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的冷思考：2020年，真的能彻底消除贫困吗？
到2020年，确保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十三五期间的脱贫目标。还剩的3年时间里，精准脱贫怎样做才更有效？2020年后，贫困会彻底消失么？
近日，南都观察和文化纵横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荀丽丽，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李小云，进行了一场关于扶贫的对话。
2014年冬天，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住进了云南勐腊县河边村这个贫困村，开始实践参与式扶贫，几年下来已经初见成效。他把河边村定义为“深度性、绝对贫困状态”，除了物质上的贫困，当地人的生活逻辑、思维方式都维持着“前现代的状态”。
这样的一个村庄，如何做精准扶贫？李小云讲述了他在河边村实践中的总结。
河边村盖起了新房
李小云认为，应该着眼于深度性贫困地区和群体，而不是深度贫困的个人。“当一个群体已经进入现代化，其中少数人被落下了，这种个体不属于贫困问题，而可能是因为特殊的原因（疾病、懒惰等）。这种问题其实村庄内部就可以解决。”李小云说，“但是，一个地区在现代化中被落下，可能更多地是社会出现病态。像河边村这样的村庄，在西藏、广西、云南边远地区有很多，他们的劳动力没有走出去，生活状态维持在前现代状态。这些贫困村的扶贫，是现在和未来最核心的问题。”
必须要承认，这样的贫困村，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脱贫，需要外界的帮助。“他们把握不了市场运作的原则，反而容易被其他有能力的人占去资源。”李小云提出了三点深度贫困地区扶贫策略，首先要做的一点，不是搞大规模开发。“大凉山的贫困不可能三五年解决，要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开始。”李小云说，“优先做好教育，尤其是学前教育、学前营养，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与现代伦理相适应的观念，赶上发展的车。”
其次是为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输血。“基础设施的落后在消耗他们的收入。”李小云拿河边村原来的8公里土路举例表示，基础设施的放大效应远远大于设施本身，这条路修好后，村民在路途的花费每年要省几百块，村里的甘蔗和其他农产品也能顺利运出去了。
最后要做的，才是想办法提高村民收入。河边村的嵌入式客房，每户可以增加两三万的年收入，村民们积极非常高。“在深度贫困地区做产业，收入必须要有极大的提高，否则在贫困村里头不起作用。”李小云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与李小云教授在贫困地区和人群上的看法相似。他表示，现在贫困问题在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偏远山区较为严重，同时也认为阻断贫困代际传承非常重要。
李实的研究显示，不同人群的贫困发生率有很大差异。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水平。农村残疾人（约六七千万）是贫困人口中的主体，另外，儿童贫困的发生率也比较高。但女性贫困人口与平均水平相差无几，李实分析原因：在国外单身母亲容易发生贫困，在我国，女性在农村婚姻市场是稀缺资源，基本找不到单身母亲。
到2020年是否走到贫困终结？“取决于我们将来采取什么扶贫标准，到底继续用现在新的扶贫标准，还是到2020年以后建立新的扶贫标准？”李实说，“当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你对贫困理解不一样，现在我们容忍的一种贫困状态，可能过几年就不能容忍。如果按照现有的年收入2300元贫困标准，应该说我们到2020年以后消除绝对贫困没有太大问题，当贫困发生率低于整个社会1%以后，基本算消除了。”
随着生活水平和成本的上升，2020年之后沿用2300元标准的合理性会下降。届时提高绝对贫困线的压力会上升。一旦调整贫困线，在统计上绝对贫困的人口会重新出现。2010年，按照当时的贫困线统计，发布的贫困人口是2688万人。2011年贫困线调整以后，贫困人口迅速上升到1.239亿。
但如果采取多维标准，或者再度提高贫困标准，就不太可能消除贫困。李实表示，如果采取相对贫困标准，就更不可能。因为相对贫困是伴随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只要存在收入不平等，相对贫困就会存在，只能采取各种政策，保护其不至于恶化。
李小云教授带来了河边村参与式扶贫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副研究员荀丽丽则从理论上阐述了扶贫应该怎样充分考虑“在地性”。贫困治理不能只是外在范畴的强加，而应该试图通过理解贫困乡村的在地范畴来实现内外的沟通、转化与更新。
荀丽丽解释，在地性除了基础的天气物候与自然风土的地方特质、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当地人行事为人的观念，以及对善恶、公私、勤懒等概念的主位理解，也包括当地人处理乡村公共事务的传统和方式等。
“在扶贫标准中，我们会发现国家逻辑和乡村逻辑的不匹配。”荀丽丽说，“国家逻辑是要求贫困识别清晰可控，比如要对贫困人口实行建档立卡；乡村逻辑则不一样，村干部首先要摆平利益避免冲突。
他们通常会选择各个村小组利益均沾，贫困人口多的村组不能获得多的扶贫指标，而贫困人口少的组也还是要将扶贫指标分下去。建档立卡的固定化也使很多村干部很头疼，比如一个村书记说，因为村庄内部很多贫困家庭的情况相似，以前上面来的贫困户指标都是大家轮流受益，今年你家进、明年他家进。但精准扶贫中建档立卡户就固定化了，乡村社区内部会对贫困名单产生极大争议。”
另外，荀丽丽分析，贫困者主体性的弱化，是产业扶贫的盲点。地方政府普遍偏好一些见效快、带动面广的项目，扶贫资金通过“资本化”的途径集中到合作社或龙头公司手中，贫困户看似坐享红利，事实上，无论在生产阶段还是分配阶段都很难有效参与。更多的是“动员性参与”，而无法实现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
荀丽丽还表示，贫困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基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客观存在，贫困治理不应该简单用提高收入来解决问题，而是要考虑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来提高各个群体面对不确定风险的适应性和弹性。
河边村的示范，“展示了一个政府与民间共同推动的模式。”李小云说。社会组织的确可以在政府顾及不到之处发挥作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可以让更多社会组织在农村实现它的使命。
荀丽丽则为社会组织参与提供了建议。首先是注重“在地性”，激发当地的能力，避免外在力量灌输。其次是社会组织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
李小云还提到了更细腻的面对扶贫对象时的态度。“面对怒江、毕节生活的这些群体，你在现代生活中吃得这么好、穿得这么好，你要帮助他，用什么理念？用什么心态？”社会学家的文化敏感性，让李小云在做扶贫时非常小心谨慎，不能只讲情怀。
“改造别人是很麻烦的事，好像我们有优势。”李小云谈到扶贫时的心理，“做发展研究的人非常谨慎，我们考虑的是怎样让一个被落下的群体，与现代文化有机地衔接上。”找到这个群体中与现代化相同的要素，从这一点慢慢拓展，使它既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又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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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会贤
《公益时报》
来源| 公益时报
责任编辑| 于俊如
微信编辑| 吴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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