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塑造艺术史？看这七对艺术圈搭档的完美教程
尽管艺术家常常独自一人，但因为他们非凡的天赋，孤独早已被浪漫化。但是有创造性的二人组艺术家也有了很多，他们彻底改变了艺术的形式。下面，我们来探索在20世纪七对改变艺术游戏规则的搭档们。对于这些开创性的艺术家，从克里斯托（Christo）和珍妮·克劳德（Jeanne-Claude）到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与乌雷（Ulay），合作一直是他们练习与提升的一部分，并且有激励的作用，其中包括了不朽的雕塑，行为艺术和创新的数字化艺术。
1.苏菲·陶柏·阿尔普(Sophie Taeuber-Arp) 和让·阿尔普（Jean Arp）
苏菲·陶柏·阿尔普（Sophie Taeuber-Arp）和让·阿尔普（Jean Arp）的合照
用现在的话来说，苏菲·陶柏·阿尔普（Sophie Taeuber-Arp）和让·阿尔普（Jean Arp）在达达运动里是除了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和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以外最有权威的一对，二人通过引入几何、生物形态的形式和荒诞主义的内容开始了他们抽象艺术的工作。在1917年，他们还帮助写出达达主义宣言，同年，因为许多原因，他们坠入了爱河。在1915年，瑞士人苏菲·陶柏·阿尔普遇见了德法混血让·阿尔普，当时她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一个展览，当时阿尔普也在内。
Duo Collage， 1918
到1916年，他们开始合作一系列的艺术创作，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也影响他们的单独的个人创作，同时影响了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在苏黎世和巴黎前卫运动中的作品。“我相信，这种合作可以将我们从艺术无限困惑的中解放出来，给我们带来和谐。”阿尔普曾经解释道。
苏菲·陶柏·阿尔普和让·阿尔普的共同作品
首先，他们通过交流创作了以几何为表现形式的“双人拼贴（duo-collages）” 。后来，他们做了抽象的挂毯，它融合他们感兴趣的实用和非客观艺术，还有木雕，像Eheplastik（婚姻雕塑（Marriage Sculpture））（1937年），这个作品融合了他们的关系中夹杂着的抽象与典故。在其他的合作上，他们演示着不同的角色--例如，苏菲·陶柏·阿尔普身着阿尔普设计的服装在达达画廊的开幕式上跳舞。尽管这样，但他们的共同努力还是被苏菲1943年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的早逝所打断了。但阿尔普继续与妻子“合作”，哪怕她已经离开人世。切碎并重建他们早期的“合作画作”成为新的作品的素材源泉。
2.克里斯托·耶拉瑟夫（Christo Javacheff）和珍妮 ·克劳德代纳德（Jeanne-Claude Denat Guillebon）
珍妮·克劳德和克里斯多合照
Wrapped Reichstag (Project for Berlin)， 2 pieces， 1992
Ponte S. Angelo， Wrapped， Project for Rome， 2011
偶然之中，克里斯多·耶拉瑟夫（Christo Javacheff）和珍妮·克劳德（Jeanne-Claude Denat Guillebon）出生于1935年的同一天，1958年在巴黎相遇后，两位艺术家开始了长达51年的联合，因而才有了艺术史上已经看到的一些最大和最大胆的公共艺术。 1995年，他们把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上用1076390平方英尺的银面料包裹着；在1983年，他们将迈阿密的比斯坎湾11个岛屿用6500000平方英尺浮动粉红色的聚丙烯包围起来。
《包裹德国柏林议会大厦》
首先，他们是基于平等和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在1995年当代艺术杂志（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rt）的采访中，克里斯多迅速地纠正采访者，是谁提出了关于包裹德国国会大厦背后灵感的这个问题，但却只问了我们其中一个人？ “首先，你应该明白，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项目，这也是珍妮·克劳德的，我独自做的只是图纸而已。” 克里斯多更正道。
“唯一我自己做的事情是写支票支付账单和交税。其他的一切都是克里斯托和珍妮 ·克劳德，包括创造力。这是一个人们纠正这个错误的时候。”珍妮·克劳德明确的做出结论。虽然珍妮·克劳德于2009年去世，但是克里斯托在意大利伊塞奥湖，最新的备受瞩目的2016年项目：浮动码头（Floating Piers），也曾是1970年和她一起时构思的。
浮动码头（Floating Piers）
浮动码头（Floating Piers）
浮动码头（Floating Piers）内部
3.贝恩德（Bernd）贝歇尔·希拉（Hilla Becher）
贝恩德（Bernd）贝歇尔·希拉（Hilla Becher）合照
在其近50年之久的合作伙伴关系，并贝恩德（Bernd）贝歇尔·希拉（Hilla Becher）维持着他们朴实的黑白图像的摄影，有关于水塔，高炉，粮仓，以及各种象征工业时代的建筑。他们的方法融合了摄影、观念主义、简约主义，并影响从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到坎迪达·赫费尔（ Candida Hofer）等艺术家。
Typology Watertowers， 1967-1997
二人于1959年见面时，贝恩德还在循规蹈矩的绘画，毕生所痴迷的是用细致的水彩画工业建筑物。而希拉她这边，正在成为一名摄影师。没过多久，两人结了婚，并开始探索自己的祖国德国的建筑景观，通常在一个旧摩托车的后面将建筑及其结构的详尽的分类。他们两个密切地合作，使他们两个没有个体之间的区别。 “不，这里没有分工。外人无法知道是谁拍摄了哪一张照片，我们也常常忘记我们自己。这根本就不是重要的。”他们在1989年的采访中说，他们强调说：他们的回答是他们共同的，而不是个人的。
4.史坦纳（Steina）和伍迪·瓦苏尔卡（Woody Vasulka）
史坦纳（Steina）和伍迪·瓦苏尔卡（Woody Vasulka）合照
In the Land of the Elevator Girls， 1989
从布拉格搬到纽约后不久，在1965年，史坦纳（Steina）和伍迪·瓦苏尔卡（Woody Vasulka）开始对机器生成的影像做实验，这奠定录像艺术发展的基础。史坦纳小提琴家的经验与伍迪作为工程师、电影制片人所受的培养相结合，产生了响亮的视频环境，像Noisefields（1974），充满了静电噪音和断奏的作品。
Noisefields， 1974
随着他们电子艺术作品的创业，瓦苏尔卡开发可以开启视频和数字艺术新的领域软件，向大众告知这里有新兴的一代对技术感兴趣的艺术家。和杰弗里·希尔（Jeffrey Schier）这位工程师一起，夫妇俩创造了一个名为数字图像发音物（Digital Image Articulator）的装置，可以实时的把影像形象化。在1971年，他们还共同创立了前卫的艺术空间：厨房（The Kitchen）；这里今天仍然存在。虽然他们在1974年停止了作品的合作，但他们仍向对方告知自己个人的练习的情况。
The kitchen
5.南希·雷丁（ Nancy Reddin）和爱德华·金霍尔茨（Edward Kienholz）
1972年，摄影记者南希（ Nancy Reddin）和激进艺术家Kienholz在洛杉矶的一个派对后走上了同一条路；他们一起所碰撞出的火花一直持续到了1994年，爱德华的心脏病的发作导致的不幸去世结束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当两人相识的时候，爱德华就已经用他雕塑和装置的在20世纪60年代洛杉矶艺术舞台上掀起了波澜，以城市碎屑组成，有点像美国文化的恶习酗酒，种族主义，暴力，卖淫等等。
Drawing for the Hoerengracht No. 9， 1986
与沃尔特·霍普斯（Walter Hopps）一起，他还创办了城市的传奇“斯画廊”（Ferus Gallery），有了安迪·沃霍尔的“汤罐（Soup Cans）”的第一次展览。但直到他遇到了南希时，才开始创造了一些这对夫妻一生中最雄心勃勃和大胆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他们在柏林工作，努力的去完成将成为其最大的，可以说是最有争议的装置艺术：TheHoerengracht（妓女的运河）（1984-1988），这是个40英尺长红灯区的复杂复制物，其中女模特在肮脏的水池里洗自己或无精打采地等待顾客。
6.克拉斯·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与柯斯杰·范·布吕亨（Cossje van Bruggen）
上世纪60年代，克拉斯·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的有关于家居用品和晚餐食物的大型软雕塑改变着波普艺术的历程。直到他在70年代中期开始与柯斯杰·范·布吕亨（Cossje van Bruggen）合作，他的作品上了一个巨大的规模。合作后，欧登伯格和范·布吕亨提出高耸的公共艺术的设想，15英尺高的羽毛球或51英尺长的勺子尖端有一颗晶莹的樱桃。由此看出，欧登伯格有着一个让生活中的物件伴随着荒谬的元素的喜好。
两人第一次相处是在1970年，当时欧登伯格的作品参与了在市立博物馆的展览，其中范·布吕亨也在当策展人。几年后，建立起了他们的第一个合作作品：Trowel I（用泥铲挖我）（1976年），一个41英尺高的钢锹戏剧性的有一部分插在土壤里。追忆这个项目，范·布吕亨想起了一个笑话，“克拉斯说，‘这个泥铲是我做给你的’。我说，‘这不是给我的，我不喜欢它！’”第二年，他们结婚了。
Trowel I
虽然一些批评家驳回范·布吕亨的贡献是多余，但两人声称，他们的合作是必要的--“对立统一性”，像范·布吕亨曾经描述的。在调整了共同工作的观念后，欧登伯格画出作品，然后范·布吕亨选择它的颜色，并监督其制造和安装。其结果是：古怪雕塑的支持者布满了地球的各个角落。
Leaning Fork with Meatball and Spaghetti II， 1994
7.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与乌雷（Ulay）
1980年，既是合作者又是恋人的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与乌雷（Ulay）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面对面站着，专心致志地望着彼此。阿布拉莫维奇手持一个紧绷的弓，乌雷手持一支带毒的正对着阿布拉莫维奇心脏的箭。弓箭的张力使他们身体后倾，带毒的箭随时都可能射向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观众在现场可以通过扩音器听到两人的心跳声。尽管这样的表演表面看起来痛苦、受虐，但是阿布拉莫维奇强调，承受痛苦从来都不是她所关心的，“痛苦从来都不是表演的一部分”。合作仅仅是一种方法，但绝不受痛苦或者创伤的左右。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都将痛苦看作是创作的一个障碍，而非他们创作的出发点。
行为艺术上，两人的合作从1976年一直持续至1988年，在此期间，他们实现了一些最大胆、最令人不安的作品。在1988年，《情人——长城》（Great Wall Walk）这件作品成了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的合作结束的标志。地点是中国，历时三个月，阿布拉莫维奇从位于渤海之滨的山海关出发，延长城自东往西行走；乌雷则从中国西部戈壁沙漠中的嘉峪关开始自西向东行走，总计行程超过4000公里，最后在位于山西省的二郎山会和，挥手告别，这段旷世恋情落下帷幕。
自长城分手，两人天各一方，乌雷从行为艺术界销声匿迹，直至2010年3月， 在纽约MoMA美术馆的The Artist is Present，乌雷出现在阿布拉莫维奇对面的椅子上，阿布拉莫维奇不禁潸然泪下。隔着一张木桌，这对曾经同生共死的恋人伸出双手，十指相扣，在分手22年后，达成和解。
（本文来源于artsy.net，译者有所删改）
来源：99艺术网 汪珂宇综合编译 作者：Alexxa Gott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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