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走近性侵，夜店钢管舞女、吸毒女，她用镜头慰藉边缘群体
文娱价值官解读：
今年7月，腾讯图片联合视觉中国500px摄影社区共同发起了图片故事大赛征集，旨在发掘纪实摄影领域擅长运用视觉语言讲故事的摄影师，本次大赛朱玲玉的《三个被性侵者的自述》获得了评委全票支持，脱颖而出。
除了性侵者，朱玲玉还用镜头记录下钢管舞者、吸毒者、变形者……这些游弋边缘的人群，而他们身上热腾腾的人性在朱玲玉的镜头里也被完整展现，让疾行于街头的主流人群，通过这些非主流群体的爱、恨、笑、泪，反观自我，关照现实。
文娱价值官记者专程采访到这位独立摄影师，请她分享一位影像工作者创作背后的故事。
朱玲玉,自由摄影师，现居北京。
主要作品包括：《三位被性侵者的自述》《30年性别拉锯战：他唯一的愿望是作为“她”而死》《12次怀孕 6次流产：一位山村女子的生育史》等，长期关注性别议题和边缘群体。
价值官：何时对独立选题发生兴趣？
朱玲玉：从接触摄影的时候就有。
还在媒体挂职摄影记者的时候，选题执行的空间和时间都有限，经验也不足。不到两年里，我要求自己迅速掌握图片叙事的表达技巧，训练自己对一个采访的突破能力，对摄影语言的理解也就慢慢跟着加深了，独立操作选题的信心也开始建立起来。
《寻访以色列》
《夜店钢管舞女演员》
《女子戒毒所》
价值官：你辞职前是职业摄影记者，至少收入稳定，辞职做独立摄影师是被动还是主动？据说你在应聘时曾因为性别原因，受到“冷遇”。
朱玲玉：女性摄影师在新闻行业里的确处于劣势，就业范围比较狭窄，这的确也是促使我自由职业的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前两年我一直对影像叙事很有热情，坚持做了一些图片故事，可也对图片的叙事性逐渐感到质疑。
在摄影报道中，图片大多是充当配图的功能，文字作为重要的说明，而没有个人观念和创作成分的输出。我也意识到自己在影像叙事中的风格和倾向性，在一个常规的新闻摄影层面是受到很多限制的。于是我开始做取舍和转型，决定从体制框架里跳出来做自己的事情。
价值官：怎么会切入到《三位被性侵者的自述》《30年性别拉锯战：他唯一的愿望是作为“她”而死》《12次怀孕 6次流产：一位山村女子的生育史》等选题？
朱玲玉：和个人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去年怀孕生子，对我来说是一道非常重要的转折。一个女性的撕裂分娩促发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我的身体认知终于被唤醒了。过去，这些意识都是很混沌的，沉溺于“第二性”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而缺乏自省。我意识到女性的身体语言里那些沉默的、痛楚的、不被我们看见的部分是会说话的，我开始懂得如何与它对话。
女性的身体被赋予的内涵太多了，性意识又十分复杂，相对而言男人的性更为庸常且很少是和自我意识觉醒相关的。女人很难对性真正坦诚，抛去对性的污秽感或者说完全对性没有负担。因此，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性别困扰。意识到这些之后，我就想通过不同的性与性别选题挖掘的一个命题。
我觉得中国的女性大多生活在一个黑暗的甬道里，我们都经历了很漫长的痛楚和孤独，但一直都没有看见过光亮，或者她们根本没有认清自己到底处于何种处境，又源于何种原因。她们“无法讲述自己，只能被讲述”，这是一种很强烈的共情，同时发生在我和拍摄对象身上。
采访跨性别女性陈汐玥之前，我并不想仅仅去呈现她在变性前后作为一个男人和女人不同面貌的生活，而是想解答我对这个议题的质疑。我们活在二元性别框架中，从小到大一直严格遵从于这个框架下的一切社会行为标准，我们要求作为一个男性要阳刚、担当很多责任和成功，要求一个女性要举止得体、乖顺温柔、嫁人生子。陈汐玥，从卫生间恐惧、生理反应的排斥、女性装扮、就业歧视、家庭关系、手术失败等各种挫折，让我看到了他的成长是如何扭曲在生活的每一个琐碎无谓的细节中，导致身边的人和她甚至是他和他自己的相处都是很拧巴的状态。
他认为一个手术可以改变这一切，但在我看来，他依然是二元性别框架里的“牺牲者”，一个手术只是一个性别身份的改变，而没有身份认知的深刻超脱，只是从对“男性生理身份”的抗争，转而跳入另一个中国女性的社会性别困境。性别不只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她如今也不能真正实现一个社会女性的生活。社会如果再进步一些，无论是跨性别，还是其他性少数人士都可以作为他们自己而生活，而不是依然生活在这个二元性别的强势阴影之下，并非要去特殊化，而是大家都常态化，不分彼此。这是我在这个专题里想去反思的，但我觉得可能并没有能够通过这个人的故事表达出来，因为这毕竟是我个人的观念输出。
12次怀孕6次流产的农村女性元花大婶，是我很多年前听说的一个故事。我生育之后就一直想去拍她的人体肖像，作为我一个长期项目里的作品。但我觉得给她做一个图片报道也是很有必要的，她这样的农村女性和这样的遭遇在互联网语境里基本是缺失的，但是她不应该被无声的淹没在主流话语里，因为她的存在是有历史痕迹的，折射了一个计划生育时代的结束，她的孩子们也还是生活在她的轨迹里。因此，我希望她的故事被很多人看见，这才有了那篇几乎没采用技巧拍摄的图片故事。
性侵的选题，源于《房思琪的初恋花园》。那本书让我震动了很久，我回想起来十年前我也旁观了一个9岁女孩被性侵之后的遭遇。我没有再关注过这个女孩后来经历了什么，以为记忆总会随着时间淡却，可是那一刻我突然无法再确信时间的可靠性了，而更相信记忆不可磨灭、不可否认的存在。我不能再忽视了，马上发起网络征集，随后敲定了这三个采访对象。
价值官：拍摄中，遇到过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何继续推进选题？
朱玲玉：突破自己是最难的。报道经验对于转型创作是个很大的弊端，经验越多瓶颈越多，会干扰思维，难以突破。照过去的经验，完全可以在现场见机行事，捕捉更多的细节，完成叙事需要就行了。但现在拍摄之前，对每一张图片的单独呈现必须深思熟虑，我希望任何一张片子单独拿出来都是有观念的，它自己能立得住。
价值官：你在拍摄中，技术和情感哪个更重要？
朱玲玉：情感是硬支撑，技术是软工具，是协作的关系，并不对立，缺一不可。
价值官：每一张作品里，你认为什么是你要表达的重点？
朱玲玉：就比如这组《被性侵者》，我要确保被采访者的隐私，不能露脸，事件的经过和情景也不可重现的情况下，就只能采取观念式拍法，抛弃日常叙事。而且还要为每一个被拍摄对象找到一个对应的情境，刚开始我还没有头绪。
去拍摄婷婷的时候，我们无法前往她的老家，找到了她住处旁边的一个城中村，那天正好下起大雨，我们躲进了村口的宗祠庙避雨，我发现那个场景和我预期得很相似，就立刻决定在那里开拍。我想在她身上表现被性侵者的“污名化”境遇，采访中她提到“破鞋”“鸡”这些被村民叫到成年的外号，让我有了联想。我提前准备了一双女童的破鞋和鸡模型，拍了几张图片。
阿猫遭遇了发生在亲密关系里的性侵，所以我觉得把她放在私密的空间里拍摄更合适，我选择了带有落地窗户的酒店房间。
我用聚光手电筒打了一束光在墙上，造出一个马尾小女孩的影子，表达她在这段假性亲密关系里对自我的认知并不成熟的心理，用虚化效果表现对两性关系的认识模糊以及在这段关系中寻找出口光亮的努力。正如她自己所讲述的，她那时候是个自卑的少女，服从于父权/男权文化的强势教育，十分无力，我让她在椅子上摆拍了一个疲软的动作。
拍摄阿莫的时候，我想着重表达他在童年遭遇后与人群的疏离和自我的孤独。至始至终这件事的真相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白天去街头做默剧表演，与每一个路人逗乐，这八年的时间他以这样的方式克服人群恐惧。可是我想，人生而孤独，因为每个个体都活在一种“被抛入世界”的感觉中，它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只是某些个别的人或者有着特殊经历的人对此更为敏感。
他这一组片子里，其实有我自己的折射。至于我们究竟如何面对、参与这个世界，可以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探索，需要更细腻的感知也需要理性的经营，他通过默剧释放情感或创伤，但这都还是在探索情感里淡的部分，没有去尝试过深度链接的部分。又也许只有进入这种深度链接我们才能做到真正的坦诚和自在。不知道这种期待对他，是否合适。因为创伤会阻碍我们进入它，能否迈出这一步，我也没有答案和解决的方式。
这就是我对他的“内心空无”的理解。
价值官：如果在拍摄时需要进行取舍，你如何选择？
朱玲玉：我最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拍摄的条件无法满足或解决时，我就选择先不做，再等时机或者更好的想法。我希望能呈现一个更好的作品而不是一个勉强应付了的作业。
但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如果要应付眼前现实，稳定收入，就必须放下一些标准，控制拍摄周期，没有令自己完美的作品。
价值官：如何定义自己，你是影像记录者？还是用影像手段阐述自己的世界观？
朱玲玉：我现在还只能算是记录者，但我希望能实现影像化的个人表达。方向已经很明确，但还需要时间，也伴随着很多焦虑。我不满足于讲述别人，寻求更多的个人表达，挖掘自己的影像语言。一旦有了自己的语言，影像的气质就不同了，这一点尤其重要。我希望在未来的两三年，我能把握好这一点。
价值官：怎么认识和接触到这些采访对象的？如何让他们对你的镜头不掩饰？
朱玲玉：打开自己很重要。我觉得采访是双向的交流，情感的碰撞和相互的支持。先让他们走近我，我才能走近他们。人和人之间有着“遥远的相似性”，人性相通而已。真诚的内心会彼此看见，很多年我都相信这一点。
价值官：作为女性，在采访和拍摄中，是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同情心？或者同理心？
朱玲玉：前期的采访和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克制的过程。采访被性侵者的时候，我就坐在相机一侧，他们坐在窗前，镜头里只是一个黑色的剪影。我带着耳机在监听机器里声音，让他们自己来讲述。我在耳机里听到他们平淡的叙说中有几丝哽咽和停顿，隐隐有一种被撞击的感觉。
拍摄完成之后，我再去整理图片和视频的时候会感到沉重。每次作品发出来之后，收到很多网民的回馈，他们会告诉我和采访对象类似的遭遇，这个作品对他们会有一种内心的抚慰。同理心驱动我去做了这个事情，也带着我走了出来。
工作中的朱玲玉
价值官：哪一位采访对象让你产生过动摇，或心理上产生过巨大的反应？
朱玲玉：阿莫先生带给我很大的震撼。我和他在青岛小麦岛拍摄，当时大雾笼罩在整个海面上，他站在海岸的礁石上，几乎被那种宁静中的孤独吞噬了，非常真实。他完全融入了那个情境里，让我在对岸拍摄。我们为那场雾等了四天，他甚至比我还重视。他尊重和理解摄影师的创作用心，不仅仅是在配合我。其实晚上一个人在酒店看片子的时候，我忍不住流泪了。我发给他看，他说“你让我流泪，因为你有一双特别的眼睛。这也是一次很特别的相遇”。
这也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被一个只是萍水相逢的人，那样珍重和理解你。离别时，他送我上出租车，给了我一个拥抱，你知道他在采访中也说到过他一直都很惧怕和人的身体接触，因此那个拥抱让我很触动。他是一个珍贵的朋友。
价值官：拍摄这类“非主流”选题，是否会影响你现实生活里的情绪，怎样去纾解？
生活里的朱玲玉
朱玲玉：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我会把自己拉回到日常的生活现实中，去做一些琐碎的事务，处理身边的人际关系，体会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和人间聒噪。
我觉得人，最终都是回到那里，人心的归宿无非就是这个。生活本身才是我的救赎。就像哪怕是一个终年流浪在异乡的人，最后也会想念母亲做的那碗热汤吧。
价值官：目前收入情况如何？经济上如何支撑自己的独立选题？独立选题的拍摄带给你哪些改变？
朱玲玉：收入并没有减少，只是会趋于不稳定，完全取决于选题的周期。只能靠短稿养长期项目，这是没有办法的。独立选题让我有了很多自由的空间，专注于自己最有兴趣和擅长的领域，而不用被常规类的任务干扰太多的心力，同时会投入更多的时间拓深在相关领域的阅读和思考，因为选题周期也由我自己决定。
价值官：下一个选题是什么？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帮助？
朱玲玉：接下来在做一个女性的性议题，我想通过采访几个不同女性的性经历，性工作者、性爱教师、性少数群体权益者等等，更深层次地探讨女性的性经验和身体意识、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记录女性心理的觉醒和自由背后又有怎样的承担，还需要对“荡妇羞辱”和女性贞洁观做个回应。
目前考虑用人体肖像来拍摄，需要场地和经费支持，还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能继续以报道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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