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蔡昉：今明两年我国人口将到达峰值；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转变，是一个崭新挑战

观 点

“根据新的预测，大概在今年或者明年，中国人口将到达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中国大概将在十年后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转变，也是一个崭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应该帮助我们在很多重大决策中作出新的转变。”

2022年7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CIDEG学术委员蔡昉出席中国财富论坛并发表演讲。“清华大学CIDEG”特将演讲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演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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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大家上午好！我就“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时代”给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观察和研究。看上去没有“金融”“财富”这两个词，但是我想对于从事投资、从事金融财富管理行业的人应该能带来观念上的转变。

首先看一看最新的人口数据揭示的一个最新出现的人口转折点。过去我讲了多年的人口转折点，那个时候是中国的劳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生产率改善速度放慢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等变化，导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相应减慢。这是发生在2010—2019年的事情。中国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应对，所以它是供给侧的冲击。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人口转折点，恐怕带来一个新的冲击。

最近这几年人们不断地被新出现的人口数据所惊讶。第一次是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告诉我们，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1.3，也就是说它是世界上最低的之一，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它的含义是什么呢？研究人口问题的人很清楚，第一，这么低的生育率不是一天出现的，一定是多年、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低于2.1这个总体水平，积累到一定时间以后，人口惯性过去以后，这么低的生育率一定导致人口的峰值和负增长。前年我们刚知道这个信息，去年我们又知道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低到千分之0.34，在统计意义上说已经非常接近于零增长了。当然，后来还有其他的，通过民政部的数据修正可能已经是零增长。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14%，它的含义是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定义，说老年人口超过7%就叫做老龄化社会，超过14%就叫老龄社会，超过21%就是极度高度老龄化社会，日本现在就是，我们大概十年以后进入这个时期。

所有这些预测明显早于联合国2019年进行的人口预测，实际结果大概数年提前于联合国2019年最近预测。大家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口达到峰值、老龄化超过14%的水平都是早于预期的。联合国与时俱进，今年做了新的预测，这个新的预测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非常直接相关了。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根据新的预测，大概在今年或者明年，中国人口到达峰值，随后就进入负增长，同时印度的人口超过中国了，而且将来的差距就会非常显著，中国第一次不再有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的头衔了。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中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这个不是周期的，不是稍纵即逝的，几乎可以说是永远的。同时从2023—2035年来看，大概每年以千分之1.5的速度减少，劳动人口也会加快减少，比原来设想速度还要快，设想一下20~45岁最好就业年龄段每年有四五百万规模在决定意义上减少，同时老龄化加深，这是中国一个崭新的情况，我们观察到的崭新预测都证明了是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就要看一看，前边我说了过去十年经历的人口冲击是供给侧的，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下行，我们把它定义为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是供给侧的，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当时没有需求制约的这种冲击。但是这一次我想，需求，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制约。

首先，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变量。大部分人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波动，周期性。如果从比较长的时间看，大概在20年前有一些机构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变量就是人口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的一个机构的预测，事实也证明日本的经济增长是完全随着人口变化发生的，除了短期的波动之外。

中国的人口会从几个方面影响消费，有几个效应是不利于消费的。

第一，在2010年应对供给侧冲击的时候，中国的需求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不再过度依赖外需、出口，也不再过度依赖投资、资本形成，逐渐转向了三驾马车中的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最主要的拉动力，这是已经发生的。过去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是减速的，因此首先人口总量效应是导致消费低迷的一个因素，人就是消费者，人的增长速度慢了或者负增长了，你的消费一定会受到影响。

第二是增长效应或者叫收入效应。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也一定会放慢，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消费。

因此，我们从人口的增长、人均GDP的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看，三者是一致的，都是下行的，未来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GDP的增长率还会更低。这些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压抑居民消费。

第三，也有一个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在发达国家其实不一样，发达国家很多老年人的工资水平是根据他的年资决定的，年纪大了收入水平比较高，退下来以后保障水平也还可以，甚至还有财富的收入，因此老年人一般还会比年轻人收入水平高一些，但是他们也有不愿意消费的倾向，所以在学界还产生了一个叫做“退休消费之谜”的现象，中国没有这个现象，因为总体上来看中国老年人收入水平就低于年轻人。同时老年人在退休以后还会出现一些后顾之忧，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孙子辈来着想，因此更倾向储蓄，较少消费，所以消费力和消费倾向都比较低。因此从这条蓝色线可以看到，随着年龄增长，消费支出水平是下降的，老年人你剔除了他的医药支出之外，他是支出水平最低的一个人群。从一个横截面和个体看，他的消费不足，越来越老龄化，总体会出现消费不足的倾向，这是人口年龄结构效应。

对于未来的世界，因为世界都在老龄化，越来越多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特别是新冠肺炎期间，大家都不生孩子了，短期的不生孩子会成为新常态，因此世界老龄化趋势、人口负增长或者人口停滞都会成为一个趋势。对于预测，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以前在这儿讨论过，古德哈特会提出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成为新趋势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会回来，我们会告别通货紧缩时代。这很难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胀是有原因的。第一中国没有出现，在出现很高通胀的美国、欧洲、日本也没有，它的根本原因还是供应链的问题，还是原油价格等等这些问题导致的，因此还有一批学者，比如说萨默斯很重视通胀，他对美国的政策会提出批评，比如克鲁格曼，但是归根结底他们还是会认为通胀是过渡性的，短期现象。长期趋势是，老龄化还是让世界经济处在较长期停滞状态中，长期的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可能导致高负债，这个因素还是全世界的趋势。中国从未富先老的特征来看，我们预计未来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常态的、持续的制约，这是我们必须转变的观念。

相应地我们可以观察经济形势，也可以观察比较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可以从长期、短期，供给、需求两侧，宏观、微观两个层面观察，这是三个维度来看，有多种组合。实际上现在看，我今天讲人口冲击，可能是长期的需求侧的宏观冲击，同时还要应对眼前的冲击，现在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影响经济增长复苏，这个冲击是短期的，也主要是需求侧。今天上午很多人讲到了消费的问题，这个可以从微观来看，因此相应地中国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不断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这成为中国保持未来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的一个主要矛盾方面。过去十年，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提高和稳定潜在增长率，今后10年、20年最主要的任务是如何让需求侧因素来满足你的潜在增长率、能够实现你的潜在增长率，同时，应对短期冲击也非常重要。

把长期和短期的举措放在一起观察一下，它实际和人口负增长时代是一个衔接点。

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国家的政策，企业的决策，个人的选择，其实都会发生一些关注点的转变。我们都知道，人口其实在资源的动员、资源的配置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催化剂的作用，人口的波动归根结底反映在不同形态上来，因此人口负增长意味着资源动员的增量减少。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源的重新配置，我们讲财富管理的时候，讲金融的时候，过去可能是为了做大蛋糕，其实未来是为了更好地分配蛋糕，不是讲收入分配意义上，过去是为了动员，现在是为了配置以及重新配置。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转变，也是一个崭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应该帮助我们在很多重大决策中作出新的转变。

为什么我们也关注短期？因为短期会影响长期，短期不是冲击性的、一次性的，不留痕迹的，不留疤痕的，而且很可能会留下这个伤痕，它会影响你长期的常态。很多人在研究周期问题的时候、危机冲击问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效应叫做“磁滞效应”，这是从物理学里面借鉴来的。它就是讲一次冲击会造成伤痕，这些伤痕的结果是导致，冲击过去之后，你回不到冲击之前的常态上，不再回到那个轨道上，你在新的轨道上，这个新的轨道通常是一个较低的新常态。很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长期趋势是这么变的，但是因为一次偶然的冲击就会让你的变化提前到来，而且就是过早进入新常态，让你没有时间应对。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了就业、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而消费的不足也恰好遇到了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新常态制约的关键点，两者一交汇就会留下疤痕，这个疤痕就导致磁滞效应。我们今天讲应对政策的时候，我们讲33条的时候，比较多的还是着眼于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不仅仅是生产者这个市场主体，还有消费者这个市场主体，还有家庭，因为后者是决定需求能不能回升，从而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能不能可持续的关键因素。

同时，应对当前的家庭消费不足，收入不足，应对长期的需求制约，归根结底，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要调整政府作用的结构和方向。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求政府有新的支出，有更大规模的支出。

我在一段时间内，我就看政府是不是应该增大支出占GDP的比重，是不是应该增大社会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我发现一个规律，各国确实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是提高的，后来人们告诉我，其实你这是老生常谈。早在多年以前，德国的经济学家瓦格纳就得出这个结论，叫做“瓦格纳定律”，说瓦格纳定律是一般规律，我们应该遵从这个一般规律。从这张图可以看到，政府支出占比提高最快的，达到它应有的水平期间正好是12000美元到24000美元区间，这个区间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从现在（我们去年超过了12000美元），到2035年的目标，所谓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正是这段时间，13年的时间，因此我把它叫做“瓦格纳加速期”，意味着在这个期间中国应该显著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同时调整政府支出的结构，从直接的经济活动中减少一些，更多放在社会保护、社会供给、社会福利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叫做“福利国家的建设期”，特别是从短期来看，给居民直接发钱。发消费券不太合理，其实没有什么不太合理，它本来就是政府履行这个时期特定职能的其中应有之意，如果你不能够让消费回归正常，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复苏。

最后，这些对于金融发展有什么含义，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归纳一下我前边分析的，有这么几个崭新的变化，就是说，今后我们的金融发展也好，发展模式也好，运行机制也好，产品的创新也好，都应该考虑这些新的因素。

第一，从供给侧的制约到需求侧的制约的变化。哪怕最简单说设计一个产品还是要考虑这一点的。金融的创新已经达到了无所不能的水平，2008年的次贷危机之前发生的事都告诉我们，正面的、负面的都可以做到。随着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能力进一步显著提高，因此你知道这个方向是往东还是往西，其实你都能够有应对的办法，但是如果你判断错了方向，可能你使的劲越大，你失误可能性越大。

第二，财政的作用相对于货币政策将来会更加重要，财政的支出方向也会发生变化，即更贴向于民生，更贴向于社会福利。这些也会影响我们的金融和财富管理。

第三，市场主体本位，生产者经营者的生产主体到家庭本位的变化。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单位，是消费的基础单位，是影响需求因素的，因此这个变化可能也会有所启示。

最后一点，未来中等收入群体相对中国14亿人口来说还是较小的群体，如果扩大一点，看到未来这十几年时间里，是中国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老年人、刚刚脱贫的农村人口、农民工等等这一切的特殊群体，他们都面临着一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这个转变的过程也应该成为金融和财富管理的对象和盈利来源。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

微信编辑：李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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