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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大家谈丨潘忻人:探索演化视角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科学园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潘忻人 清华大学CIDEG 2023-11-28

学术大家谈

本栏目将定期刊登原创性的学术类文章,邀请学术界的专家、学者或在读硕博学生,进行学术概念的解析,时事政策解读和学术研究的评述。同时,非常欢迎青年学者投稿和参与讨论。  

本期由潘忻人分享他的研究:《探索演化视角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科学园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投稿专线:cideg@tsinghua.edu.cn





探索演化视角下政府与市场关系:

科学园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创新对增长的贡献逐渐超越资本投入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也必须相应地进行”结构性”调整才能维持发展势头。然而,正如Mahmood与Rufin(2005)基于”亚洲四小龙”发展经验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当技术体制(国家经济发展主要的创新来源)面临”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型挑战时,摆在政府眼前的是一个两难抉择:加强干预,维持过去的市场结构以保持增长,但后果是创新停滞;或是降低干预,等待市场自动调整其结构,后果是过去的高增长无以为继。

为了找到”最有效”的发展路径,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切入,试图回答发展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政府在一个以创新为主要增长动力的市场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为了回应这个”创新驱动”的发展议题,本文将聚焦讨论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发展动力的高新产业发展理论。而演化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其理论建构方法及分析视角为此提供了具启发性的研究路径。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可概括如下:以相互依赖、随时间而变化的经济动态视角,来讨论政府在技术路径发展中可以扮演的”相应”角色,进而理解政府对高新产业发展的影响(Dosi & Nelson, 1994; Nelson & Winter, 2002)。



为了更清楚聚焦政府在促进高新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本文进一步以公有科学园区(Government-sponsored Science Park)发展作为政府参与(有时是创造)高新技术体制发展的例证,通过回顾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但同样基于政府支持的科学园区的研究,来说明演化视角下,技术体制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作用。


一、中国大陆:Tan(2006)对北京中关村园区发展的研究,主张政府与创业家的互动是推动中关村演进的动力。


Tan以制度理论及演化方法建构了推动中关村自1980年代成立以来的发展动力。他主张中关村高新企业集群的发展动力来自两大力量互动:开拓者(创业家)的积极投入以及政府创建(并维持)园区的努力。作者认为中关村高新企业集群的成长来自以下过程:(来自中科院等邻近学术机构)创业者的先期投入→政府认可并给予支持→创业者有意识地避免被政府"掳获"发展→政府与创业者之间形成了制度化且有效的互动模式。在他的案例讨论中,政府扮演了”创造集群”,并使创业者们可以在”被承认”的园区中发挥群聚效应的关键角色。



二、芬兰:Sotarauta与Kautonen(2007)比较了三个芬兰城市科学园区的发展历程,主张不同层级政府(中央和地方)政策互动所形成的共同演进(co-evolution)是推动三个城市科学园发展的主要动力。


作者基于Tampere、Jyva¨skyla¨以及Seina¨joki三个城市─区域型科学园区从战后至1990年代的发展历程,提出不同层级政府科技政策之间的共同演化是地方科学园区发展的关键动力。在三个案例中,Tampere与Jyva¨skyla¨从传统的工业城市成功转变成以高新产业为主的科学城市,Seina¨joki则是从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成以科技企业为主的城市经济结构。Sotarauta与Kautonen发现,芬兰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的教育计划、科研补助、税制改变及产业法规并非单纯的”自上而下”决策。三个案例的发展过程显示,自1960年后,案例城市的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自治权出台的各类地方政策,例如建设区域平台及地方性大学等,影响了这些中央政策的决策过程。然而,芬兰的高新产业发展也并非”自下而上”模式,因为中央政府掌控了地方政府发展产业的财政来源与科研补贴,这使得中央政策议程对地方产生了具体的影响,地方政府许多区域性倡议背后都有中央补贴支撑这个论点。因此,作者们主张芬兰区域高新产业的成功发展来自于中央与地方政策的共同演化,即无论中央或地方政策都无法单独解释差异巨大的三座城市为何都成功发展了高新产业。此研究解释了政府政策如何通过多层级共演动态,为高新产业提供正向的发展动力。



三、台湾:Dodgson等人(2008)基于园区新兴产业(生物科技产业)兴起过程的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科学园区可以经由 1)拓展园区基础建设的行动,2)改变产业知识生产方式、以及 3)塑造多元的风险投资来源来形成产业网络的创新动力。这种动力(园区创新系统演进)在1990年代末使台湾的科学园区继IT产业之后,成功创造了”第二波”生物科技产业发展。


Dodgson等人通过分析IT产业在新竹科学园取得成功后十年,台湾生物科技产业如何在新竹科学园区、南部科学园区、南港科学园区等地兴起的过程,讨论了政府主导的科学园区如何(通过自我演化达成)转型的问题。与1980年代IT产业兴起的过程不同,台湾生技产业的兴起并未简单重复过去IT产业的成功经验,作者们细致地建构出一个动态演化的分析框架,论述建设更多次级园区(相较于一个高度集中的新竹科学园)、转变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相较于政府主导的投资)、以及产学联盟孵化工作的本土化(相较于倚赖中介机构(如工研院)引入外国生产知识进行孵化)使得政府得以拓展新竹科学园区的创新系统至更广的范围中,并从中孕育出新的高新产业。在台湾生物科技产业案例背后的演进动态中,政府自身对产业发展机制的认知变化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四、新加坡:Koh等人(2005)整理了世界各地的科学园区发展机制,并将之应用于分析新加坡科学园区后发现:由政府推动基础建设、外国资源投入及本地企业市场定位转向共同组成的发展模式是推动新加坡高新产业演进与增长的动力。


作者们首先整理了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科学园区以及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发展经验,总结出科学园区发展的可能路径。接着通过讨论新加坡高新产业的发展案例,主张以新加坡特殊的土地条件而言,新加坡科学园区的发展必须仰赖1) 政府引导:政府推动基础建设(主要是软件方面的基础建设,例如高额的科研补贴)作为讯号动机(signaling motive)来撬动外部资源;2)聚合效应:利用外国创新企业充实本地技术能力,而非仅仅依赖国内的知识溢出(spillover);以及3)企业自我革新:企业聚焦于国际市场的发展定位,让国际市场发展引领本地企业更新换代,才能推动可持续的科学园区增长。Koh等人(2005)提出的创新论点:政府政策发挥的”信息功能”,补充了现有理论对政府在高新产业发展中可扮演角色的认识。



上述四篇研究分别揭示了四种(通过科学园区)促进高新产业发展的政府角色。即使各自基于非常不同的制度基础及现实情境,但这些差异并不妨碍它们提出基于特定演化脉络下的高新产业发展理论。而四篇文献所呈现的”最不同背景中的相似政府作用”,也基本支持了(高新产业发展过程中)有为政府存在的命题。从促进现实理解的角度来看,这为未来研究者继续探索政府的积极角色奠定了基础。


最后,虽然自演化经济学发展出来理论不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那样具有清晰简单的”分析边界”,但由动态及制度性互动构成的演化分析却更贴近现实情境。换句话说,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演化视角的分析,在更”真实”的背景下理解其决策背后的潜在影响因素。这意味着基于演化视角的政府─产业发展理论仍有进一步发展的价值。








参考文献


Dosi, G., & Nelson, R. R.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evolutionary theorie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4(3), 153-172.

Edquist, C. (2006) Systems of Innovation: Perspectiv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 Ed. 1.

Krugman, P.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62-78.

Koh, F. C., Koh, W. T., & Tschang, F. T. (2005).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science parks and technology district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Singapor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2), 217-239.

Mahmood, I. P., & Rufin, C. (2005). Government's dilemma: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0(2), 338-360.

Nelson, R. R., & Winter, S. G. (2002). Evolutionary theorizing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2), 23-46.

Sotarauta, M., & Kautonen, M. (2007). Co-evolution of the Finnish national and local innovation and science arenas: towards a dynamic understanding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Regional Studies, 41(8), 1085-1098.

Tan, J. (2006). Growth of industry clusters and innovation: Lessons from Beijing Zhongguancun Science Park.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1(6), 827-850.







作者简介




潘忻人: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方向及兴趣为:创新政策、科技政策、政策过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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