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张爱玲当法官
张爱玲
一九五四年在香港
人生经历决定法官的司法哲学倾向，就如含着金汤匙长大、律师生涯里主要是为大公司服务的约翰•哈伦大法官（John M. Harlan）成为沃伦法院（The Warren Court）伟大的异议者一般，出身名门望族、饱经沧桑的张爱玲也成为革命年代的异数。面对傅雷的质疑，张爱玲写下了《自己的文章》，讲述了自己的裁判方法。
一 参差的对照
理论终究是信条，掺杂自负却成为教条；实践始终带有感性，盲目过头就变得任性。虽然张爱玲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但她不以为实践必然高于理论，也不以为理论凌驾于实践之上，而是认为两者相辅相成，“作品与理论乃马之双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在高屋建瓴的同时，为自己的技巧与境界之道定下基调。
与通常用的正与邪、善与恶、灵与肉极端对立的方法不同，张爱玲偏好“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这是她自创的用语，指在某种对比构思下的错落置放、调和对照，而不是两种事物的截然对立与斗争。既为对照，就有比较，但是参差就耐人寻味了。“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昧，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张爱玲以为，人生安稳是人生飞扬的底子，只有失去和谐，为了追求和谐去斗争才有意义，斗争的目的正在于建立新的和谐秩序。“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强烈的对立与冲突是种二元方法论，通过相互反对、相互排斥的激烈斗争展现社会现实与人性，参差的对照方法实质也是种二元方法论，不过较之前者，后者是不彻底的。二元论其实既可以是相互对立与冲突的两类原则与理念，也可以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两类原则与理念结合分析的过程。
同样的证据，当事人和代理人的同样意见，法官心证的思维过程和结果不一定一样；然而问题不止于此，法官的判决意见很主要是解决如何让判决具有最广泛可接受性的问题。对同样的判决结果，可以比较法官的不同思路，让多数人更有可能接受的论证应具优位。张爱玲的特点不是通过雷霆万钧的说教加于个案，也不是大刀阔斧地采纳这个证据排除那个证据，而是“参差的对照的”排列这些证据及举证、质证和认证的意见。貌似琐碎的比较，漫不经心地次序排列，实际上已经被设好让全部证据自己说话的整体逻辑和意象表达，当事人自己推演或者再得到些微点拨，往往就能从证据链中得到明确的启示。
二 启示与真实
虽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法官和作家都要面对读者。判决，重要的不只是说服自己，而是说服自己后又能说服别人，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通过某种方式让他们自己说服自己。“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正如法律制定后就由不得立法者解释，判决作出后，读者是各取所需，张爱玲强调，“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能让读者在比较以前或以后的案件过程中，不时从中发掘新问题，得到新启示，有新想法，这个判决就成其伟大了。
参差的对照的方法与启示的背后，是张爱玲对真实的认识。“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1]客观真实或许有那么一刹那闪现，但却是不可捕捉到的。既然自己认定的法律真实也不一定就是事实，不若保留一些思索与存疑，留下腾挪与想象的空间，有时甚至若干证据的真真假假分不清也无碍，通过整体参差的对照方法也能让人得到启示。所以《倾城之恋》里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中有朴素，“一个‘破落户’家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的冷潮热讽撵出母家，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正要陷在泥淖里时，一件突然震动世界的变故把她救了出来，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宿。……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三十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帐；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2]如果范柳原和白流苏继续演绎到离婚，张爱玲写判决书意犹未尽，附加的“法官后语”会写什么呢？这世界没有爱情，婚姻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抓住一些现实的东西。
倾城之恋
三 素朴的追求
“素朴”是什么？为什么不是“朴素”？张爱玲仅止于说自己喜欢，别人也说不清，更多的是避而不谈，我也一直不明白。无意间见到插花的女孩将花束拆开，细心地拈着一支支娇媚无比的玫瑰插放在盛了少许水的器皿中，花枝参差的形态与周围的环境映衬，赏心悦目，生命的真实与灿烂跃然眼前，我忽然好象明白了点什么，走了过去，闻了闻花香。
“花枝在瓶中，带着极疏落而萧然的韵致，剩下的余隙还有很多，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把一枝花插进去，甚至连十枝花都可以随随便便插得下去。
可是姜断弦手里拿着一技花，却好像一个要写一篇文章的学生，手里虽有笔墨，却不知该从何处下手。
他的刀一般的眼神，已在瓶中花枝的空隙间选了很多个地方。
可是他手里的花枝却没有插下去。
他的神色更凝重，不但额角上有青筋露出，甚至连刀背上都有，这段轻如羽毛的花枝，竟似已变得重逾千斤。
一一这又是为了什么？
……
忽然间，满天彩霞已现，夕阳已如火焰般燃起。
姜断弦心里忽然现出一片光明，随随便便的就把手里的花枝插入瓶中。
瓶中的花枝忽然间就呈现出一种无法描叙的宛约细致的风貌，花枝间所有的空间和余隙，仿佛已在这一刹那间，被这一枝花填满了，甚至连一朵落花的残瓢都再也飘不进去。
甚至连一只蚊蝻都再也飞不进去。
……
瓶中错落的花枝，每一根枝，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个阴影，都被安置在最好的地位上，恰巧能挡住满天夕阳，让它连一丝都照不进来。
丁宁凝视着这一瓶花，眼神就好像服食了某种丹砂的术士一样，忽然变得说不出的空虚和涣散，却又显出了一种无法描述的光芒。
——他是不是看到了他的神？
过了很久，他才能开口问姜断弦。
‘这是不是真的？’
‘是。’
‘你真的做到了？’
‘不是我做到了，而是你做到了。’姜断弦说：“你自己应该明白这一点。’
‘你也明白？’
姜断弦慢慢的点头，他的神情更严肃，甚至已严肃的接近悲伤。
‘别人不明白，可是我明白。’姜断弦说：“在别人眼中看来，也许会认为是我看出了你这一局的破绽，及时攻入，只有我才知道，刀与花的精魂已经尽在瓶中，我这最后一枝花如果不插进去，反而更见其妙。’
‘为什么？’
‘因为有余即不足，有空灵的韵致，就比『满』好。’
姜断弦悠悠的说。
‘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做得太满，否则他就要败。’”[3]
傅雷夫妇
“朴素”是由上（读“赏”）声到去声，一往无前；而“素朴”是由去声到上声，欲飞又归，婉转回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4]参差的对照方法是种技巧，素朴就是这种技巧追求的境界，这种境界平中见奇，是留有余味的和谐，是空灵的韵致。张爱玲以为，“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当判决意见斩钉截铁，不留后路与弹性，往往就失去适应未来的可塑变化，剩下只有政治角力的鱼死网破或者长期拉锯求得均衡。在维护公民权利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保守主义担心过犹不及，自由主义却宁可矫枉过正。Miranda v. Arizona案中，自由主义法官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严格限制警方滥用权力，确立了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的“米兰达规则”，这是证据的“绝对排除”规则：凡是执法人员违反该规则获得的口供均不得在审判中采纳为证据。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项规则的适用范围却不断发生着变化，后来保守主义法官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使用增加例外的方法逐渐缩小了这项规则的适用范围，自New York v. Quarles案开始，至今已有“独立来源”、“因果联系削弱”、“必然发现”、“善意”和“质疑”等例外。2000年的Dickerson v. United Sates案是保守主义法官彻底推翻米兰达案的机会，幸而“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则与“米兰达规则”深入人心的传统让部分法官犹豫，“米兰达规则”有惊无险地度过难关。但却让我们反思，约翰•哈伦大法官当时不是力陈这是极为危险的实验吗？早期的“米兰达规则”如此决绝是否应当？过犹不及与矫枉过正该如何平衡？
张爱玲对物质生活与人物对话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与想象，绵密细致的刻画，不厌其烦的描绘，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叙事技巧无意间契合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追求。然而，要做到素朴中庸的境界谈何容易？即使先插花布局的丁宁也不知鹿死谁手，只是正好有另一位绝世高手姜断弦尽力求证，两人才明白“刀与花的精魂已经尽在瓶中，最后一枝花如果不插进去，反而更见其妙。”这其中，丁宁虽义无反顾却仍有迷惘之思待证，姜断弦求证过程中先悟后破然后再悟，最后双双得益，就如一个极高明的充分论证过程一般，峰回路转，煞是精彩。判决也一样，没有强有力的反对者或者多数人的异议对照与论辩，又怎能见到异议者的浑身解数和力排众议者的高瞻远瞩？也许，民主的意义正在论辩中，只在表达自由中。
原来你也在这里
四 张扬的保守
她，个性张扬，惊世骇俗。她，穿着奇装异服到印刷厂去校《传奇》稿样时，整个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然而，张爱玲到底是一个保守的女子。这是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的保守，不是三从四德的保守，也不是维护极权专制的保守，而是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相对应的政治哲学。保守主义者对人类本性与社会发展有相对悲观的看法，认为自私、苦难、贫困、邪恶、等级等现实的一切是永远伴随人类生活的，只能在尊重传统和立足现实的基础上，以谨慎、渐进、有限的措施去改革，用激进革命与宏大乌托邦方案改造的方式反而会适得其反。“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5]，表象下面的真实多少有些残酷，然而人生却是复杂和实实在在地忙着换华袍和捉虱子。“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6]因此，自她眼里望去，人生只是苍凉。她只满足于小打小闹、缝缝补补的零碎工程，而不是追求大开大阖的社会改造；她反对“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7]，但是人生的虚无与苍凉又让她不时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折衷、妥协姿态。
凡是想把人间建成天堂的人，都在把人间变成地狱，张爱玲的判决只以繁复的技巧将判决的核心意见局限于个案和思虑更多的例外，这是她的可贵之处。但是，美有余，力却不足，也有自己的诸多弱点。当自由基础受到动摇的威胁，当公民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司法能动主义的狂飚突进正当其时。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指出，“保守主义，从其性质来看，无法对我们现在的行动方向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它或许能通过对当前潮流的抗拒而成功地延缓那些并不可欲的发展变化，但是由于它并不能指出另一种方向，所以它也就无力阻止它们继续发展。”[8]保守主义者的最大特点就是缺乏坚定的原则，喜欢保守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利益衡量时往往对原则弃之敝屣，这是极其危险的事。力中含美，美中蕴力，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都有共通的自由基本理念，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都有合宪民主的追求，在一个广袤的法治旷野，原是取长补短、结伴同行的。
遗憾的是，傅雷与张爱玲的比较终归不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比较，而是另一个角度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英雄主义与世俗主义层面的比较。至于张爱玲四十三年后在《张看》自序中对《金锁记》的变化，也许她又有什么感悟，我以为如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的转向受到不同评价一般，时过境迁已经不能简单类比了，但傅雷的意见给予她极大的帮助是勿庸置疑的。方法论就是人生观，在偏好某些方法的时候冥冥中就选择了在那个时代能由自己选择的命运。怀思各自结局，唏嘘不已：我行我素的张爱玲远赴域外孤独终老，无声无息苍凉逝去；满怀理想的傅雷投身火热的革命洪流，最终在文革中和夫人悲愤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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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烬余录》，《张爱玲文集（全本）》第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2]《论张爱玲的小说》，傅雷著。
[3]《风铃中的刀声》，古龙著。
[4]《道德经》第十九章，老子著。
[5]《天才梦》，《张爱玲文集（全本）》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6]《中国人的宗教》，《张爱玲文集（全本）》第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7]《烬余录》，《张爱玲文集（全本）》第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8]《为什么我不是一名保守主义者》，《自由秩序原理》的跋，哈耶克著，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未注明出处的其他引文均出自《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全本）》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罗锦祥律师，广东隆利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商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兼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校友会广东分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理事；广东省律师协会律所建设指导工作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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