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蒋凌飞、贾开：演化的温度 —《人类简史》书评
十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六种不同的人。
但今日，世界舞台为什么只剩下了我们自己？
从只能啃食虎狼吃剩的残骨的猿人，
到跃居食物链顶端的智人，
从雪维洞穴壁上的原始人手印，
到阿姆斯壮踩上月球的脚印，
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
到科学革命、生物科技革命，
我们如何登上世界舞台成为万物之灵的？
尤瓦尔·赫拉利，1976年生，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青年怪才，全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
本期“荐读”栏目由清华公管学院博士研究生蒋凌飞、贾开两位同学分享了关于阅读本书的感受：
近来，“一席”上一个以“进击的智人”为题的演讲视频，不仅让这位自谦为“河森堡”的国家博物院讲解员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幽默的形象迅速进入公众视野，而且使得早在2012年就风靡全球的世界史新著《人类简史》再次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本旨在描绘250万年来人类（尤其是7万年来的智人）如何演化和扩张的“畅销书”，一方面为我们解释了当前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事物和现象背后的重大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又颠覆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种种认知：
例如，智人的成功演化并不完全因为智力高，其在扩张过程中消灭过智力可能更高的人种；工业活动前并不存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时代，从7万年前智人成功走出非洲大陆起就没有停止过灭绝其他物种、甚至是灭绝其他人种的步伐；由游荡的采集狩猎转为农业定居生活并没有改善人类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加重了人类的生活压力和负担；15世纪欧洲开始全球航行征服世界时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技术优势，抵达美洲的哥伦布船队与60年前下西洋的中国舰队相比宛如“小蚊子碰上大飞龙”。
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以其独特和新颖的视角叙述和解读了智人演化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为智人如何一步步成功地走到“食物链顶端”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今天站在物种演化的顶峰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看到的不是荡气回肠的物竞天择的奋斗史，而是“一将终成万骨枯”的悲凉和落寞；感受到的不是造物者赋予我们治理天下的责任和使命，而是同样作为命运之神手下一颗“棋子”的被动与无奈。事实上，演化并不必然带来进步和幸福，演化可能从来就没有感情和温度。
认知革命首先吹响了智人征服全球的号角。这个关于智人如何第一次在食物链中脱颖而出的解释，没有局限于传统解释对“脑容量”、“工具”、“语言”等因素的强调，而是指出我们的优势可能是比其他的人种或物种更善于编织“虚构的故事”或“想象现实”。今天我们的生活已经与“国家”、“企业”甚至是“神”这样的想象现实密不可分；早期的想象现实当然没有如此复杂和强大，但它也仍然能够促使人类突破传统合作方式的规模局限，使得更大规模的群体能够在互不相识的情况下，为了共同的目标或信念而更有秩序地采取行动。在这次革命后，作为智人扩张路上最大阻力的尼安德特人，虽以其身体强壮、脑容量更大著称，但也仍然难逃被灭绝的命运。
更为不幸的是，复杂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护，总是需要依托于小部分人的领导和管理。这就不得不借助于由想象建构出的阶级制度和歧视，来让某些人在法律上、政治上或社会上高人一等，从而得以规范数百万人的关系。例如上等人、平民和奴隶，婆罗门和首陀罗，富人和穷人。当然文化的进步也会促使我们用类似“平等”、“自由”的新的想象现实来挑战甚至取代旧的阶级观念，但歧视总会以新的面貌出现，并时常陷入诸如“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在追求效率的道路上，平等似乎永远是一个只能接近而无法达到的目的地。
农业革命是智人对全球物种的第二次宣战。当我们的祖先在一万年前成功实现对动植物的生长状况的干预时，就已经开始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灌输我们的意志。只有适合种植和驯化的动植物有幸随着人类的扩张而搭上繁衍的“动车”，牛、猪和羊都以超过10亿的数量成为仅次于人类的最普遍的大型哺乳类动物。然而，对于这些受到人类青睐的动物而言，物种演化上的成功并不代表个体的幸福。驯化后的肉鸡和肉牛过的是“生物有史以来最惨的生活”，它们的一生可能都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里，且出生不过几周和几个月，就到了最佳屠宰年龄。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农业革命发起者的智人，其可能同样是以个体幸福为代价来换取种族的兴盛。努力经营土地所带来的丰富收成，势必促进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并重新加剧人口和食物的紧张关系；大规模的定居生活降低了人体的免疫力，也为疾病的传染提供了温床；对固定地点的单一的食物来源的依赖，降低了人们对自然灾害的适应和抵抗能力。农业革命的初衷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水果、谷物和肉类，但最终的结果可能却是“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方式活下去”。种种通过提升效率改善生活的努力，常常会带来新的麻烦和义务。在创新层出不穷的今天，这种循环似乎尤为真实。可以想见，科学革命同样未能跳出冰冷的演化桎梏。
与前两次革命不同，科学革命首次将智人提升到了神的高度。它将人类影响的触手从陆地延伸向海洋、天空和宇宙，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我们影响世界的能力已超乎过去的想象。科学革命得以发生的前提，在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中，我们假设“世上所有重要的事情已经为人或为神所知”，对无知的承认极大地提升了现代知识体系的弹性，为许多重要的新知识的探索和产生奠定了条件。
然而，千万不要天真地认为这是一个满足“求知欲”的美好故事。科学研究从来都是成本高昂的奢侈品，它不得不借助于帝国和资本扩张的力量，于是才有了新经济、金融体系的应运而生以及近五百年来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欧洲帝国主义的发展正是知识、帝国和资本的残酷的循环：“信贷资助新发现→新发现带来殖民地→殖民地带来利润→利润建立起信任→信任转化为更多的信贷”。
如今帝国主义的影响已消失不见，但国家、资本与科技间的互动却越发紧密。当科技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下不断创造新的利润时，我们依旧无法保证利润以公平的方式取得或分配。经济成长的无上目标，可能会突破各种道德伦理的制衡。当民兵武装组织在刚果为了争夺矿藏而互相残杀甚至滥杀平民时，其最终的动力可能只是将更廉价的原材料供应给美国的科技公司，并在推动后者的股价上涨后博取电脑前的投资者微微一笑。
书评作者
贾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富布莱特学者，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主要关注互联网治理、数据治理和平台经济。
蒋凌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博士期间，担任清华大学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大家点评
读《人类简史》，我们每每会为作者非同寻常的想象力而赞叹。比如，他竟能从用生物学制造的那只背上长耳朵的老鼠联想到32万年前的施泰德“狮人（读来有些疹人），并能匪夷所思地产生“弗兰肯斯坦如今正坐在吉尔伽美什肩上企图灭绝智人”这样的奇想。这让他的书多了不少一般史学作品所缺乏的文学感染力。
——《人类简史》【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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