下降，整个体制逐渐变得臃肿无比，同时造就出了大片舞弊空间。大部分税额，就在这些繁琐、细碎的流转环节中，被各级操盘手们吸走。老百姓交的钱越来越多，朝廷收入却不见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里被消耗了。

长此以往，地方民怨沸腾，政府束手无策，最后的结果，就是调控失灵，天下大乱。

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其实治标不治本，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明产生“杂税”的机制。只能略微扩大税基，把问题的爆发拖延一段时间罢了。

大明亡于什么，徽州府的这笔小小税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吧。

前面说了，“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这笔税银，本身并不合理。徽宁兵备道一直很担心，万一又碰到一个类似帅嘉谟这种爱较真的人，说不定会再起波澜。所以兵备道索性大度地表示，为了徽州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们吃点亏，从这笔兵饷银里抽出530两来，把最后的亏空补上吧。

于是这笔原本是重复征收的税，就这么巧妙的洗白了。

兵备道高风亮节，解决了最后的问题，诸位官员看到了成功的曙光，连忙又经过一轮讨论，做了一点微调，使之更加完备。

比如说减免料价银的库存有限，不能支撑逐年抽调，直接并入军需银。

比如说五县额外负担的那50两也算了，省得他们啰嗦，直接也并入解池州府兵饷银。

于是，在万历七年的三月，第五版方案出炉了：

人丁丝绢6145两，仍由歙县承担，减免均平银2530两。这笔银子，由徽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合计2530两，转入均平银冲抵。

这个方案，可以说是集妥协、折衷之大成，把负担压力分散到歙县、徽州府、徽宁兵备道等诸多机构身上。

歙县少交了两千多银子，心满意足；五县一点负担不用加，也心满意足；徽州府和兵道略吃了点亏，但消弭了一场大乱，也合算。而对朝廷来说，一则上交的税款并不短少，二则趁机清理冗税杂役，统一钱粮，对一条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首辅的目的，算是部分达成——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难怪执笔者十分得意，称其为“共免两全法”。

这一次，各方面终于没意见了，上上下下俱都松了一口气。兵道赶紧发布大字榜，通告六县新的税制，并得意洋洋地宣布：“自万历七年为始,明载赋役册，永为定规。”

我相信，在张榜公布的一瞬间，这几个字轰然化为斗大的金黄色大字，配着恢弘的音乐，在徽州官场大小官员脑海中旋转。他们此时一定百感交集，涕泪交加。

不容易啊，这一场肇始于隆庆四年的大纷争，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先后五版方案，至万历七年终于彻底消弭。中间多少波折，多少折腾，总算熬过去了。

尘埃落定，生活还得继续。

让歙县人感到高兴的是，旷日持久的丝绢纷争，把各种细节、征派原理都讨论得很透彻，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脚，反而会主动找别的税目设法再减免一点。这时又赶上了朝廷推行一条鞭法，所以歙县所承担的人丁丝绢，不必全以实物交付，直接本色折银或折色折银，不必先卖粮食再买丝了，无形中又少了一层负担。

据学者考证，这么算下来，万历七年之后，歙县真正实交的人丁丝绢税，其实只有额定的七成。

这一切，都要拜那一位学霸帅嘉谟所赐。

而这位丝绢案的始作俑者，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

 第五章 三个结局 

万历五年七月，徽宁兵备道拿住帅嘉谟，把他关在监牢里待审。同时被捕的，还有包括程任卿、汪时在内的一伙五县闹事分子。

面对广大闹事群众，朝廷的方针是积极拿出分配方案，尽力安抚。但对于其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必须得严肃处理，杀一儆百。哪怕这人是无辜的，为了让民众顺心，也得严肃处理。

两个月后，徽州府终于拿出了初审判决：帅嘉谟、程任卿以及其他几个人，被判充军。其中帅嘉谟的罪名是“将不干己事情，捏造写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以陈奏而敛取”

在状词里，徽州府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帅嘉谟自夸有手段，向歙县老百姓收取银钱，说你们补贴我上京告状，我自有办法帮你们免征赋税。他利用歙县民众的恐慌心理，收敛了大量钱财，假公济私——比如私自给自己弄了套冠带，用的就是公款。

这是一个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决，翻译过来就五个字：“谁教汝多事？” 从官府视角来看，这起纷争根本是无中生有，完全是帅嘉谟一个人挑起来的。当初你如果乖乖闭嘴做你的数学作业，哪还会有后面这么多事？

所以官府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帅嘉谟，来换取五县的稳定。至于这个罪名是否合理，并不在考虑之列，大明律可不是你的挡箭牌。

初审意见提交给兵道。可是冯叔吉很不满意，觉得徽州府怕得罪人，给判轻了，不足以警诫别人。于是冯叔吉把这些人提到太平府，让安庆、池州、太平三府会审，再议一次罪名。

这次商议，最终给帅嘉谟定的处罚是“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这个判罚，从他本人角度实在是冤枉，但从官府角度，没弄死你，算是很讲良心了。

万历六年七月十九日，这份判决意见得到刑部尚书严清的支持，具题上奏，并于二十日拿到圣旨批准。于是一切都尘埃落定。

然后，帅嘉谟在官差的押解下离开徽州，踏上了漫漫的戍边之路。他当时是何心情，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值得欣慰的是，歙县民众们并没忘记这位帮他们减负的英雄。在《歙县志》里的义士一项，当地人专门记载了帅嘉谟的事迹，以及一段评语：“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

不知道在隆庆三年那个炎热的夏日，当帅嘉谟翻开歙县账簿第一页时，如果预知到未来有这么一场绝大风波，他是否还会继续？

帅嘉谟的经历，就讲到这里，不过故事还没说完。

因为英雄并非只有帅嘉谟一人。

在五县民众心中，也有好几个慨然倡义、奋勇抗争的大英雄。如果没有他们的拼死反抗，恐怕官府早在万历三年就把歙县的负担强加过来了。

所以这些人，也都是当之无愧的五县义士。

比如曾经卷入议事局风波的何似，在等候判决期间去世，死之前留下一封遗书，写得十分慷慨激昂：“身虽陨歿，而生平义气之正，鼎镬甘如饴，刀锯不足惧者，必不与囹圄而俱泯。”

在官府眼中，这些人是地方上的刺头，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和帅嘉谟同时被捕，罪名各不相同，有的是聚敛骗财，有的是聚众斗殴，有的是寻衅滋事，判罚也轻重不一，从杖责、下狱到流放充军都有。

其中罪名最重的，就是程任卿。他搞起了议事局，仅这一项就和别人的性质截然不同。

官府对他的判词里说: “以欺众罔利之徒，转为犯上作乱之渐，建旗张局，召号者数過万余，缚吏侮官，陆梁者状非一出，造飞言于达路，则江、浙、闽、广亦各惊心。毀禁示于公墻，则山泽闾阎几为解体。”

这些罪状，都是大犯忌讳的事儿，从判词来看，距离谋反只差了一线。最后对程任卿的判决，竟然是斩监候。

整个徽州大乱中，最终判处死刑的，只有他一个。

程任卿真是个奇人，在监狱里得知这个消息，没有哭诉哀嚎，而是慨然上书自辩。他不愧是徽州出身，自带讼师光环，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居然探讨起判决书里援引大明律和犯罪事实的适用问题。

他没否认那些指控事实，但是声称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不对，性质不适用于本案。一点、两点、三点……论点鲜明，逻辑缜密，旁征博引，简直可以拍一部大明版的律政风云。如果说帅嘉谟是数学学霸的话，那么程任卿就是生不逢时的法律达人。

这些抗辩，并未能改变他判死刑的事实。不过“斩监候”这个罪名很微妙，和如今的“死缓”一样，有许多空间可以操作。而徽州府考虑到五县民众的情绪，也不敢轻易执行死刑，一直拖着。

于是，在许多有心人的保护下，程任卿并没有秋后问斩，而是舒舒服服呆在监狱里。

程任卿在监狱里呆久了，穷极无聊。他决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写书。

狱中写书这事，在中国屡见不鲜。不过程任卿要写的这本书，和寻常的可不一样——准确地说，他不是写，而是编书。程任卿联络了徽州府的官吏和五县友人，把围绕着丝绢案的大大小小的文书，都搜集起来，汇集成册。

要知道，丝绢案持续了这么久，中间各个利益集团无数次争吵议论，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乡绅们的书信、题记、状书，诸县申文，诸府、兵道、抚、按两院一直到户部的各类揭帖、告示、宪牌、奏文、判决书、保书等等，应有尽有。

而且徽州又有“健讼”传统，“健讼”的前提是有深厚的资料基础，因此各县都有保存档案的习惯，私人还偷偷留下抄本。因此程任卿编这本书，不缺素材。他只花了半年，就编撰成一本书。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程任卿给这本书起了一个特别让人误会的名字，叫《丝绢全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讲怎么造丝绸的，以后可以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放在一个书架里。

《丝绢全书》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卷，从隆庆四年帅嘉谟上书海瑞开始，到万历七年《奉按院豁免均平公文》终（其实最后还附了一篇何似的临终说帖），一共收录了各处文书137篇，基本上囊括了整个徽州丝绢案从官府到民间的全部重要文献。

按照程任卿的想法，他编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剖白心迹，表明冤屈。很难得是，程任卿并没有一般文人的臭毛病，虽然自认冤屈，但对《丝绢全书》没有进行任何裁剪修篡，始终保持客观中立。哪怕是对他和五县不利或谩骂的文字，照样一概收录，不改一字，最多是在底下加一行批注，略微辩解几句。所以我们能看到，在《丝绢全书》里的很多文献里，把程任卿描述成了一个贪图小利、沽名钓誉的丑角。

不知道程任卿编撰到这一部分时，是不是会摇头苦笑。

很多古代事件——尤其是民间地方上的事——往往只流传下来几句大略概述，前因后果和过程细节，往往欠奉。后世之人，只好从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去猜测。像徽州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只有寥寥几句描述。光看那个，研究者恐怕只会当其是一场普通民变，一略而过。

要感谢程任卿，能保留下这么多材料，我们才得以窥到当年那一场大辩论的真实风貌，从起因到结果，从朝廷、地方官府态度到民众反映，无不历历在目，栩栩如生。

这篇小文里有大量细节描写，绝非键者杜撰脑补，实在是《丝绢全书》里收录的资料太细致的缘故。明代民间县一级事件，能记录详尽到这种程度的，可谓绝无仅有。

（附截图一张，足见程任卿所提供的信息，差不多可以当电影脚本来用了。）

学霸必须死：万历年间的一场数学大乱（完）

程任卿的这个斩监候，一候，就候了二十年。后来他有个做官的同乡叫余懋学，上书给他喊冤，最终得以改回充军，并被发遣到边疆。程任卿这人也真有能耐，戍边期间居然还立了大功，当上了把总，最终荣归故里。

婺源人民，始终记得这位抗争英雄，也在《婺源县志》里的义士传里留了一个位置给他。而《丝绢全书》，也因此流传至今。

程任卿的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丝绢的故事还没完。

万历二十五年，距离徽州丝绢案已经过去十八年，距离张居正去世也已经十五年。这件尘封已久的案子陡然又被掀开一角，显露出了一个此前几乎没人留意的惊天细节。

掀开这一角的，是一位婺源籍的官员——南京户部右侍郎余懋学。他在这一年上了一道《豁释丝绢大辟疏》，为程任卿乞求减刑。在这篇疏里，余懋学讲述了当年“徽州之乱”期间发生的一件隐秘往事，而且牵涉到了一位曾经的大人物——张居正。

万历三年，余懋学时任南京户科给事中，以敢言直谏而著称，先后数次上书，批评张居正的种种政策太过操切，言辞十分激烈，是变法的反对者之一。张居正寻了个不是，把他削职为民，赶回婺源老家永不叙用。

余懋学返回婺源之时，正赶上徽州之乱爆发。

有人来找余懋学助威，想借用他的名声联署。余懋学为人比较警惕，没有答应，只是写了封信给徽州知府，劝说恢复旧制，语气很平和。

结果户部尚书殷正茂误以为他也参与其中，特意写信来询问。余懋学忽然意识到，这是张居正余怒未消，打算借机惩治自己，行事更为谨慎。闭门不出，也不与别人来往。

万历五年八月前后，暴乱差不多结束了，官府开始四处抓人。可奇怪的是，无论是两院还是兵道，首先发出来的缉拿令，都口口声声说是豪右宦族作乱。

余懋学这个说法，在《丝绢全书》里也有佐证，其书里收录了《查豪右牌面二张》 、《按院再议均平查訪豪右宪牌》、《都院再访豪右宪牌》四份文件，都是各级官府的明发文件。另外还有一份歙县人的举报信，说五县暴乱的主谋，在于“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为什么把矛头针对当地土豪乡宦？余懋学认为，这是得自张居正的授意，为的是把他也攀扯进来，好进一步报复。余懋学出身当地大族，又是退下来的朝廷官员，完全符合官府抓人的标准。

按照余懋学的说法，在事件期间，张居正给应天巡抚胡执礼写了封密信，指名说婺源大乱的根源，正在前南京尚宝卿汪文辉和前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同时张居正还指使都御史王篆，也写了一封信给巡按郑国仕，说余懋学和另外一个叫洪垣的休宁乡宦是主谋，一定得严惩。

甚至连殷正茂，都亲自给徽州知府写信，暗示余懋学和暴乱的关系。

种种压力之下，各级官府不得不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大张旗鼓地抓捕当地豪强。可命令传到了徽州府这一级，态度陡然消极下去——这可以理解，俗话说皇权不下乡，朝廷与基层之间隔着一道乡绅，要实施有效统治，不争取到他们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听从上级指示，使劲打击当地豪右，那会得罪一大片人，以后管起来就更难了。所以徽州府给朝廷回了一封公文——《丝绢全书》里也有收录——叫做􏰀《本府回无豪右申文 》，不用看内容，光看标题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谈不上抓捕了。”

胡执礼和郑国仕本来也只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才发牌捕拿。现在徽州府否认，加上余懋学在北京的几个朋友——王锡爵、陆光祖、李世达——也写信过来，劝胡、郑两位要守正。于是抚、按两院乐得顺水推舟，改口说既然不是豪右作乱，那一定是生员闹事，改抓他们吧。

然后，这才有的程任卿等人相继被捕。

在给这些人议罪之时，张居正因为找不到余懋学的罪茬儿，心里很不爽，又听说余懋学跟程任卿关系不错，便特意指示刑部要严办。

结果程任卿原本判的是充军，被张居正这么一插手，变成了斩监候。

这些八卦，余懋学本来是不知道的。他后来起复，重回官场。李世达和郑国仕给他出示了张居正和王篆的亲笔信，他才知道当年自己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自称当时吓得“毛发犹为悚然”。

程任卿被判死刑之事，余懋学认为不过是代他受过罢了。

这次上疏，余懋学就是希望能够申请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军流放。他还特意提及，当时的户部尚书殷正茂致仕以后，隐居歙县，也一直为程任卿释放而奔走，说明他内心有愧。

余懋学是言官出身，笔法厉害，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吐槽朝廷对徽州丝绢案的处理意见，先后列举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诬捏、四不协，如同战斗檄文一般铿锵有力。

言外之意，整个徽州之乱，张居正得负首要领导责任，是他强行偏袒歙县，强令户部、应天两院改税，五县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击，是有大义名分在的，不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民变”。

有了余懋学的奔走，程任卿总算得以减刑，有机会完成了《丝绢全书》的编撰。两年以后，余懋学溘然去逝。

余懋学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从推广一条鞭法角度出发，张居正确实对徽州之乱施加过一定影响力，但若说整件事情就为了针对一个回家待业的前言官，未免太过阴谋论了。最多是张居正搂草打兔子，顺便而为罢了。

其实只要了解了徽州之乱的整个形成过程，就会明白，这事儿跟余懋学本人真没什么关系，他单纯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别看余懋学把朝廷对丝绢案的处置批成是张居正假公济私，狠狠地训斥了一把，但他在文章最后不忘补上一句：“乃若丝绢均平，处分久定，臣不敢复置一喙，以滋纷扰。”

余懋学不傻，他心里明白，哪壶可以提，哪壶不可以提。徽州的“人丁丝绢”税惹出多少波折，费了多大力气才谈妥。他可不敢轻易言改，节外生枝。万一因为自己一言而再起纷争，徽州上下老小，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张居正容易，再玩一次丝绢大辩论？谢谢，还是算了吧！

(完)

作者简介

马伯庸，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得主。于多家主流媒体开设历史文化专栏，擅长以推理对真实史料进行解构和猜想，重组为兼具想像力与真实感的“历史可能性”小说，被评为沿袭“‘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