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我国著名的词作家,创作出了众多传唱至今的经典音乐作品;他们是我国词坛“绕不开”的三位“元老”,开创了一代词风,指引着中国乐坛的前行方向。
他们在创作中,都力求贴近人民的生活,讲究“接地气”,但创作风格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就是张藜、乔羽、阎肃——中国词坛的“三驾马车”。
他们是我国著名的词作家,创作出了众多传唱至今的经典音乐作品;他们是我国词坛“绕不开”的三位“元老”,开创了一代词风,指引着中国乐坛的前行方向。
他们在创作中,都力求贴近人民的生活,讲究“接地气”,但创作风格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就是张藜、乔羽、阎肃——中国词坛的“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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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藜的一生并不平坦。他出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大连,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考入了鲁迅艺术学院,后被调往吉林歌剧院工作。原本打算大展拳脚的他,却因为提了一些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了农村。
回到剧团中没多久,他又因为“多言多语”,再次被下放,一去就是十几年。改革开放后,张藜决定去北京闯一闯,苦苦耕耘了6年后,他结识了李谷一。此后,一首《我和我的祖国》火遍全国,李谷一接连唱了他创作的十几首歌,张藜的名字也因此走入了千家万户。
由于半生饱受苦难,张藜的许多词作中都蕴藏着一种历尽磨难、笑看人生的苦涩与豁达。像是那长长的篱笆墙影,像是那悲喜交加的苦乐年华,即使是在满怀豪情的《亚洲雄风》中,也藏着一分压抑已久终得释放的呐喊。
不过,在张藜的创作中,最具特点的,却是那一句句只有老百姓才能说出来的“俗话”。“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要想收获先种田”、“东边有山,西边有河”、“没有憋死的牛,只有愚死的汉”……这些词句堪称是地地道道的“俗话”,在张藜的笔下却显得十分灵动,蕴含着苦难背后简单的哲理,耐人寻味。
其代表作品有:《我和我的祖国》《鼓浪屿之波》《不能这样活》《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篱笆墙的影子》《亚洲雄风》《苦乐年华》《命运不是辘轳》《山不转水转》《女人不是月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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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羽与张藜相似,也出生于一个经济较为拮据的家庭。抗战刚刚结束,乔羽就进入北方大学就读,并被调入华北大学三部创作室,开始进行专业创作。新中国成立后,看到祖国的大好盛景,乔羽满心欢欣,创作灵感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他接连创作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刘三姐》《我的祖国》《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大量经典作品,还参与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此后更是佳作不断。时至今日,年过90的乔羽,仍然以一种乐观、潇洒的态度迎接着生活,在平静中感悟人生的真谛。
相较于张藜,乔羽的一生要顺畅许多。看似平淡的生活,赋予了乔羽一种“土气”:他的作品十分贴近生活,即使是主题浩大如《我的祖国》《爱我中华》这样的歌曲,也十分“接地气”。不过,与张藜不同的是,乔羽作品中的“土气”,是一种经过文学加工后的“土气”。
他没有像张藜那样,运用写实的手段,直接把民间俗语“搬”到歌中,而是以一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态度去创作。这也让他的作品成为了雅俗共赏的佳作,既能在民间广泛传唱,也能登上大型盛会的舞台,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其代表作品有:《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爱我中华》《牡丹之歌》《人说山西好风光》《让我们荡起双桨》《天蓝蓝》《夕阳红》《思念》《说聊斋》《巫山神女》《祖国颂》《播种希望》《大风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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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肃的家境较为殷实,却因为抗战全面爆发而随着家人四处逃难,不得不借住在一家修道院中。正是在此处,阎肃接触到了基础的文化课程,走上了表演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阎肃考入重庆大学,却被调入一支青年艺术工作队,开始了文艺工作者的生涯。
不久后,阎肃被调入空政文工团,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人生”。他经历过抗战、内战、土改、抗美援朝,进过唱诗班、中学、大学、艺术团、文工团,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文学素养与天生乐观的心态,让阎肃能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以一种“笑对人生”的豁达去进行创作。
正像是阎肃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一样,阎肃的作品也显得“包罗万象”,既有歌剧《江姐》这样极富史诗感的作品,也有《万事如意》这样词风轻盈的歌曲;既有《我爱祖国的蓝天》这样的军旅歌曲,也有《前门情思大碗茶》这样的经典戏歌。
阎肃的作品,就像是直冲云霄的战机一样,在空中肆意傲游,却绕不开祖国的怀抱;也像是他敞怀大笑的心境一样,处处都蕴含着一股畅达豪情、一颗永远年轻的童心。
其代表作品有:《红梅赞》《长城长》《敢问路在何方》《前门情思大碗茶》《我爱祖国的蓝天》《北京的桥》《雾里看花》《故乡是北京》《唱脸谱》《军营男子汉》《风雨同舟》《万事如意》《亲亲的茉莉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