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alrisk推荐】什么是经济学？
什么是经济学
美国经济学家珀西·L. 小格里夫斯（Percy L. Greaves, Jr.）2012年8月刊登于《米塞斯日报》，由公众号“风灵”翻译首发，本文经译者风灵授权发布
作者: 格里夫斯
翻译：丰小英、韩翊萱、和雨
校对：风灵
珀西·L. 小格里夫斯（Percy L. Greaves, Jr.）
我十分荣幸受邀远来到此，于本周和下周与你们对话。我要向林奇先生和自由研究中心表达我的谢意。
如林奇先生所说，我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一名学生。我认为米塞斯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如果我们的文明、整个西方文明将能得以保存，那唯一的原因是比起今天，他的思想更为普遍地得到接受。
第一讲，他们要我谈谈经济科学。
经济学：一门关于手段的科学
经济学有时候被认为是一门非常枯燥乏味的学科，是与一本本布满尘埃的卷宗打交道，卷宗里都是关于实物商品和服务的统计数据。但经济学其实并不是一门枯燥的学科，不是一门沉闷的学科，它无关统计数据。它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与激励人类的思想相关，与人类从出生到死亡如何行动相关，与所有一切中最重要也最有趣的奇妙表演——人类行为相关。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必然是经济学家，我们都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如何在日常工作和家庭生活中成为更好的经济学家，并成为我们国家和世界的好公民。今天教育中最大问题就是，怎样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学。关于我们所有最根本的政治问题，我们歧见丛生，但基本都是经济学问题。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些经济学问题。而最好的答案只能通过研究合理的经济学原理来发现。
很多人认为，经济学不过是见仁见智人言人殊的看法。但经济学并不研究因人而异的看法。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作为科学它处理的是永恒的法则——那些人们无法改变的法则——那些持久不变的法则。如果我们想生活更加称心如意，我们就必须提高理解和运用这些经济学规律的能力，以求获得更多所需之物。因此，文明世界若要存在，人们就必须更多地了解这门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
我伟大的恩师，路德维希•米塞斯把他的巨著称作《人类行为》 （Human Action）。他把经济科学缩写成两个词：人的行为（men act）。从这两个词开始，他建立了整个经济科学的体系。他指出，目的决定所有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在此，我们并不处理无意识的身体机能运作。我们处理的是人们获取生活中所追求之物的企图。这就是我们聚在此处将要稍微多了解点儿的东西。
在贯穿我们一生的每一个行动之中，我们总是拿我们已有的一些东西，去交换我们更想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或其他稀缺之物，去交换想要的东西，我们每个行为都是一种交换——用我们已有之物去交换我们所求之物。如果我们想在生活中得到更多，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习改进我们的行为。
我们在生活中真正想要的事物，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事物，即我们最终的目标，并不是由经济学来帮助决定的。我们自己选择最终的目的和目标。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从父母、老师、神父、哲人、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那些帮助我们决定想要什么的人的思想中，形成了我们的观念。然而，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什么对自己而言是真正重要的。没有其他人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我们需要的或喜欢的。独裁者不能、官僚也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我们完全为自己所决定的事，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
如果我们对各自想要的东西意见分歧，我们可能会拳脚相加。如果这种争议对我们相当重要，我们可能会试图用战斗来解决问题。但是大多数人对需求意见一致。最大的分歧在于如何得到大家所渴求之物。这是手段而非目的不同。对于这样的争议，经济学提供了明智的解决方案。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希望和平富足。当然，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家庭、国家和全世界，我们需要和平富足。大多数人都知道，如果我们想得到自身的、家庭的和国家的和平，那就必须与其他人、其他家庭和其他国家和平相处。但是说到富足，就存在很大的争议了。许多人想要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获得富足。很不幸，如果我们只想要自己获得富足几乎不可能，他人也必须富足才行。富足与和平一样，必须是普遍性的东西——是必须和所有人分享的东西。
因此，我们现在明白学习经济学的原因了。
良好意愿并非足够
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以逻辑一致的正确理念和行为替代根植于流行谬误中自相矛盾的理念和行为。大多数人都接受许多常年流传的谬论。我下一讲中，将解决一个最重要的谬论，如果不是最关键的谬误的话——这一谬误得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归咎于此。我将详细阐述很多人都有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只有公平交易才是平等交易。
普通人，一般人，任何人，都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如果他确信这种改变将更好地服务于自身的利益。没有人致力于失败。他总是想采取能让他成功的方法来利用他所有的手段，以获得任何他最迫切需要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无可避免。
我们的工作，尤其是我的工作，都是为了展示经济科学——这就是，是自由市场，而非政治干预或社会主义，将帮助我们所有人得到更多想要的东西。因此，我们对自由市场的规律了解越多，我们的同胞对这些规律掌握得越好，我们就能更成功地获得更多最想要的东西。
不管我们意愿有多好，美好的意愿从来不能让不合适的手段适合于实现所欲求之目的。我们不仅要警惕那些居心不良之人。诚然，有少数人寻求权力、寻求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但这世界多是怀揣美好愿望的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许多拥有最良好意愿之人却被一些流行谬论所欺骗。
有时，我会讲一个故事来说明这点。这是两名服役中的美国水手在斯德哥尔摩度周末的故事。象大多数品行端正的美国男孩那样，他们从小受到教育周日要去教堂。因此他们找到了一座瑞典大教堂走进去。当然，他们发现仪式中用的是瑞典语，两人对瑞典语一窍不通。他们坐在前排，坐在一位绅士后面。他们俩商量好，当前排绅士站起时，他们也该站起来，而当他跪下时，他们也该跪下。这样，他们就能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这都是出自最良好的意愿。
仪式进行当中，前排的绅士站起来了。于是这两个穿着美国制服的海员男孩也站起来了。教堂的会众慢慢地爆发出笑声。两个男孩尴尬地坐下。仪式结束后，他们与站在门口的牧师交谈，发现他懂英语。其中一名水手问他，为什么他们站起来时遭到了人们的嘲笑，牧师微笑着轻轻摸了摸他的头，说：“我当时正在宣布洗礼，并让父亲站起来。”而男孩们怀着最良好意愿站起来了。
我们中很多人就像这两名海员，做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不知道别人会认为这些行为有多么可笑。
因此，良好的意愿并非足够，无论是去做礼拜、帮助邻居、做生意甚或在家里干活。小孩子想在厨房里帮妈妈的忙，把手伸进火炉被烧伤。不管她的意愿有多好，她受伤的严重程度不会减轻分毫。因此在生活中，这不能算作是善意。这就是现实。事实是，只有正确地选择行为，才能产生你所追求的结果。问题不在于这一原则是否新颖，而在于它是否有道理。
未来能被改变
人们既不会追求也不会支持一个自由社会，除非他们确信，自由市场的自愿合作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所需之物，比其他任何劳动分工系统所提供的都更多。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全世界有很多人都不明白自由市场社会的运行机制。因此，他们寻求政府干预；他们诉诸武力，而不是在市场上自由自愿的合作。他们认为他们能从政府干预中获得比自由市场上更多的东西。
如我所说，经济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而生活都是人类行为。所以我们讨论的是全部的生活。让我更深入地谈谈人类行为。
要活着意味着行为。行为意味着选择，选择和拒绝。每次你选择一种行为，你就在拒绝所有其他你能采取的行为。当你决定来听这个讲座的时候，你就拒绝了此时待在其他地方的可能性。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意味着一种选择。我们总是选择那些我们认为将带来最大满足的行为。所有的行为也意味着改变。它暗示未来能被改变。我们一直试图去做的，就是用我们所有的东西换取我们所求的东西。我们希望改变未来，变成我们所喜欢的样子。所有的人类生活都是一种改变未来的尝试。
有些人有时说他们想知道未来。比如，他们想知道下周股票价格的走势。然而实际上，我们并不想知道未来。假如你、或我，或任何一个人能知道未来，这就意味着尘埃已定，而我们将不再采取行动去改变它。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一种改变未来的尝试。我们对能够改变未来的行为有广泛的选择。如果我们为实现自己的目的选择了正确的行为，所产生的未来情形将如己所愿。
所有人类行为也意味着不完美。如果我们已臻完美，就没有了行动的理由——就没有了改变未来的理由。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已拥有了想要的一切，就没有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当这一天来临，你得到了一切想要的东西，告诉我。我好安排来参加你的葬礼，因为你随后便将死去。因此想都别想我们可达至完美，或者我们能够得到想要的一切。生活就是一系列试图改善未来的行为选择，对我们而言，未来总需要改善。生活永不完美，但是它可以改变，而我们的希望就是，我们的行为产生的改变将使之更好而非更糟。
人类行为通常独一无二
每一次人类行为也就意味着有一个自我选择的目标。你每行动一次，你的脑子里必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这就意味着不管你何时行动，你已经选择了一个目标，而你试图为达到目标行动。每一次人类行为都是用你所有之物交换所求之物的一次尝试。这句话我之前已说过，而在这一系列讲座中我会多次重复，好让你们完全理解这点：以上正是每次行动我们所做之事。
现在继续我对经济学的定义。我已经申明了全部生活都是人类行为，进一步讲，经济学就是关于有目的的人类行为的科学。它是一门关于实现所希望目的之手段的科学。它揭示了人类行为即是，有道德且聪明的人会用最少的时间、精力和稀缺物品来实现自己所选择的目标。当我说“用最少的时间、精力和稀缺物品”时，我的恩师米塞斯会认为，我是多此一举的自我重复，这种意义本已涵盖于其中。
在这世上，思想和价值判断的产生和联系绝无可识别的规律，因此，人类行为的进程和行为之间的关联，也无规律可循，经验在研究人类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迥异于它在自然科学中所扮演的角色。人类行为的经验是历史，而且仅仅是历史。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决不是一个我们能够重复，确信总能得到相同结果的情景。有了新的信息，新的事实，新的联系，新的知识，对同样的情况我们的反应不同。故而当然，我们不可能复制完全相同的社会情况。
推理和经验告诉我们，存在两种不同的领域：物理、化学和生理现象的外部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想法、感受、评价和生活目标的内部世界。没有桥梁连接这两者。它们不是自动相连。我们总有权利去选择我们的行为。完全相同的外部事件常常产生不同的人类反应，而不同的外部事件有时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人类行为。我们不知道原因何在。
因此，人类行为的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除了在生理学、医学、或生物学的意义上，我们不能对人类做实验。在观念的领域内，我们不能像自然科学中那样做实验，我们不能复制情景——其中所有的事物都保持原样。我们无法改变一个状态并总得到相同的结果。我们不能实验人类行为，因为这个世界的人口、知识、资源都在不断改变，而无法保持静止。
在经济学里，我们必须用思想去推导结论。我们不得不说，其他条件相等，其他情况相同时，这种变化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效果。我们必须得在思想中追踪那些因刻意的改变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应对的是可变的人类。我们无法进行真实的实验，因为人类的情况在真实生活中，不能像在实验室里做化学实验那样复制、控制或完全操纵。因此，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天差地别。我们无法实验也无法测量。没有常数用来测量这些行为，或测量决定这些行为的力量，或测量人们的选择。为了测量你必须有一个恒定的标准，但是并不存在这种恒定的标准来测定人类的思想，价值和观念。
由于与自然科学有巨大的差异，我们必须使用一种不同的方法论。经济学不是经验主义的，因为不存在常量，不能测量。很多年来，人们曾认为货币或者货币单位是一个度量单位。现在我不这样认为，在阿根廷这里，你必然会被告知，货币单位的价值不恒定。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处理这个问题。但是确实有人认为是它是恒定的。也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改变形势，因此能够创建一个常数，或一些指数，他们认为可用这些来测量货币单位的价值改变。
科学：对真理的探索
讲了些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之间的差异之后，现在我想谈谈经济学也就是人类行为学，有目的性的人类行为科学与其他所有科学的共同之处。科学总是且必须是理性的。它是通过对所掌握的全部知识内容进行系统性整理，以从思想上理解宇宙现象的努力。科学不涉价值评价。经济学的确不涉价值评价。科学总是价值中立。经济学价值中立，但是它会向行动中的人提供形成他价值评价可能需要的所有信息。
科学仅仅旨在发现真理。它寻求真相。它不处理见仁见智的看法或者价值判断。所有的科学致力于追溯每一种现象的原因。总会有某些不可简化和无法分析的现象，某些终极的设定（ultimate given），某些先验的假定（prioripostulate），你无法再往前一步。所有的科学中，如果“D”是你想要的，且“C”会产生“D”，那么你就会去寻求“C”。如果你知道“B”产生“C”，你就会去找“B”，且如果“A”产生“B”，你就会去找“A”。你一路追到了“A”。于是，“A”会给你“B”，而“B”会给你“C”，“C”又给你“D”，而“D”就是你想要的。
在科学中我们永远往前追溯。我们会回到某个点，再也无法向前一步。经济学和其他每一门科学皆是如此。在经济学中，人类活动是一个终极的设定，是有能力引起改变的力量之一。只有两种方式能引起改变。一种是自然科学中的自动方法。我们坐上小车转动钥匙，它就开始让某些东西自动运转，从而引起变化，我们希望借此变化让汽车开动。而如果这辆车工作状况良好，它就会开动。在人类行为中，我们有另一种力量来引发改变，这就是行动之人的目的。这个目的会引发行动而产生改变，从行动者的角度看，他希望借此改善未来的处境。
经济学就是从目的和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来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经济学追求利用手段来达到选定目的的效率，其本质上是自由企业理论。
先验假设
如我所述，我们尽可能地往前追溯。米塞斯回到了“人类行为（men act）”这两个词上。经济学的一切都包含在这两个词里。但因为我们要理解这点很困难，所以我把这两个词扩充为三个先验假设，我称之为经济学——为达到预期目的的人类行为科学——的三个先验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所有人从自身角度而言，都试图改善其境遇。这是我们所有的人一直努力所做之事。从我们自身角度来看，我们在不断努力获取某些东西来改善处境。这个假设遭到了攻击，一些人认为它太物质化了。当然，它包括物质性目的的人的行为，但不仅仅适用于此。它同样适用于纯粹的利己主义者、纯粹的利他主义者、纯粹的禁欲主义者、纯粹的享乐主义者，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其目的是混合了以上各种动机的人的行为。我们都有一些完全利己或完全利他的目标。我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的行为，而是我们从各种可能的选择中所选定的，能给我们带来最大满足感的行为。
在生活中我们追求的许多东西不是出于完全的自私。仅仅几个月前，一位年轻勇敢的捷克斯洛伐克男孩为了他的信仰而牺牲了生命。他认为他是为自由而死。他的行为当然不是自私的或物质的。
我们大多数人为他人做很多事，不仅仅出于自私的目的，但从我们的观点看，我们总是试图改善未来的情形。谁在圣诞节的早晨获得最大满足，是孩子还是父母？这种事你无法测量。如果一个人为了在死后能继续照顾所爱之人去购买人寿保险，他是自私的吗？当然不是！我们做许多事，试图以此在各个方面改善未来的情形，都不是纯粹的或完全的自私。
让我们记住，我们所追求的人的满意度，是世界上最为非物质的东西。然而，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有终极目的。我们总在寻求我们想要之物。
甚至罪犯，当他犯下罪行时，从他的角度来讲是选择了一种他认为是对他最好的行为。让我们记住，所谓的物质主义包括神父和音乐家的工资，艺术、音乐会和哲学书的价格。所有人都追求的满足感，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迹可寻的东西。它不一定是物质的，当然，虽然物质也包含在这第一个假设的范围之中。我不是说我希望它是什么，或者我认为它应该是什么。我在讨论科学，科学是对真理和真相的探索。这就是人类的行为方式，这就是人类所作所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行动——从他们的观点看，是要以行动来改善未来状况。
现在来谈第二个假设，我坚持这是先验的，因此对所有人都显而易见，第二个假设就是可供改善人类情形的因素是稀缺的。这是世界的现实。远在1776年亚当•斯密写下他那本著名的《国富论》之前，众人已皆知，独立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吝啬而贫瘠。这个世界没有足够的令人满意的东西供给所有人一切需求。这便产生了经济问题。人类有无尽的欲望，然而没有足够的东西可满足所有的欲望。所以，一些人就必然有许多欲望未得满足，而所有的人都必然有未得满足的欲望。
我说东西是稀缺的，是指它们相对人的需求来说是稀缺的。各种东西除了它们能满足某些人类需求的关系外，没有什么性质能让其成为经济物品。我们说好鸡蛋稀缺。因为没有足够的数量来满足人类对鸡蛋的需求。鸡蛋是经济物品，我们必须为它支付代价。一些人必然没有得到他们所需数量的鸡蛋。或许坏鸡蛋的数量比好鸡蛋更少，但是我们不说坏鸡蛋稀缺。我们通常一个坏鸡蛋都不想要。经济上的稀缺性总与人类需求相关。这是重要的一点。
在我继续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先验假设之前，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经济事实：TANSTAAFL。这是流行于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一串字母，那时什么都用字母表示。在英语中这些字母代表：“There ain’t no such thingas a free lunch.”（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译者注）。这是生活中的事实。如果某人得到了一份免费午餐，其实付款的另有他人。
继续第三个假设：人会犯错误。我们都在努力减少错误。我们在此学习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转变我们所持的错误观念，很多是流行的错误观念，代之以经济学的真理——也即是，我们试图减少我们作为人类会犯下的错误。
全部经济学由这三个假设发展得出。我们试图利用我们有限的手段来改善我们的状况，而行动中我们会犯错误。我将在我所有的讲座中贯穿始终，详尽阐述这三个假设的应用。
人类追求满足感
我们这个时代的麻烦就在于，我们不知道或者意识不到我们在做什么。就像瑞典教堂里那两名美国水手，结果事与愿违。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问题是怎样才能最好地改善我们的状况。也许我们这一时代最普遍的矛盾就是我们市场行为中的冲突。作为消费者，“我们”用我们能发现的最低价格来购买想要的东西，以此行为回报那些能最高效地满足我们需求的人。作为生产者、销售者，特别是作为工会的一员，“我们”选择安全和高价，竭力保护无效率。这些矛盾的政策相互干扰。这会导致形势的分裂和人格的分裂。经济学带来了答案，带来了能实现所追求目的之手段的知识。事实上，今天，如果我们继续整个西方世界现在正在施行的政策，我们将结束和平。而且，如果我们不能改进目前的政策，我们将结束现在地球上亿万人的生命。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前述的这些假设是对是错？我坚认其正确。我认为每个人都不得不同意，他选择有目的的行为以寻求改善未来的状况，他期望所选择的方式未来的结果，比当时他所能选择的其他任何方式都好。他有稀缺的物品、稀缺的时间、稀缺的精力，他用这些稀缺的因素来生产更多的东西，他对这些东西评价更高，而且他会犯错误。
现在，要学习经济学，你无需昂贵的仪器。你所要做全部的事情就是用好那个小小的空间：你的两个耳朵之间短短的距离，这个小小的空间正遭遇眼下世界上最严重的失业。经济学，如同逻辑学和数学，是抽象的理论推导。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明智地使用我们的大脑，清楚地思考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无偏见地看待它们。我们需要知道所选择的行为和政策是否适合完成所追求的目标。要改正错误，最重要的就是发现错误，然后承认错误，最后避免错误。
经济学与简单的人性规律相关，即人类努力用最小的牺牲来获取最大的满足。人类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它总是试图增加人类的满足感。一个自由无阻碍的市场经济趋向于产生并提供最大可能的人类满足感。这是我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想要为大家所展示的。
在自然科学中，没有与人类行为的目的性对应的范畴。自然的行为没有目的，除非有人类指挥。如果一棵树的生长是有目的的行为，它就是神的旨意。如果自然行为有任何目的，那么是上帝决定其目的。我们通过学习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的先天行为。然后，我们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明智地使用它们。
先验假设的推论
由三个先验假设继续前进，我们得到了推论。这些推论源于先验假设，或是从先验假设中推导而出。第一个推论，正如这里阐述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生物。也就是，我们用上天赋予的思想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致力于成功。
称某人“无理性”很常见。科学地讲，只有失心疯的人才是无理性的。人会犯错误，是的，但他们总是选择自以为最有可能获得想要的结果之手段。他们从不争取失败。他们的推理或许错误，但那是他们最好的推理。如果我们想说因为谁的论断错了，因此他的论断无理性，我们最好要小心，因为那就意味着无论谁犯了个错误都成了无理性。我们都会犯错误，因此照这种逻辑，我们都无理性。
我们美国第一位伟大总统乔治•华盛顿，他病危时，床边围满了一些能请来的最好的医生。这些医生认为，要延长他的生命，能采取的最好办法是帮他放血。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华盛顿则即刻死去。现在，如果一个医生这样做，我们会称他为凶手。但是你能说当时那些医生是无理性的吗？不是。他们用了他们的最佳推断。许多最聪明的人最理性的思考往往是错误的。不管我们打算做什么，我们的行动总是为了取得成功。在此意义上，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从我们的观点看，我们都试图改善处境，而我们利用当时所有的知识尽最大的能力来思考。
第二个推论是所有的人类行为都需要花费时间。这看来非常明显，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我们的时间本能用于它途。我现在不打算详加阐述。下一讲我会多谈一些。然而，我想提出的是，社会主义者忘了考虑这一事实。他们不考虑时间成本。对时间的付费是利息。而他们忽视利息。实际上，美国的许多税务官员认为利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有人，包括社会主义者，想要废除他们所称的“不劳而获的收入”。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建议停止对时间付费，而时间是人类每一项工作的必要因素。
下一个推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有后果。当然，除非想要产生某种结果，否则我们不会行动。我们更喜欢那种结果，胜过所能选择的其他行为和不行为能够带来的结果。这涉及手段和目的、涉及原因和结果。人的大脑存在因果关系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希望行为产生后果，就没有理由行动。
存在着我们从不知晓的初始原因，因为没有人能构想无中生有的事物。我们知道我们所创造的一切东西，都来自于先前的物品或行为。我们行动时总是知道这点。前面曾提到，仅有两种方式会产生变化：人类有目的的行为和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行为——自然科学指物理、生物、化学和其他我们称之为自然科学的学科。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有后果。良好的意图不能决定其结果，而取决于理论是否合理，是否能发挥作用。不在于我是否喜欢它，也不在于我说它应该怎样，或米塞斯说它应该怎样。唯一的问题是所选择的行为是否会产生期望的结果。
选择有价
经济学试图处理现实，并提供手段，帮助我们获得期望的结果。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这样的结果，我们必须知道产生所期望的结果的行为。这总要涉及一些牺牲。我们所做每件事都有成本。这意味着每一个人类行为都有其经济学的一面。当我们选择某样东西时，我们不得不放弃某些不能同时拥有的其他东西。这就是选择的经济学方面：以我们所知的最好方式，利用我们的稀缺手段，来产生我们最想要的的结果。这正是经济学的问题。
当你只有一个目的，而你想知道实现它的最佳手段，这存在技术性问题。当你有不止一个目的，而你必须从这些可能的目的中选择其一时，这存在经济学问题，你意识到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必须放弃其他某些目的。若想要某样东西，又意识不到且不愿意付出这种成本，这不理智。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有如此多的人想不付代价就得到些东西，或是以他人为代价而得到些东西。我们不是真的想要什么东西，除非我们愿意支付全部代价，或是愿意接受其结果。
继续下一个推论：人们选择那些自以为最能改善其状况的行动。当然，和其他的假设一样，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这不是我想它怎么样，也不是我说它应该怎么样。这是人类的行动方式。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出发，他们选择最能改善自己状况的行动。现在，他们的行动也许是在尽力改善他人的状况。他们也许会从帮助别人或者推动某项事业中得到满足，就像我们的朋友林奇先生，他把演讲者带到你们这些努力推动自由事业的人面前，从而得到满足感。
理论的重要性
我们都有需求，这些需求未必是最基本的生存之需，但我们总是选择就我们看来最能改善处境的那些行为。这意味着，人们的观念决定着行为选择。这也意味着世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观念。哲学家约翰•洛克曾说过：“我总是认为，人们的行为是他们思想的最好解释。”米塞斯的老师庞巴维克说：“除非完全清楚某一问题的理论层面，否则我不能有益地讨论其实践层面。”
我们听到许多贬低理论或理论性东西的声音。这很不幸！因为近些年指导人们的经济学理论多的是糟糕的理论——不起作用的理论。因此，我们似乎看不起理论了，转而寻求“实际”。事实上，理论与实践不存在对抗。只有好理论与坏理论存在对抗。轻视理论是不幸的，因为全是理论驱使着我们。是观念指导着我们一切行动。让我们记住，你无法枪毙观念。能够阻止坏观念的唯一办法，是让持有这种观念的人确信别的观念更好——那就是，能更有效地达到他们的目标。经济学领域需要更好的观念胜过一切，需要良好的观念，站得住脚的观念，起作用的观念，不会被成功推翻的观念。
从前述几个附加假设里可得出结论：观念决定行为。因此，最大的问题是持有正确的观念。可靠的理论是最重要的。没有理论，就没有行动。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即就我们看来，所选择的行为能够改善我们的状况，我们就不会行动。这正是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即选择我们行为的自由。自由的本质是人们是自由的，不仅自由地选择行为，而且能自由地背离传统思想行为方式，因此，他们为自己规划，胜过建立某个权威为他们规划、并阻止他们自己的规划。
我们都从他人的自由规划中获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使用自己不能发明或生产的东西。我坐喷气式飞机到了这里。我对怎样制造一架飞机一无所知，而我仍可受益于飞机制造者的自由。今天你们大多数人都戴着耳机，我们都受益于耳机制造者的自由。我们都受益于他人所享有的自由。过去许多发明者有他们的困难。我们受益于古登堡先生的自由，他发明了无价的打印技术，却被现代国家的国库如此滥用。
所以自由不仅对我们自己很重要，而且对我们使用他人的产品很重要，这些产品是那些能改善我们处境的人的自由所得。我们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着史上最高的生活水平。我上次来阿根廷是1925年，那会儿我还是个年轻人。过去的44年里，我看到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巨大的改变来自于本国人民，也有许多来自于国外的人民。正是因为他们有以新方法发明和生产的自由，而不必局限于陈旧的方式，我们才得以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经济学的问题就是给人们的大脑传输正确的观点、适当的假设，然后清楚地思考，以已有的资料合理地思考。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从混乱的已知信息中认识到决定性的因果链。既然存在着信息的改变，可用手段的改变，需求的改变，我们就必须有新的想法，新的思考，以及新的解决方案。
应用经济学由这样主张构成：如果你需要什么，那你必须得那样做——如果什么是终极的善，那么与之明显冲突的东西，你必须果断放弃。
凯恩斯论观念
现在，我要提到一位绅士，我并不总是同意他的看法。事实上，在许多基本方面与我他存在分歧。然而，我同意已故凯恩斯爵士写在他的《通论》最后一页上的话：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念，无论是对是错，比一般人所认为的力量更为强大。实际上，这个世界不是由别的什么统治。那些相当自信认为能够免受任何精神世界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defunct economist）的奴隶。”
先跳出这段引述，今年年初，《伦敦经济学家》就认为凯恩斯爵士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位“已故经济学家”。
继续刚才的引述：
“掌权的疯子们，道听途说，从若干年前的拙劣学者那里获取了他们疯狂的念头。我确信，既得利益的力量，比起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来，是被大为夸大了。的确，思想的作用不是立竿见影，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因为在经济和政治哲学方面，没有多少人在25岁或30岁还会受新理论的影响，所以，公务员、政治家、甚至煽动者所运用于当前事件的观念，一般不是最新的。但或迟或早，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才是危险的，可能为善，可能为恶。”
人们今日实践的许多观念其实都是马克思的观念，尽管实践这些观念的人很少意识到这点。他们不能理解，问题正在于获得正确的观念，获得有效的观念，而良好意愿并非足够。
逻辑思想和真实生活不可分离。逻辑对人类而言是掌握现实问题的唯一手段。理论中的矛盾也就是现实中的矛盾。人们必须通过揭露虚假的理论、阐明真相来纠正错误。所涉的纯粹是思想性问题。我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真理，因为那些散布谬论的人也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谬论。
人类行为
我们总是致力于成功。我们思考的逻辑就是我们行动的逻辑。推理和行动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行为是推理的结果。我们着手做事时必有某个目的，且消除了与此目的不一致的可能行为。剩下的就是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我们希望这一行动能产生想要的结果。
最后，我重复一遍之前所说：不管我们的意愿多么良好，这些意愿从来不能使不合适的手段适合于实现所欲求的目的。问题不在于一个学说是否新颖，而在于它是否合理。只有向人们证明更好的新观点能进一步实现他们的需求，才能杀死那些错误的观点。那些对实现自由社会和自由世界感兴趣的人必须意识到，人们不会追求和支持自由社会，除非自由市场的自愿合作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所需之物，比其他任何劳动分工系统所提供的都更多。
学习经济学的主要原因是用逻辑一致的正确思想，去替代那些在无知之人中非常流行的不一致的错误思想。正如亨利•赫兹利特在他那本著名的小书《一课经济学》中所说，在我们行动之前，我们应该考虑该行为所有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世界上，我们最需要合理的经济学思想，胜过其他一切。如果我们从正确的假设开始，然后以正确的逻辑推导，那我们将得到所希望的结果，所付出的因有限而宝贵的时间、精力、金钱和其他稀缺物品的代价最小。
我们还有时间提问。提问须与这一讲主题相关。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只要我有能力回答。
当然，这一讲我试图表达的是，我们都致力于成功。问题在于要知道如何才能获得成功。在下一讲，我将讨论“价值”，在此领域中的严重错误以及人类所知的最好的思想。
前面我提到的亨利•赫兹利特，写了一本伟大的著作《一课经济学》，我相信有西班牙语的版本。最重要的一课是，我们应该考虑任何拟定行为所有不可避免的结果。太多的人只考虑短期效果，或局部效果，而非对所有人的效果，或长期效果。我希望我已经表达清楚了，希望你们已明白我的意思。我试图陈述的这些情况，就我所谈到的，我相信诚实的人不会不同意。
问：为什么必须要我们坚信自由市场是满足我们需求的最好方式？
答：如果我们相信自由并想劝说别人也相信自由，那么我们必须向他们证明，自由能让他们得到更多想要的东西。我们中的任何人如果靠自己生产能过多久？我们有高水平的生活，因为劳动分工，因为我们互助合作。我们不像森林里野兽，互相厮杀。我们合作。正是因为其他人也同样需要我们所需的东西，我们才能以低成本大量生产，而大量生产意味着大量消费。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生产汽车，我们得付出多大的代价？正是社会合作增加了消费者所需东西的产量。大多数人不明白，只有在自由之下他们才能得到更多。我们之中理解这一点的人，我们之中需要自由、想得到更多的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使他人确信这是最好的办法。没有普遍赞同，无法享受到自由的好处。现在，在自然科学中，一个人可以自行完成一件工作，比从前的人做得更好，然后逐渐说服少数人这样做更好。但是在人类行为学领域，我们要改变体制或改进法律，就不得不先获得大多数人同意。我们必须达成一致。所以，我们想要达成一致，如果我们想走向自由、走向和平和繁荣，我们必须让大部分人认识到实现他们需求的最好方法。他们在目的上不存在分歧，分歧在于实现的手段。他们认为拿走别人的东西，就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我们会在下一讲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问：目前凯恩斯主义的状态如何？为什么你说它不存在了呢？
答：首先，让我更正一下。我没有说它不存在。它没有不存在。我是说《伦敦经济学家》说凯恩斯现在是一个“已故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他逝世了。但他的观念仍然活着。引言如此，“那些自认为能够免受任何精神世界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其实我的言外之意是，就影响而言，我们现在很多人，而且不幸的是，很多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都是凯恩斯的奴隶。我们中有些人同时也是马克思思想的奴隶，在物理意义上马克思当然不存在了。这里说的是，这些人虽已逝去，但他们的思想仍然活着。马克思思想和凯恩斯主义今天仍然活着。以后的讲座我们会继续讨论凯恩斯，特别是我们讲到货币的阶段。
问：发明家发明飞机的自由，与人们生产飞机的自由、以及人们使用飞机的自由是一样的吗？
答：首先，我要说自由不可分割。你不能失去一部分自由，言论自由，交易自由，出版自由，而不会最终失去你所有的自由。当然，所有的自由都基于经济自由。自由不可分割。没有一个人能发明飞机。需要很多很多很多人才发明了今天的喷气式飞机。它有许多故事，许多一点一滴的改进。
我伟大的恩师米塞斯问：“1969年的汽车是什么样的？”他自己回答道：“它只是在1909年的汽车之上有了千千万万的点滴改进”。提出改进建议的每个人都希望获利。虽然很多提出建议的人实际未能获利，但正是这些人改进汽车的自由，才让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汽车。不是一个人发明了它，也不是一个人制造了它。
制造一架喷气式飞机所需的计划和说明将会汗牛充栋。它需要各种不同才能的人。正如多年前另一位受邀到此给你们演讲的人，伦纳德•里德所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生产出哪怕像铅笔这样简单的一样东西。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有办法完全独立地将原材料制作成带橡皮擦的铅笔。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生产出一架喷气式飞机。这需要数百，甚至数千人的合作。我们使用飞机需要他们的自由，因此我们才能利用我们的自由来使用他们的思想成果，而他们通过帮助我们以努力获取自身利益。其中有些东西我们会在下一讲深入讨论。
问：是否将经济学定义为“自愿和平的合作手段”更好？比定义为“最大化利益和最小化成本”更好？
答：我没发现任何冲突。我试图做的是，用不同的话解释同一件事。自由市场就是自愿和平的合作。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两讲讨论这个问题。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是“黄金定律“的体现：我们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受益。帮助他人越多，自己受益也越多。同样，自己受益越多，帮助他人越多。我想，第三讲时，这个结论会显得相当清楚。
问：怎样才能最好地传播自由的理念？
答：你们也曾听过伦纳德•里德的讲座。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方法论。正如今晚我试图强调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观念。如之前所说，你不能枪毙观念，你也不能将观念强行塞入别人大脑。人们必须准备好了才会接受思想。他们必须想要，并知道如何去获得这些思想。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爱人和我们的家庭有很大的责任。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要更多地学习自由思想，直到他人愿意来找我们，向我们求教。以这种方式我们就能传播自由。
我们用暴力将观念强加于人是行不通的。必须以教育的方式。只有当人们愿意接受教育时，当他们思想开放时，教育才有可能。然后，他们必须去看，去听，去阅读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给有需求的人提供有价值的材料。我相信，我们自由研究中心的朋友们给你们提供的最好的服务之一就是资助这些讲座。我确定他们还有出版物帮助你们更好地理解，并能帮助其他人，如果他们想更多地了解自由的话。
问：观念是否总是先于行动？
答：我说过，观念先于行动。当我们要求行动时，并非总有时间去仔细研究问题。当然，观念事先就形成了。我们必然事先就接受了教育。我们不该等到房子失火了，才去匆忙思考如何逃离。我们必须提前准备。我们的问题是在据之行动之前就要形成观念。如果你明天就要行动，你就不能花两天时间去研究。你必须在一定时间之前就知道这些事。你必须有某些基本观念。当然，你不能承受大把时间花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上，比如从这里还是从那里过街。你必须判断，每一个问题的决定有多重要，而你能花多少时间来作出决定。有时你根本没有任何时间。有些事突然落到头上。你不得不当机立断，而你不得不在你当时所拥有的才智基础上决断。
问：在经济活动某些方面的过度自由，比如说广告，不会带来对资源、人力和金钱等的浪费吗？
答：对我而言，很难明白什么是过度自由。我谈是的对每个人都平等的自由，而不是一个人伤害另一个人的自由。我承认自由意味着人们将会犯错；但不管有没有自由，人们都会犯错。然而，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存在竞争。如果一个人犯了错，可能是某种他认为能改进汽车的建议，而其他的人并不接受，那他将无利可图。但这只是他的损失，其他人仍然可自由地促进社会进步。如果没有自由，那就只有独裁者才能试验他的观点。正如我说过的，人会犯错误，他们做广告时也会犯错，如其他事情一样，但是一旦你允许审查广告，如果不仅是基于欺诈或虚假陈述的理由，你就是在审查言论自由。那么谁来决定什么是真理？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说，自由对于一个人的思想往往很重要。谁来决定谁的思想能被印制发布，谁的不能？没有人能够决定这点，除了消费者。人们打广告是希望能销售产品。如果存在欺诈，如果发布虚假信息，他们或许会卖出一些东西，但是很快会被逐出商界。在我伟大的祖国，我相信这里也是如此，许多大公司不断生产某些产品，免费分发样品让人们试用。一桩生意成功的关键在于有好的产品，并能从满意的顾客那里反复不断得到订单。所以，对产品做出虚假陈述的公司都做不长生意。我们无需对此过多担忧。当然，我绝不赞成欺诈，自由市场的原则也不允许虚假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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