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荐读 | 贾开《走向数字未来：新技术革命与全球治理选择》

荐读

近日，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兼职研究人员贾开出版新书《走向数字未来：新技术革命与全球治理选择》。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为本书作序。“清华大学CIDEG” 特推荐给广大读者。

序

薛 澜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

“全球化”与“数字化”的相互交织已经成为当前时代的重要特征，以往被独立看待的两个议题，正在相互促进，走向融合，并推动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从新兴技术治理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治理目前正在经历从核心驱动、市场变革向认知匹配、治理形成的新阶段演化。人们逐渐意识到，数字技术在各领域普遍赋能的同时，治理风险也变得日益严峻且紧迫，而数字技术互联互通、跨越疆界的特殊属性，又使得这种风险天然的具有全球性。面对数字技术革命的一般性挑战，旨在兼顾创新发展与风险控制双重目标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建设与改革，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

 “全球数字治理”的最终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应对数字技术革命的需要，其还包含着实现更美好人类未来的价值使命。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既标志着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也引领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坚定方向。但近年来，不仅新冠疫情的冲击迟滞了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步伐，气候危机的迫近、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更是敲响了警钟。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了题为《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包含创新驱动等6条政策内容的全球发展倡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我们的共同议程》为名，也提出了新的12项行动计划，旨在重振多边主义，加快执行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内的现有协议。在这12项行动计划中，“加强数字合作、制定全球数字契约”位列其中，构建“开放、自由、安全的数字未来”成为事关人类福祉的关键。

尽管“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建设与改革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认可，但围绕这个主题的系统研究仍然十分缺乏。数字技术作为一般通用技术的应用广泛性和多样性，其涉及治理议题的多重性、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机制的复杂性，都对“全球数字治理”的事实梳理和理论解释提出了挑战。全球数字治理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其经历了何种历史演化进程，哪些国际组织或平台扮演了主导作用，其内在的主要矛盾和冲突是什么，影响治理共识或分歧的因素是什么，未来演化的特征与规律是什么？对于这些核心问题，尚未看到系统权威的回答。贾开老师《走向数字未来：新技术革命与全球治理选择》一书的出版，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缺口，既在事实上呈现了全球数字治理历史演化的复杂进程，也在理论上解释了推动演化的主要矛盾与规律特征，是公共管理学术界对全球数字治理领域的最新贡献。

贾开老师是清华大学培养的公共管理领域的博士，其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复合型的知识背景，既激发了他在数字技术与公共管理交叉领域开拓研究的浓厚兴趣，也使得他在该领域能够深入洞察技术演化与治理变革的规律和本质。伴随着国内外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加速，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引发的治理需求与治理风险日益凸显，数字公共治理研究的重要性不断攀升。自其博士论文聚焦“比特币开源社区治理”主题开始，贾开在数字政府治理、数字平台治理、数据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算法治理等若干细分领域形成了颇多有影响力、启发性的研究成果。《走向数字未来》一书，即是贾开基于过去几年相关成果汇集基础上的一次系统提升，集中突出了“全球数字治理”这一主题，更能体现出其思考和研究的连续性，也有助于读者在分散议题的讨论中构建起整体性的全球数字治理分析框架。

从公共管理视角对全球治理展开分析，事实上代表着研究范式的转型。传统的全球治理概念产生于国际政治理论研究领域，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国际权力的产生与分配。但全球化进程逐渐改变了国际治理问题的性质，全球治理议题的扩大化、主体的多元化、机制的复合化都要求发展乃至革新传统研究范式，而公共管理视角下基于“问题-主体-机制”的分析框架则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一范式转型逻辑在全球数字治理领域同样适用，而围绕全球数字治理“问题”、“主体”、“机制”的分析也构成了本书的内在脉络。

首先，全球数字治理所要面对的并非“一成不变”或“铁板一块”的单一研究对象，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数字业态在议题属性上既有所关联、又相互区别。该书选择了七个具有代表性的全球数字治理议题，四个涉及数字技术的全球治理，包括互联网、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及算法；三个涉及数字业态的全球治理，包括数字税、数字货币及数字平台。它们都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而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又共同反映了全球数字治理议题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其次，不同于其他全球治理现象，数字技术、数字业态的创新性乃至颠覆性，使得全球数字治理主体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以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为代表，“全球私人治理（Global Private Governance）”正在兴起；另一方面，以数字税全球治理中的经合组织为代表，技术官僚的作用被日益凸显，但同样也引致了系统性批评与反思。新兴治理主体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国家”作为传统治理主体被替代，而更多预示着其作用的修正与角色的重定位。

第三，全球治理中的“机制复合体（Regime Complex）”现象已经为人所熟知，但机制复合体内部不同机制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机制复合体演化变动的影响因素探究，始终是全球治理理论研究尚待回答的关键问题。对此的突破要求研究者“回到历史”，在大量史料和素材把握的基础上，才可能作出有洞察力和启发性的总结性分析。肇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尽管发展时间不长，但其快速迭代的进程使得全球数字治理各议题经历了异常丰富且复杂的演化历史。贾开在书中对此历史的详细回顾与梳理，既体现了其扎实的工作，更为未来学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天是作出选择，还是不作出选择，结果可能截然不同：进一步走向崩溃，或者取得突破，走向更绿色、更美好、更安全的未来。”现实的“警钟”正在倒逼全球治理的改革实践。为相关改革提供参考和启发的理论研究，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走向数字未来》一书，是对“全球化”与“数字化”双重时代背景下所涌现治理改革要求的系统回应。希望这本书能够吸引更多研究者关注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全球数字治理”，尤其是吸引更多跨领域、跨国界的青年学者的交叉对话，为理解全球数字治理贡献新知、为推动全球数字治理改革贡献力量。我也期待贾开在数字治理研究的道路上扎实深耕、稳步前行，未来推出更好的学术作品。

目录

摘要

贾 开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兼职研究人员

第一章    数字化与全球治理（节选）

“数字技术正在塑造历史。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正在与我们一起失控。”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路线图》报告

第一节 数字化的历史与转折

1960年代以来，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明拉开了人类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历史进程。早期被局限在军事或科学研究领域的技术进步，在1990s年代末的商业化进程中逐渐被扩大至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在进入21世纪之后加速演化。2011年8月，网景公司创始人、硅谷著名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创始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用“软件正在吞并世界（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的观点言简意赅地形容了数字化进程带来的深刻转变（Andreessen, 2011）。在其看来，软件，以及更一般的数字技术，并非仅仅作为“工具”而嵌入到人类社会之中，而是建构并成为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新空间，从而使得人类社会反过来嵌入至数字世界之中。与此类似的观点，早在上个世纪之交，同样被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辛格（Lawrence Lessig）所提出。基于“代码即法律（Code is Law）”的核心观点，莱辛格指出数字技术建构的规则体系，已经成为继法律、市场、社会习俗之外的第四种规则而深刻影响人类行为（Lessig，1999:3）。近年来，受益于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发展，数字软件的生产过程突破了人类认知能力束缚的“波兰尼困境”。迈克尔-波兰尼在著作《默会知识（The Tacit Dimension）》一书中曾提出著名论断，即“人类知道的远比其能表达出来的更多（Humans Know More than He Can Speak）”（Polanyi，2009:x）。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使得在不依赖人类自身表达能力的情况下，数字软件能够基于大量数据或案例的训练而实现自我生产，由此进一步扩大了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和深度，诸如人脸识别、自动驾驶、语音交互在内的诸多之前仅停留在想象中的“科幻场景”，开始成为普遍可见的日常业态。

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普遍性与深刻性，不仅仅体现在对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方面，其对于人类生产关系，以及更为具体的，人类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前述莱辛格所提出的“代码即法律”观点，事实上更为强调，伴随数字代码作为人类社会第四种规则重要性的提升，尤其是对人类社会公共事务影响力的逐渐体现，商业平台公司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其决策过程的“黑箱性”、民主性以及规则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问题都应被置于严格监督范畴之下。莱辛格也因此反对互联网发展早期“网络例外主义者”认为互联网不受国家主权约束的“乌托邦”理念，进而要求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涉入网络空间以约束商业平台的规则制定权力。

尽管莱辛格在世纪之交即提出了这样的警示观点，不过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美国的法律制度演变为标志，出于对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目的，各国普遍性地对互联网商业平台的发展采取了包容态度。1996年、1998年美国相继通过《通讯规范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和《数字千禧年版权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较为宽泛地奠定了数字平台公司不为其上所发生的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避风港”原则。以此为起点，世界各国普遍性地建立了类似制度。在这样的包容性环境下，数字平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并在极短时间内成长为“超级公司”。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努帕姆-钱德（Anupam Chander）将此种现象描述为“法律塑造了硅谷的崛起”（Chander,2013）。最能体现数字平台公司发展快速性和颠覆性的数据，便是上市公司市值排名的变化情况。2002年，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中，只有一位是数字技术公司（微软）。相比之下，2017年，排名前十的公司中已经有七位是数字技术公司（苹果、谷歌、微软、脸书、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近年来这一数据也基本稳定在此水平。

数字平台公司在带来越来越丰富且多样数字服务的同时，也极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尤其是刺激了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的普遍转型与改革。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变革影响不仅仅体现为工具层面对于人类生产生活效率的提升——或者如硅谷所包装的“答案主义”理念所表达的，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类问题提供高效、最优的解决方案，其同时还体现为治理层面所涌现的新兴风险与挑战。尽管后者一直都存在于数字化进程之中，但却在近年来伴随着数字平台的全球扩张以及人类社会深度数字化转型而愈加凸显。莱辛格早年所警惕的数字规则决策过程的不民主、不透明，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数字化转型风险与治理挑战，正在兴起为全球各国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时代议题。  

2018年11月，时任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世界互联网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上的讲话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互联网到了一个‘转折点’”（IGF，2018）。在马克龙看来，在接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互联网，以及更一般的网络空间越来越凸显出三方面的重大风险：互联网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正在受到日益增加的网络犯罪与网络攻击的威胁，互联网的内容和服务正在被不法分子利用而使得憎恨、暴恐等内容弥漫其中，包容宽松的监管环境并不必然使得互联网能够维系并发展联合国所确定的人类社会基本价值。尽管马克龙的总结不一定全面覆盖到了人类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出现的所有重大风险，但其讲话却可被视为对于过去五十余年互联网，以及更一般的人类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反思。同时，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背离“避风港”原则、围绕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建构全新治理体系的新起点。对于网络空间而言，基于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目的而实行的包容、宽容乃至自由放任的治理理念，已经在数字商业平台的全球扩张以及整个人类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加速的背景下，愈来愈凸显出“治理赤字”。这一方面体现为，当数字化转型在传统领域引发治理问题与挑战时，传统治理体系并不能给予充分回应；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风险，难以在缓慢推进的治理体系改革与发展中得到及时回应。上述两方面都在客观上要求数字治理体系的改革与重塑。考虑到数字技术发展应用天然具有的跨地域性、跨国性，“治理赤字”的弥补便首先体现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重塑，也即“全球数字治理”的建设与改革。

第二节 全球化的转型与发展

数字技术天然与全球化相伴相生。

1996年，互联网早期布道者、电子前沿基金会创始人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发表《网络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互联网跨越地理边境并因此免除于主权国家管辖的政治理念。“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Barlow,1996）。言简意赅的论断，不仅表达了网络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诉求，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全球化网络空间的形成。巴洛之所以对互联网寄予如此理想主义的期盼，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技术层面——互联网的“端对端”开放式架构，使得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限制、不受约束的接入网络空间，这也在形式上绕开了基于地理疆界的传统“主权”权威的影响与控制。莱辛格围绕互联网架构（Architecture）的理论讨论，反驳了网络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愿景。莱辛格指出，互联网空间并非没有规则，数字商业平台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规则制定者，而其也因此要求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约束商业平台的规则制定行为。但即使莱辛格看到了网络空间受控于规则制定者的约束，巴洛所强调的网络空间跨越地理边界的技术属性，以及缘于互联互通、扁平开放而带来的信息流动的全球性，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在认识到数字技术与全球化存在天然联系的基础上，如果考虑到全球化并非在数字技术发明及应用之后才出现的现象，那么自然衍生的问题便在于，数字技术究竟给全球化带来了何种新的变革？更进一步的，此种变革将在何种程度上带来全球治理体系的挑战，而我们又应通过何种方式的改革以应对挑战？特别的，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政治思潮的兴起为全球化进程的良性发展蒙上了阴影，而数字技术甚至被认为可能加剧这一消极影响。举例而言，不同于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对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乐观态度，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上便充斥了反思与悲观。彼时《金融时报》一篇评论即在文末引用了日本三得利集团首席执行官新浪刚史（Takeshi Niinami）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加剧当前全球经济政治形势的动荡以及不同社会的内在分化。类似的，针对数字平台公司“合理避税”现象日益严重以致引发“数字税”改革的国际冲突，同样展现了与全球数字化转型进程相伴随的全球性深层次矛盾。

关于技术创新将如何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化的分析，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世界经济教授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在《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一书中，提出了整体性的理论框架（Baldwin，2016:113）。

在鲍德温看来，全球化无外乎是商品（Goods）、知识（Knowledge）、劳动力（Labor）三种标的物在全球范围内的套利行为，而这也构成了人类交往活动的主要内容。但这一进程却受到“三级约束”（Three-Cascading-Constraints）的影响：交通运输成本、思想交流成本和人本身流动的成本。技术革命的价值正在于，其逐次降低了“三级约束”的影响而促进了不同标的物的全球化进程，这也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三次经济大转型。具体而言，第一次经济大转型是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伴随之的便是人类社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推动此轮转型的技术动力是蒸汽机革命以及建基之上的机械革命。这一轮技术革命的重要影响是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使得商品在全球流动具有套利可能，由此带来的重大转变是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即从农业时代的“本地生产、本地消费”演变为工业时代的“本地生产、全球消费”。但这一转变带来的不利影响却是工业生产集中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并与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由此造成了鲍德温所指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全球化。导致此种结果的原因便在于思想交流成本的存在，使得“知识”难以全球流动，也因此束缚了工业生产技术及产业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的转移。针对该问题，信息通信技术革命（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标志意义在于带来了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从而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使得全球范围的生产协调（也即全球价值链）成为可能，这也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经济大转型。此时，“全球生产、全球消费”成为可能，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与产业能够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也缩小了发达国家与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及收入差距，带来了“大合流（The Great Convergence）”的新型全球化。值得注意的是，ICT革命虽然降低了思想交流的成本，但人本身的流动成本依然存在，使得更加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依然受限。具体体现就是“大合流”的新型全球化依然局限于6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工业技术及产业的转移并未惠及全球所有欠发达国家。究竟原因便在于，尽管一般性的跨国生产协调可以通过手机或互联网解决，但重大决策和关键技术合作（知识转移）仍然需要面对面的沟通（也即人本身的流动）。更重要的，日益重要的服务业在第二次大转型中仍然被排除在外，其原因也在于人本身流动成本的存在。面对第三级约束，新一代人工智能、高速互联网、虚拟现实、遥控机器人、远程办公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成熟，则为降低人本身流动成本准备了条件。例如机器翻译使得语言已经不再是跨国交流工作的障碍，而虚拟现实、遥控机器人、远程办公等则可以实现劳动者和劳动服务本身在地点上的分离。由此，我们很可能即将迎来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型，而“大合流”的新型全球化进程也将可能惠及所有国家。

鲍德温以三种标的物的全球套利进程以及“三级约束”的成本制约作为分析框架，揭示了技术革命推动全球化变革与发展的内在逻辑。第二次、第三次经济大转型中，数字技术扮演的重要作用，以及不同数字技术带来的不同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尽管鲍德温的论述仍然存在部分质疑——例如有学者认为鲍德温暗含了技术决定论的思维，强调技术应用必然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但事实上更密集的技术应用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技术的应用还与社会文化、制度环境有关，因而技术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技术对于全球化的影响一定是全面而深远的，而这种影响也将“倒逼”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与重构。

第三节 全球化数字治理的兴起与挑战

从表意概念上讲，“全球数字治理”是指针对具有跨国属性的数字议题，围绕如何建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以应对国际公共风险、释放全球公共价值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尽管数字治理可能包含“基于数字的治理”（将数字技术作为工具以提升传统治理效能）和“对数字的治理”（将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视为被治理对象）两个方面，但“全球数字治理”更多侧重后者，即各相关主体，如何对全球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涌现的诸多治理问题做出有效回应，以管控风险、释放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全球数字治理与全球气候治理、全球能源治理等传统议题具有了类似内涵与价值意义。

然而，与传统议题不同，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普遍性和深刻性，使得“全球数字治理”概念事实上包含着极为复杂且异质性的诸多子议题，不同子议题之间既存在相互关联，却又体现着迥异差别。例如数字税收的全球治理事实上与跨国数字平台的全球治理紧密关联，但税收领域的独特规律和治理要求决定了前者并不能被置于后者的治理框架之中；与此类似，算法模型跨境流动的全球治理议题往往被置于数据跨境流动的全球治理框架之下，但即使机器学习算法是基于大数据的训练学习而形成，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问题也并不能在数据治理框架下得到合理解决。正因为此，“全球数字治理”才体现了远比传统全球治理议题更为模糊的内涵与复杂的规律，这也给试图建构整体性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探索提出了新的挑战。

造成此种挑战的原因，可被归结为数字技术作为“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的特殊属性。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荣誉教授理查德-利普西（Richard George Lipsey）在其重要著作《经济转型：通用技术和长期经济增长》（《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Long Term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对通用技术的内涵及其在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论述（Lipsey et al.,2005:93）。利普西指出，“通用技术”往往具备两种关键属性：使用范围的广泛性，以及使用类型的多样性。举例而言，“电灯”虽然具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但其仅仅只能用于照明，因此还不能被视为通用技术；与之相比，蒸汽机的应用既具有广泛性，又能为汽车、轮船、飞机等不同场景提供动力来源，因此其可被视为通用技术。在利普西看来，正是由于通用技术才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其在应用过程中的溢出效应往往带动其他技术或业态的发展，而接续不断的通用技术便维持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举例而言，“电”的发明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电气时代，但电力作为通用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不过在电力应用过程中促发了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后者又带来了新一轮的通用技术革命，由此使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得以维系。

数字技术即是我们当前时代的通用技术，且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往往同时具有通用技术的特点，从而接续性地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电子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的相继发展便可被视为这样的典型案例。在认识到数字技术作为通用技术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基础上，我们自然便可理解造成“全球数字治理”内在模糊性和复杂性的原因所在。一方面，数字技术的通用性，使其同时具有了应用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传统上本来相互独立的治理议题，都可能因此相互关联而被纳入到数字治理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本身内涵的丰富性，使其事实上成为了“通用技术集合”，不同种类的数字技术在相继发展的同时，也持续性地推动了数字化转型的扩散与深入，而这也使得数字治理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新议题不断涌现。换言之，全球数字治理不仅横向覆盖了多重议题，体现了议题的交叉性、多元性，其同时也在纵向层面持续性更新发展，体现了议题的动态性、丰富性。

在此背景下，如何建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便成为摆在利益相关者面前的重大难题。理论研究如何总结全球数字治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征，政策决策如何选择全球数字治理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工具，商业公司如何把握全球数字治理的发展动向和脉络，国际社会如何理解全球数字治理的基本诉求和策略，都将成为能否确保全球数字化转型服务于人类社会基本价值、实现全球化“大合流”式普惠发展的关键。

为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本书将聚焦七个数字议题的全球治理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揭示数字化转型进程下，全球治理体系演化、变革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这七个议题分属两种类型：互联网全球治理、数据跨境流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算法全球治理关心数字技术本身的全球治理，而数字税收全球治理、数字货币全球治理、跨国数字平台全球治理则可被视为基于数字技术发展应用而出现的新业态、新组织的全球治理。从其治理目标来看，这两类议题事实上又都同时包含两方面治理需求：一方面，作为全球公地资源，缓解因不同国家治理制度差异而造成的全球化壁垒，以在技术、知识的跨境流动中释放数字技术的生产潜力和发展红利，从而实现互联互通的“公地喜剧”；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进程对人类社会基本权利格局的冲击将同时带来跨国界的外部影响，如何有效管控风险不仅是一国之内的政策需求，其同时也要求利益相关方的协同共治。

围绕七个全球数字治理议题演化历史和逻辑的阐释构成了全书的主要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数字治理仅限于此。数字技术的动态性，使得未来可能会有更新更多的治理议题出现。本书选择的这七个议题，既可作为在人类社会数字化转型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础与脚注，也是开拓并启发全球数字治理未来议题的延伸与起点。面对全球数字治理的挑战与机遇，下一个三十年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改革路径，将成为全书的最终落脚点。

杜威曾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真正想要什么，而且也不愿意付出努力去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将很快失去对于所追求事物的兴趣——因为我们的追求并没有根植于我们的价值判断”（Westbrook,1991:373）。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对于全球数字治理历史演化和未来改革方向的追寻：如果我们不知道究竟希望从这场技术革命中获得什么，以及我们将从这场技术革命中获得什么的话，我们最终将失去对它的兴趣——而这也正是从治理视角观察数字技术革命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Andreessen, M.2011.“Why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ccessed June 1,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3111903480904576512250915629460.        Barlow,1996.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Accessed June 1,2022. https://www.eff.org/cyberspace-independence.

Baldwin, R. 2016.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der, A. 2013. How law made silicon valley. Emory LJ. 63:639-694.

IGF. 2018. “IGF 2018 Speech by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Accessed June1,2022.https://www.intgovforum.org/multilingual/content/igf-2018-speech-by-french-president-emmanuel-macron.

Lessig，Lawrence. 1999.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New York: Basic books.

Lipsey, R. G., Carlaw, K. I., & Bekar, C. T. 2005.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ECD.2019.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ccessed June 1,2022. https://www.oecd.org/tax/beps/public-consultation-document-addressing-the-tax-challenges-of-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pdf

Polanyi，M. 2009. The Tacit Dimen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estbrook, R. B. 1991.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来源：《走向数字未来：新技术革命与全球治理选择》

微信编辑：李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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