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从慈善到公益的“修行”之路
从“人民公敌”到名列“十个中国人最想揍的人”排行榜之“探花”，从“任大炮”到“姑娘们最想嫁的人”，“任志强”这个名字似乎总能有意无意被推上网络热搜词，并常使得他在某段时间的言行举止成为众矢之的。
任志强回忆录：野心优雅
由于多年来任志强一直担任北京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一职，且对中国地产素以言论“大胆”著称，故而大多时候，媒体想要跟他聊的都会是关于房价涨跌的事，即使他在2014年11月正式宣布退休之后，追着他问的都还是老三样：房价跌还是涨?跌多少(涨多少)?现在究竟该不该买房?……
但是，很多人忘记了，任志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公益人。任志强和公益结缘要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说起，不过他将自己和华远公司早年间的公益捐赠经历定义为“慈善”，他认为从慈善到公益最好的发展形态就是通过社会公益活动，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从华远地产一把手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任志强目前还担任着多重社会职务，与公益有关的有两个：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员发展委员会主席、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理事长。
2017年7月18日，差不多已经沉寂了一年之久的任志强，在华远地产企业号的办公室里，接受了《公益时报》的独家专访。访问的话题只有一个：公益。
任志强坐在被各种文件和书籍堆满的办公桌前，过去那个人群中辨识度很高、招牌式一边倒的微卷发，变成了今日短到几乎立起来的满头银发，中间还剩有几根黑发硬杵在那儿，凸显与岁月的抗争;昔日那张硬朗倔强的脸上，多了几分温和与沉静……从外在形象和气质来看，他的变化不可谓不大，似乎更添几分柔软。
只有当他一边同你说话，一边用犀利的目光望向你的时候，你会蓦地觉得，这才是世人所熟悉的任志强，他没变。
几个月前，任志强度过了自己66岁的生日，他的确不年轻了。
可当采访中，因为对什么样的“爱”才算“大爱”、“公益之爱”该是怎样的“爱”等这几个问题的看法不同，他与《公益时报》记者有些争论，间或还表现出些“不依不饶”的孩子气时，又让人忍俊不禁——风雨中起起落落的“任大炮”，骨子里那份坚持和硬气始终还在，只是表达方式已然不同。
这大概是为数不多的一次，任志强坦露自己从慈善到公益的修行路，这条路他已经走了30多年。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中国未来公益之路时，他的回答并不轻松，认为“只是开了个头，未来还很艰难，还要经过很长一段路才行。”
采访结束后，《公益时报》记者将镜头对准正蹙着眉头、紧盯着电脑屏幕看得入神的任志强，说要给他拍几张工作照。
任志强被这突如其来的要求“吓了一跳”，迅速“藏”起了正搭在办公桌角上的左手，同时急吼吼冒出一句:“别拍我抽烟!”
《公益时报》记者这才注意到，刚才任志强左手的确夹着一支烟，说话的当口，那支烟已然瞬间消失在目光可及的画面里。
“抽烟不好，其实我一直都在戒烟来着……”任志强没抬头，眼睛依然直盯着电脑，嘴里却喃喃道出一句孩子般羞涩和委屈的自白。
这样的瞬间，是不常表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另一个任志强，他和公众印象中的那个任志强似乎大相径庭，但也是同样真实的任志强。
现在，让我们一起听听任志强怎么说。
我对“公益”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早期大量“慈善”活动的学习积累，最终才走上了真正的公益之路。
大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开始接触“慈善”。那时人们对于“慈善”的概念就是“学雷锋做好事。”当时政府要求华远公司出钱，配合做一些大龄青年的联欢活动;另外，华远公司出资开展的音乐交流和春节期间的展销会，也都成了“丰富老百姓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个新生募捐做人工下巴，公司号召员工以买牙刷筹资的形式，将所得资金捐给这位同学成功地实施了手术。
自1988年，我们开始支持中国桥牌运动，其间中国桥牌女队拿过三个杯比赛的两个世界冠军，一个世界亚军。一直到现在，我们对该运动项目的定向公益扶持还在继续。这样的扶持力度恐怕不仅是国内历史头一遭，且能不忘初心、执着于同一个项目给予公益扶持近三十年的企业，恐怕也只有华远独一家。事实上，华远对中国体育运动的支持跨越多种项目，还包括游泳、网球等。
我觉得“授人以鱼”是最简单的“施”与“受”的慈善理念，而“授人以渔”可以说是慈善的“智慧升级版”——也就是真正的公益。
第一个“授人以鱼”就是你穷，没饭吃，我给你一条鱼吃;第二个“授人以渔”是我要教会你打渔，让你自力更生。有了这样一个认知以后，我们就开始投入更多的捐助来支持中国的社会改革。
90年代初期，我开始为中国改革基金会捐钱，为国内经济学家、专家学者从事的多项经济政策的研究提供赞助支持。
由茅于轼老师和吴敬琏老师发起的乐平公益基金也是我大力支持的对象，还关注了与此相关的保姆学校以及农村幼儿园等公益项目。
截至目前，华远现在每年资助的公益项目大概有十九个。
2004年由原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发起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至今已经走过13年历程，我是从始至今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虽然个中不乏困难挫折，但我们还是会坚持往前走。
2011年，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和我联合创办了金融博物馆书院，到现在已经运行了6年，如今我们的书友已经遍布国内多个城市，让读书教会人们学习独立思考、开启智慧，是我们创办这个书院的初衷。
通过这些年的亲身体会和经历，我个人总结“从慈善到公益”的认知过程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层级就是单纯的“给钱付出型”慈善;接着就是从本质上提升认识，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到第三步就是给予受助方更大的发展空间，赋予其更多的权利;最后也是最好的发展形态就是通过社会公益活动，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2004年春天，北京沙尘暴持续严重，恶劣天气一度超过60天，当时据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沙尘暴是来自阿拉善地区的沙漠。时任首创集团董事长的刘晓光找到包括我在内的一群北京的企业家，组织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号召大家到当地去治沙。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最初成立的时候大概是78个会员，现在将近有700个会员了，很快我们就会发展到1000个、10000个会员。但即使这样，我们做公益并非像很多人认为是那种“不愁没米下锅”的，实际上资金同样会让我们恼火，因为公益的盘子做得越大，我们就越需要更多的钱。今年我们对社会的融资大概能突破一个亿。
阿拉善SEE基金会2016年平均每天的捐款大概在19万到20万左右，2017年明显有所上升，大概达到30多万。我们希望网络上的捐款一天能超过50万、100万。一个游戏一天都有1亿5千万的收入，如果1亿5千万的收入变成公益收入的话，那是不是应该更多一些?解决了资金问题，是不是就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那肯定不行，你还得学会怎么把这个钱管好，用好。在我们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你光拿钱说事就行不通。
比如说刘晓光第一次组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时候，王石就问，“你要多少钱?一百万我给你，然后我也不来了。”刘晓光就坚决不同意。我们要求你分十年，一年捐十万会费，捐满了十年就可以不再捐钱了。我们希望你沉下心来参与，就是你要把精力投入到其中去。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团体实际上是通过社会自愿的形式，实现了一套民主管理的方式。我们所有的会员都是选举的，包括我们的理事、监事，还有章程委员会。会员是主人，他可以不断地提出意见来参与到其中，然后进行修改。但现在大多数公益组织都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少数精英为主的运营形式，比如壹基金、爱佑公益基金会。
我们这里不是这样，不管你是多大的头，不管你是什么企业家，在这个会员团体中是平等的，你只有一票，你有再多的钱，额外算捐助，但在会员资格上你只有这么多钱，所以你只有一票，你去选举。
大家都知道马蔚华是壹基金的理事长，以前是招商银行的行长，在我们这竞选监事的时候把他选掉了。人们可能想象不到，这么有钱有名望的人，怎么就把他选掉了?就是因为我们强调每一个会员的平等参与。不在于你的企业大小，更重要的是，你能在这个协会里投入多少、做多少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光靠你这个名望。
我们每一届的会长都有一个目标。我当时提出了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我们从私募基金会变成公募基金会，这个国家批准了。
第二个目标是希望把300多名会员变成500多名会员，现在基本上翻了一番。实际上我发展了将近300多名会员，但是我们(会员)刚刚500出头，就有些人经济情况不好了，或者退出了等等情况。有的不是说他不干了，你看比如说潘石屹、王兵他们，原来都是我们的会员，后来他们单独组织一个基金会去做别的了。比如潘石屹说我就做教育吧，因为他老婆要做教育，他就不做环保了，,这不是说他们就没有公益之心了。
第三个当时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把协会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协会，但是我们打了报告给民政部以后，他们说要等《慈善法》，所以就没有被批准。但是《慈善法》出台了以后，我们看很多条款并不利于我们工作，对我们没有帮助，于是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机构。
民主的制度对公益组织的发展意义重大。我们秘书处有个同志写了一本书叫做《为公益而共和》，厚厚的一本，里面记录的就是我们组织内部的人天天在为工作吵架，直到现在还在吵，我们的组织好像没有一天不吵架，但所有人吵架其实都是为了让它更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第二个公益组织实施这样的民主制度。
2011年7月，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推出第一期读书会，当时是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主持，阿拉善SEE创始人刘晓光和我担任嘉宾，现在一晃就过去6年了。
我们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书院，完全是免费提供的社会讨论。通过一些企业家、经济学家、学者、外交家、小说家，把各种各样的知识普及给社会。读书会要通过学习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我们的社会需要如何去发展，它的本质是思想启蒙。
我们在读书会特别强调的是，并不是台上人给台下人一个标准答案，因为你成不了第二个马云，你也成不了第二个柳传志，但是你可能会超过马云和柳传志——就是你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去寻找市场的机会，然后去做一个努力奋斗的人，你才有可能去创造一些条件使自己成功。更重要的是启蒙。
目前的互联网时代，知识信息的碎片化很普遍，我们主张大家系统性的去读书，这样不容易被碎片化的知识所欺骗。碎片式的知识就像鸡汤一样，每次给你选一句、两句的，如果你这个鸡汤是连续的长期的没问题，但是如果只有其中的一段或者断章取义的时候，那就很危险，很麻烦了。
我认为新时代的这些年轻人目前吸取的知识还是碎片化占主导，系统化相对很少。
如今的时代，人们在精神世界的智慧开悟和价值追求的速度过于缓慢沉重，这样下去令人堪忧。一定要善于学习和思考，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成为人云亦云的精神奴隶。
四、五年前，我们刚开始做农作物种植节水试验的时候，也种过包括油葵在内的多种农作物，后来发现小米的节水效果是最好的，一斤小米能够节约一立方水。2016年种植的小米大约可节约250万立方水，2017年继续扩种，将来希望当地耕地的50%能够种植小米。这样的话我们达到的就是水资源平衡。过去是拼命抽水，水位下降，有些浅表的草就干死了，土地也因此日渐荒漠化。现在还在试验和扩展过程中，但要说服农民还需要一个过程，他们要能靠这个致富就是最好的推动力。
“任小米”的种植是经过三年的反复试验后选择的一个节水品种。在当地30万亩土地中，我们只占了不到一万亩，政府在这方面没有提供像对其他农作物的帮扶办法，既不收购也不加工。于是我们就想办法找来社会企业帮助农民做这些事情。因为不是国家专储，所以就要和农民签好合同，否则他就不种了。现在有十五、六个合作社，还要教农民怎么选种子、怎么种，怎么样用以色列的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任小米”赚钱，我们会把这些钱继续投入到扩大产业规模当中去，所以这是一个正循环的过程。
今年是“任小米”种植的第三年，我们还没有把市场的销售渠道和其他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我们正在努力的建设这些内容。比如说小米就只能熬粥吃吗?现在我们开始生产小米棒、小米饼，同时开始试生产蛋糕系列，把40%的小米做成蛋糕，采用不同的销售渠道。
慈善进入公益，从公益再变成推动社会制度进步，就是要从制度上最终解决缩小贫富差距，让更多的人都有一种向上的可能性。
要想办法在最基层解决农民贫富的问题，让他们的收入高于用其他方式获取利益的收入，既解决了收入问题，也解决了环境保护问题，这个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否则逆向运转是什么呢，就是人们没有办法，就拼命的向大自然索取，砍树，最后大自然都被破坏了。大自然被破坏了以后反过来就会报复人类。
公益组织要明确定位，一往无前。不要为虚名而累，只要所做的事情实实在在帮助到了需要的弱势群体，只要为之努力的环保目标确实达到了，天变蓝了水变清了，就是成功。至于栽了半天树，最后“桃子”让谁摘走了，那并不重要。
公益组织更要说实话做实事，有些人说的很虚，所以到底做的怎么样那就是个问号。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生态项目，现在可以落实到让大家查到每一棵梭梭在哪，“任小米”当然也是如此，你可以看得见东西，包括我们做的深圳红树林、云南蜂蜜等，都看得见在哪里，你可以任意去核实调查。
中宣部文明办前一段时间专门到内蒙去调查我们的梭梭。有人怀疑我们的梭梭到底是不是10块钱。其实我们有的只给三块钱、四块钱，有的高的要给到十四块钱左右，最后我们是把它平均起来变成十块钱。除了给农民的钱以外，还有我们工作人员的钱，种子啊、培育啊、技术培训什么的，一大堆钱他们没有算进去。所以他们到现场去调查，我们说那你就调查，我们过两天就发报告，让所有人监督，完全公开。
公益组织一定要公开透明，否则没有人会给你捐钱。不是说捐了钱的人才有权质问你，而是没捐钱的人也有权质问你，因为他明天可能会成为捐钱的人。他通过质问完了以后，相信你了，他才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捐。
社会企业是用盈利的方式，来帮助穷人、病人和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获得收益。社会企业本身是要赚钱的，不赚钱它是维持不下去的，仅仅靠富人的捐赠是不够的。它是在一些社会困难环节调节矛盾的这样一个社会团体。
社会企业实际上是要靠一个企业家的能力，把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
社会企业的经营要比一般企业难。原因在于它并非一个正常经营的过程。而社会企业要想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有良心的企业家。正常经营的过程中，为了获利，我可以把不获利的那部分扔掉，我躲你远远地，我只做获利的部分，可是社会企业就是你要把不可能获利的东西变成获利的东西。比如“任小米”这个项目，我同样的投入可能能赚10倍的钱，干这个可能也就赚了1倍的钱，而且还要继续的投。你的目的是要换取环境的收益，换取环境的收益并没有变成股东和个人的收益，而是变成社会的收益，你最后换取的变成对全社会所有人而言是一种幸福，而非仅仅对股东来说是一种幸福。
目前在工商注册的社会企业并不享受免税政策，今年开始我们用农民合作社的方式在做，这样的话过程中就减少税收，如果法律上允许的话，就可能更好一点，那么这些东西就可能卖得更便宜一点，但现在不行，因为要这些成本。虽然我们想做好事，但是社会要承担，这中间是有差别的。
所以，当一个企业家不去做赚钱的，而是去做可以赚钱，但有难度，并且赚了钱又不分配给自己，而是再次投入到公益当中去的“麻烦事”，那就需要有公益之心。如果没有这种公益之心在背后支撑的话，你是做不成的。
目前《慈善法》中有一些规定与现实操作相矛盾，工作起来很别扭。
法工委在立法的时候，请我们参加了两次，我们都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比如关于免税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概念，但是他们说“这个税法是另外一个法，不归我管。所以只能写上一句话：应该享受国家规定的免税政策。”这个免税政策是什么没有具体化，他要把他放到另外一个法里，我们的立法实际上涉及到“九龙治水”的问题。
《慈善法》也是同样的，如果仅有一个立法而没有把所有部门综合起来进行立法，那就麻烦了。所以说在推出《慈善法》的时候，如果没有把税务部门或财政部门调动起来，把税法改革的问题和慈善法连接在一起去做，那就是“九龙治水”结构—— 一人一段，那么在工商注册、民政管理等方面就会有很多相悖的地方，这个后遗症就很多了。
所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现在处于一个两难的情况。我们现在全国都有会员中心，希望通过会员中心来扎根当地，做一些环保工作，服务社会，可是按照程序上讲这是不合法的。根据《慈善法》，我们要在当地注册一个类似的公益组织，可选的有社会企业、NGO，还有一个是基金，你必须得在这三类里选择一类，否则我们就不合法。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地方的会员中心争取都有一个当地的注册许可，这样就避免了很多麻烦。否则我们作为协会来说，给当地付钱都有麻烦。给谁啊，怎么给啊?因为我们所有的财物要向捐赠者公开、对社会公开，那你这个落地项目是不是同样要有一个人接这个钱，发票谁开，这些问题都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慈善法》实施的同时，《基金会管理条例》还依然有效，其实他们两者之间还有一些冲突的地方，没有很好地融合，这就让我们的NGO组织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很为难。
后半辈子就做公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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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梅
《公益时报》
来源| 公益时报
责任编辑| 于俊如
微信编辑| 吴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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