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特辑之二:歌舞剧大纲初拟定,制作组急智破难题
《东方红》是我国第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诞生于1964年,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而献上的一份“生日礼物”。该作品凝聚了七十多个单位、三千余位文艺工作者的心血,由《东方红》、《农友歌》、《松花江上》、《南泥湾》、《游击队歌》、《保卫黄河》、《歌唱祖国》等35组歌舞表演组成,囊括了四十余年的岁月,完整地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数十年的奋斗历程。
其实,《东方红》的创作过程同样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那么,这部仅用了60天就“赶制”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究竟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原定方案为什么让周总理勃然大怒?《东方红》的名字究竟缘何而起?面对艰苦的条件,《东方红》制作组又会如何斡旋呢?民歌中国·东方红特辑·第二期将为你解答。
筹划
在周恩来总理把“制作大型歌舞,为祖国庆生”的任务布置下去后,文化部等单位迅速拟定了一份方案。可是,这份文件却让他皱起了眉头。原来,工作人员准备以中西交融的方式,组织一场极为高雅古典的音乐剧。这份不接地气的文件,让周总理非常不满,他严厉地批示:“从这些文件上可以看出,我们有许多同志只习惯于坐在办公室内兜圈子,批公事,而不喜欢接触新鲜事物、到群众中去解决问题。”
当日下午,被周总理“约谈”的项目负责人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神色严峻的周总理向他们指出:在国庆15周年之际,创作出一部大歌舞,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是非常需要的,这个大歌舞非搞不可。于是,相关的筹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而制作组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为这场大歌舞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图: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费虹寰采访片段
在广泛征集了众人的想法后,周总理拍板决定,就用“东方红”来命名。这短短的三个字,简单而深刻,既蕴含着对领导人的敬仰,又蕴含着对中国的美好祝福。没过多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制定了一个大致的计划。7月30日晚,在细细审阅修改这份计划后,周总理亲自点将,拟订了由周扬、梁必业等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8月1日,《东方红》的专题演出报告,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他郑重地签下了“同意”两个字。
然而,迟疑片刻后,他又在报告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上演,若届时还搞不好,或编排时有大缺点来不及改正,就推迟上演。”甚至,他还向领导小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果搞成了,是很好的一件事,如果搞不成,就当是一次党史学习。这次,连一向笃定、沉稳的周总理,都在心中犯起了嘀咕,这个任务的艰巨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时间紧,任务重,当《东方红》的报告下达到全国各地后,各级单位迅速选派了一批得力干将赶赴首都,参加《东方红》的制作。短短几天,北京城内就云集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全国最优秀的创作编导、音乐人士、著名演员及舞美力量齐聚北京,各司其职,参与到了《东方红》的筹备当中。
图片:《东方红》主持人林中华
“人力”已然非常充裕,但制作组却不得不面临“物力”并不充足的困境。时任《东方红》主持人的林中华就回忆道:“像我的朗诵,那就不是做的服装,是我到体委后勤仓库里面选的,选的运动员出国的时候穿的衣服,演出完了又给送回去了,当时还写了借据。”
东拼西凑,终于把服装凑齐后,到哪去寻找能容纳数千人的排练场地又成了一个大问题。最终,在盛夏8月的北京,各个歌舞团的排练厅、宾馆的大厅,甚至连学校的操场上,都站满了《东方红》的演出人员,排练工作走入了正轨。不过,领导小组却突然发现了另外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只有对人民大会堂中的万人大礼堂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才能满足《东方红》的演出需要。
那么,一边是《东方红》遇困境需要场地,一边是万人大礼堂的改造涉及问题很多,制作组会如何抉择呢?《东方红》首次排演的效果如何?八月底,筹备了一个月的《东方红》,为什么又会被推倒重启呢?敬请关注明天民歌中国发布的“东方红”特辑·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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