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六百年》：一场不谢幕的影像大展
2020年，适逢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故宫博物院特别策划“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展。大展贯穿明清六百年，用多个历史节点为观众呈现紫禁城这一中国宫廷建筑史上的辉煌篇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故宫博物院也在跨年之夜联手推出全新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下称《六百年》）。本片将目光投向故宫（紫禁城）建筑群本体、聚焦古建修缮保护，并站在新的角度展现了匠人与故宫的关系，讲述了紫禁城何以“丹宸永固”的故事。
作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姊妹篇，《六百年》在创作与传播方面有什么继承与创新？中心为大家一一道来。
微 末 叙 事 的 延 续
微末叙事与宏大叙事相对，是一种立足微观、刻画细节的叙事手法。与文学作品的白描手法类似，纪录片运用微末叙事手法时注重画面和文本的简练朴素、克制渲染。在该手法下，主创试图将主观意识降至最低，把生活化、细节化的镜头组接合一，最后把解读的权利全权交给观众。
出于影视史学实践和电视话语输出，历史文化类纪录片通常以震撼的视听画面和宏大的叙事文本为“躯壳”被观众所熟知。这固然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述，但全知、鸟瞰的宏观视角也让历史文化纪录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忽略了对历史和当下个体人物的关照。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点。该片从微观视角刻画了一幅生动故宫匠人群像——儒雅的钟表修复师王津、吉他“男神”杨泽华、骑单车上班的纪东歌——这些生动鲜活的人物为观众带来了一丝新鲜气息，也放慢了纪录片讲故事的脚步。“故宫师傅们谦虚于手艺，颇食人间烟火，有种贴心的真实感。”“不煽情不渲染，平实又日常，堪称故宫招聘的最佳宣传。”网友的如潮好评也正源自于影片对人物生活化的描写。
《我在故宫修文物》截图
作为姊妹篇，《六百年》延续了以上叙事手法。
高级工程师张典专注于拓印的神情和成功后流露出的喜悦，让许多观众动容。
一年一次的建筑巡查，古建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来到紫禁城人迹罕至之处，碰见包裹严实的角兽和仙人，打趣地说：“天冷了多穿点。”
为养心殿铺设瓦片的工人从父亲手里继承了泥瓦手艺，面对提问回答他笑着说：“下次提前跟我说说你想问什么，我写个词也好应付。”
这些看似随意散漫的镜头，将人物与故宫古建的关系描写得真实可感。镜头下匠人与故宫的互动也超越了雇佣与劳动，观众可以从中体会一种更自然的、更深沉的情感联结。正如B站评论所说，“这部纪录片拍出了‘人味儿’”，从某种角度看，“拍出人味儿”或许就是微末叙事所追求的终极目的。
纪 实 跟 拍 的 力 量
拍摄手法上，《六百年》延续了《修文物》的纪实性跟拍方式。这样的拍摄方式一方面是契合影片的内容主题，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导演的纪录片创作理念。
《我在故宫六百年》，片名虽然是以故宫作为“我”，但影片依然是以第三人称讲述人物、历史和建筑的故事。在《六百年》中，修复的对象变成了静止的古建，不停移动也的并非是文物，反而是穿梭于其中的匠人、工程师和拍摄者。
相较于前作《修文物》，《六百年》中的文物修复工作涉及到了更复杂、更广泛的人员和地域合作，甚至是跨越几代人的技艺传承谱系。如何展现修复工作的真实现场？如何还原人物的真实工作状态？这些问题是主创从策划开始就需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希望以纪实跟拍素材作为我们的核心来组织故事，来把这个片子给建构起来。所以说我们很珍惜在现场人物的真实状态，很珍惜我们所能捕捉到的即使不那么完整的故事。”导演梁君健在采访中讲到。
梁君健 导演
对纪录片人来说，时间是最忠实的朋友，也是真实影像生长的沃土。对于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纪实性拍摄虽然时常无法还原历史现场或展示丰富信息，但是通过纪实性拍摄，纪录片人可以在时间这片丰饶的土壤中挖掘动人的真实影像。并行与布列松“决定性瞬间”所代表的摄影美学，纪实影像创作者也将捕捉到的“决定性瞬间”视为故事的点睛之笔。
纵观全片，虽然拍摄周期只有短短四个月，《六百年》主创依然在跟拍过程中记录下了许多意外的、动人的画面。
养心殿修复现场，跟拍过程中工程师对着镜头讲述了在偏殿透风砖中发现清代戏折的故事。“（戏折）一塞就是一百多年，这个就跟漂流瓶作用似的，将来谁打开谁看，也可能几十年上百年了。”
打开一块透风砖，就如同打开了一个时间胶囊。在故宫，六百年时光如同涓涓流水，人虽然无法逆流而上，但历史总会在此与我们相遇。
彩画技师乔建军在奉先殿拓到了珍贵的祥云彩画，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在回古建部的路上，乔建军健步如飞，满心欢喜。主创对他说：“您快乐得像个孩子。”他回答到：“我不是因为录像才高兴，我是因为画着这个（彩画）。你要是看见一个很好纪录片，是不是很高兴、很崇拜？就是那种感觉。”
“如果进行纪实性拍摄的话，你拍到的99%的素材，都是没用的，都不会成为片子的一部分。”在梁君健导演看来，选择纪实性拍摄其实选择了一个笼子，创作纪录片时就像把自己装进笼子，带着镣铐跳舞。“（冬季拍摄）虽然说脸冻得青一块紫一块了，但是心是热的。回来说，‘我今天又拍到了完美的镜头，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它补上我们之前哪块的角色’，这是纪实性拍摄给我们带来的痛和快乐。”
网 络 传 播 的 思 考
2020年岁末，《六百年》选择在哔哩哔哩（下称B站）独家上线，准备与新老观众相逢。短短半个月，影片在B站已经累计300余万播放，获评9.8分。
有《修文物》的好评在现，主创在本片的创作过程中有何新的考量？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考量？笔者作为两部影片的观众，有几点思考。
开始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B站。
B站以视频弹幕功能起家，早期专注于ACG文化（动画、漫画、游戏）。经过11年的发展，B站从一家小众视频社区逐渐成长为月活用户超过2亿的主流视频平台。
2016年，《修文物》在B站走红，意外的偶然表象之下，实则是纪录片内容与网络平台交融的必然。在B站弹幕功能的催化下，一个全新的纪录片观影场景也在逐渐走向成熟，纪录片主创与观众的互动也更加及时、频繁。
中心曾发布文章《社交属性、场景建构与效果反馈：弹幕对纪录片的影响》讨论弹幕对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影响，点击以上超链接即可查看。
回到主题。在观看《六百年》后，笔者还注意到影片在以下两个方面有特别的考量。
首先是人物的选择。和《修文物》一样，《六百年》全片十分注重人物刻画。
《修文物》播出后，钟表修复师王津、装裱修复师杨泽华、陶瓷修复师纪东歌等匠人纷纷走红网络。在看了《修文物》的弹幕评论后，梁君健谈论了它走红的原因：“首先还是人物很精彩，他们的气质和生活状态都很真实地呈现了出来。第二个可能是他们那种很专注、很平淡的生活和工作的状态，这可能会对一些观众提出一种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
在《六百年》中，观众依然能看到一群个性鲜明、亲切可感的古建修复者。
如“进宫”后负责“挖土”的工程师吴伟。
抱怨自己个头变矮的古建部离休副主任李润德。
想尽力保住一根木材的工程师张典。
此外片中还有纪东歌、杨泽华等熟悉的身影，他们出镜虽然短暂，但是在弹幕能看出影片为“老观众”带来的惊喜。
其次是解说词的创作。面对B站平均年龄20出头的观众，解说词的也需要找到配合影片画面，找到年轻观众感兴趣的话题。目前B站还上线了“高能进度条”功能，为纪录片创作者提供了更直观的反馈参考。
第一集工人上宫殿屋顶除草，旁白趁机回应了故宫屋顶不长草不落鸟的传说。解说词写到：“可惜，传说只是传说。”“不知（乾隆）本人是否知情，这么祥瑞的屋顶，却一直是地黄生长的沃土。”
在养心殿修缮时，工程师们发现后殿的屋顶居然缺少扶脊木。此时解说词打趣地写到：“有人居然在万岁爷头上搞小动作。”赚取了观众一波欢笑和吐槽。
考虑到影片面向年轻的观众，解说词的创作也加入了一些视角和情感上的提示。第三集中，几位工匠学院跟随师傅学习地砖更换、修复墙面，导演提及这些解说词的加入，就是希望让观众“用同样的尊重、用同样的谨慎、用同样的细致和耐心对待这样的一些不起眼的砖石和宫墙。”
此外，解说词配合影片的画面与音乐，不仅能为影片带来了良好的节奏，还能创造出适合网络传播的独立片段，为影片的推广和传播助力。这也是今天纪录片网络传播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总 结
“丹宸永固”大展或许一百年才有一次，但故宫题材纪录片却总能在一代代纪录片人手中推陈致新、精品辈出。
在视听内容全面网生化的当下，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回归纪录片的创作，主创依然要严肃、真诚地对待历史。
回顾本片，《我在故宫六百年》的创作历程也如同一次影像策展。主创在影片拍摄前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研和文献整理，就是为了能在后期创作中与匠人感同身受，也为了将真实的故宫匠人和匠人手中的故宫文物的呈现给观众。通过挖掘历史文物的特点，主创赋予其鲜明的时代性和时代价值，由此影片才能抓住年轻一代的目光，让传统文化在传播中得到传承，让文化自信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
编者注：本文写作以2020年12月20日采访为基础。
本文作者：李宁、李英杰，杨博雅、徐嘉伟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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