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蔡昉出席2023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一旦政府介入后，创新项目“不能言败”的僵局怎么破解？

“不能承认失败、不愿意宣布失败，实际上也就是在很多情况下‘不许失败’。但不允许失败，就没有创造性破坏。”

要想让技术创新带来生产力的真实提升，需要的是“创造性破坏”式的创新，但这也意味着政府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过程中的失败，尤其是具体项目中的失败。3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CIDEG学术委员蔡昉受邀出席2023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在发言中谈及如何促进创新时提出如上观点。

“清华大学CIDEG”特将发言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 发言内容 #

蔡昉解释称，大多数时候，我们所提到的创新指向的是技术创新，这也是社会进步和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但是，要想把这个基础变成“真实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让它变成“第二种创新”，即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提出的、能够实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创新。而其内涵的核心，在于“创造性的破坏”。

蔡昉说，这也是他在研究中国经济中比较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人口已经负增长的背景下，因为“负增长就意味着人口红利基本上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靠生产力驱动(增长)，经济增长必须得靠创新“。如何让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但他坦言，这里面存在一个“两难”之处。一方面，不管是技术政策还是产业政策，无论是否“只做不说”，政府其实都会在“创新”上有所介入。

尽管政府的介入也是有意义的，但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注意到，有政府参与其中的事情往往“不能言败”，包括创新。

“不能承认失败、不愿意宣布失败，实际上也就是在很多情况下‘不许失败’。但不允许失败，就没有创造性破坏。“蔡昉说。

他指出，不能言败的创新将难以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这将使科技发明不能够转化成生产力，甚至会出现所谓的“生产率悖论”，即“到处都是新技术，但是生产力不提高”。

对此，蔡昉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尝试解决这种“两难”。其中第一点是，政府、企业和市场应当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战略目标等不同的机制中各司其职，“不能越俎代庖”。

他举例称：“有些(方面)是可以不言败，比如我们的战略目标——例如我们最终要达到的通过创新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个归根结底不能让它失败，这是统领性的。

“但在推动创新的过程中、在具体的项目中，包括在一个科研项目走向应用的过程中，是应该允许失败的，因为这种失败或许是客观上无法避免的，“没有失败也就没有成功”。

其二，他建议，“不要把不言败这个特权赋予任何具体的部门，更不能把这个特权赋予市场主体”，因为当一个市场主体拥有了可以不承认失败的权利，就会造成实质上的垄断，造成“死而不僵”，成为“僵尸企业”。

因此，应该允许市场主体、允许创新的具体执行者失败，“不言败本身不是我们产业政策和扶持政策的集中应用之一”。

第三，他指出，要拥抱”创造性的破坏”，就意味着过剩的产能需要被淘汰、传统的技术应该被替换。要允许企业退出、也允许其死亡，甚至过时的岗位也可以被消除、被淘汰掉，“但是唯独人要得到保护”。

一旦人在社会层面上能够得到保护，那么企业也就不再有借口不被淘汰。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蔡昉认为，一个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同样是实现“创造性破坏”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为创新保驾护航的基础之一。

“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结发言时他感叹道，而在创新过程中市场起什么作用、政府起什么作用，其实颇为复杂，需要更好的界定、更多的讨论。这些讨论都将有利于解决创新要素的流动和重新组合，从而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颠覆式创新。

来源：财新网

微信编辑：实习生 陈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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