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摄《工厂大门》以来,纪实性就成为了电影最基本的属性之一。早期电影受限于技术制作水平,创作者往往在纪实的基础上探索虚构想象的空间,纪实与虚构共生共存,共同推动了电影的发展。此后,纪录片与虚构片从无界走向分化,又从跨界走向杂糅,这既展现出纪录片用艺术探索时空边界的尝试,又体现了时代发展对纪录片艺术水平和叙述语态的新要求。纪录片《敦煌:生而传奇》《中国》海报随着以BBC为代表的海外纪录片被大量引进中国,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剧情演绎冲击了传统纪录片的创作理念,也为我国历史题材纪录片注入了新的创想。学者孙莉首次提出“史态纪录片”的概念,将这类作品同过去以呈现资料、科普史实的“历史纪录片”进行区分。从金铁木导演率先试水,到近年来《中国》《敦煌:生而传奇》的完全剧情化,史态纪录片不断提升“真实再现”的艺术表现水平,也将对“真实”的探索从史实层面深入到了“情理法”的深层逻辑中。突破“二元”:剧情纪录片的“虚实”之争有关纪录片真实性的讨论自弗拉哈迪创作《北方的那努克》以来就一直存在,弗拉哈迪所使用的虚构手法也成为纪录片创作的常用方法之一。电影语言的不断完善使得纪录片和剧情片逐渐分化,有关纪录片本体论的讨论也愈渐深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德鲁小组提出的“直接电影”和以让·鲁什为代表的法国“真实电影”作为两大主要阵营,讨论了创作者的介入对纪录片真实性的影响。“墙上苍蝇”式的直接呈现和导演介入所激发出的多维真实,此二种观点将对纪录片真实性的探讨上升到了形式与意蕴的分野上来。纪录片《夏日纪事》的街头访问:“你幸福吗?”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新历史主义的视角转向反传统、无中心的历史观,历史不再被看作“过去的事件”,而是“被叙述的”关于过去事件的故事,因其具有被建构性,历史研究无法做到对客观真理的把握。这种观念也影响了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创作者开始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历史叙述赋予现实意义,而不仅限于复刻历史,更加注重观众情感与客观历史的交流。剧情式纪录片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土壤中发展起来的。纪录片《智人》用搬演的方法记录了人类在演化过程中面对的艰难与危险早在二战结束后,英国的电视制作人就将剧情式创作手法广泛应用于各类节目中,起初只是为了弥补真实影像资料的缺乏,采取搬演手法重现场景。此后经过数十年探索,纪实与虚构相杂糅的纪录片不再处于边缘地位,搬演也不再只是一种表现方式,而成为了影片结构本身,甚至是整部作品的主体,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的真实性原则。论及剧情式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虚构”和“叙事”不应混为一谈,叙事不等同于虚构:电影中有虚构的“假”叙事,也有非虚构的“真”叙事,尊重史实而进行搬演的剧情式纪录片明显属于后者。此外,学者赵曦在《真实的力量——纪录片边界问题研究》一书中也提出,纪录片的真实涉及表象真实、本质真实和哲学真实三个层面。当下部分纪录片的创作追求本质和哲学的真实而非表象真实,艺术手法的改变使边界变得模糊,但并没有妨碍纪录片的真实性。历史阐释:剧情化演绎的叙事特征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历史的阐释是必然的,而阐释的意识来自于当下。这一观念为史态纪录片提供了指引,即不必过分追求对客观历史事实的精确重现,而是可以适当地进行一种“历史想象”的创造性活动。区别于传统知识科普类历史纪录片,受新历史主义理念影响的史态纪录片更强调文本背后的阐释空间,寻求一种超越物理时空的历史叙述。鉴于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真实资料难以获取、时代情感难以捕捉,史态纪录片多采用剧情演绎的方法,此类创作既要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又要能引发受众的思考与共鸣,因此在叙事策略上体现出有别于以往的特征。纪录片《中国》片头——“历史的凝视”首先,与旧历史主义强调正史、大事件和伟大人物不同,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大历史”化为“小历史”,向单一中心叙事提出挑战,试图对历史进行重构。2020年上线的纪录片《中国》从片头就体现出了这种差异,与文物展示和剧情动画的表现方式不同,片中22位历史主人公依次肃立出场,预示着这部凝炼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作品并非将重点落在事无巨细的大事陈列上,而是以人物展览式的结构展现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张力。影片选取每个主人公生命的高光时刻,即对于其个人和时代都具有特殊意义的瞬间,由点带线、由线成面,拼凑出完整的中国历史脉络。纪录片《敦煌:生而传奇》人物群像如果说《中国》意图从历史名家身上纵向挖掘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精神根基,那么今年上线的《敦煌:生而传奇》则是选取了与敦煌发展息息相关的各类角色,纵横编织出发生在古城内外的生动饱满的历史图景。从受众角度看,对于历史的把握不再是知识性的灌输,而是更深层地对于时代变迁和人物命运的情境式理解。西蒙沙马在BBC纪录片《英国史》中其次,作为历史题材纪录片,真实性与严肃性依然是其重要属性。这往往体现在历史学家与影片创作者的亲密合作,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深度还原。BBC历史题材纪录片一直保持着规范的史学传统,《英国史》的制片人从哥伦比亚大学请到历史学家西蒙·沙马担任撰稿和主持工作,这种专业学者引导叙事走向的创作形态同样体现在国内的纪录片中。《敦煌:生而传奇》在这一点上极具代表性,影片聚焦于敦煌学这一享誉世界的全球显学,其学术顾问团队囊括了海内外的敦煌学专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历史作家马伯庸、日本中亚史专家森安孝夫教授等等,保证了历史阐释的权威性。BBC纪录片《丘吉尔的一战》此外,剧情式纪录片与历史题材虚构片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还原历史,后者为主观创作,落实到操作层面则是纪录片更强调叙事的客观性和细节的严谨性。BBC在拍摄战争场面的过程中多利用手持摄影、模拟自然光效等方式提升观众触摸历史的真实感,纪录片《中山国》则采用限制性视角完成对神秘王国的剧情化叙事,尽可能规避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在细节呈现方面,《中山国》的创作者也提到“搜集、研读中山国历史资料占去了整个创作过程的很多时间”,前期的史料积淀是影片呈现能贴合史实的关键。《中国》则选择弱化宏观场景,强调服装道具、叙述语态等微观视角的写实风格,既不出戏,又为突出戏剧冲突服务。纪录片《中山国》中的剧情演绎剧情式纪录片的叙事转向充分体现了当代创作者们在拓展历史视野和深挖历史内涵方面的用心,除了在审美观念和纪实语态上的突破以外,还为纪录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际视野:跨文化传播的共鸣思路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提高为纪录片行业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多样的新媒体平台逐渐成为了纪录片传播的重要载体,在提升纪录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同时,也宣告着创作者“单向说教”的时代式微,纪录片创作亦需跟上用户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剧情式纪录片展现出极强的适配性和蓬勃的生命力。新媒体平台在纪录片领域发力不仅如此,纪录片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对于形成海内外文化认同有着积极的建构作用。历史题材纪录片因其需要受众有对本国历史、民族文化,乃至核心价值的深入了解和深刻体悟,时常被视为纪录片跨文化传播中的短板,而剧情化演绎则一定程度上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思路。纪录片《敦煌:生而传奇》中外国专家解读霍尔将中国文化置于高语境文化的顶端,其信息解码相较于低语境文化来说更依赖于语境和交际者本身,信息解码的困难加重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折扣。剧情式纪录片将枯燥晦涩的历史文献故事化、影像化,大大降低了跨文化受众的理解难度。《敦煌:生而传奇》所采用的跨国团队联合制片形式也能很好地规避文化误读,更贴近国内外受众的审美兴趣和理解方式。纪录片《中国》里困顿的孔子文本故事化仅仅能降低信息损耗,还不足以激发跨文化共鸣,难以真正使外国受众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因此还应在此基础上强化情感表达。剧情式纪录片的情景再现为受众塑造了一个稳定且具真实感的心境,在这种特殊的心境下,人往往会以同样的情绪状态看待事物,产生“在场感”,这种移情效应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民族记忆的受众来说无疑是意义巨大的。如《中国》里《春秋》一集,孔子不再只是海内外熟知的圣人形象,他同样是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悲苦志士,在前期剧情的铺垫下,演员站在高墙之侧痛哭流涕的近景镜头极具情绪感染力,这样的故事化表达能使外国受众对中国的儒家思想产生更切身的理解。近年来,历史题材的剧情式纪录片将国际上所熟知或欲知的“文化符号”转化为极富人情味的故事,实现了宏大历史的软性表达,打开了史态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思路。结语格里尔逊首次提出“纪录片”概念时还提到两个要求,其中一个是“创造性地运用事实”。从“直接电影”到剧情式纪录片,创作手法和创作观念不断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创作者们所追求的一直是用纪实影像的手段无限接近生活的真实。剧情式纪录片完善了人物的情感逻辑和社会的发展动因,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史料的空白,逐步实现了表象真实下的意蕴真实和哲学真实。然而,在剧情式纪录片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当下,我们依然要明确虚实之间的界限,以及创作者主观干涉的程度,剧情表演不等同于对历史的虚构和戏说,要始终保持对史实的遵循。2022年B站纪录片重磅片单伴随着影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的纪录片创作必然能进一步拉近我们与过往之间的距离,打破线性发展的时空界限。近日,“记录即有光”2021-2022年B站纪录片大会主推了B站接下来的多部重点纪录片项目,其中《惟有香如故》《英雄之路》都开始以剧情演绎的方式探索当代话语与历史故事之间的交集,《未来奥德赛》和《超时空鉴定》创造性地重构了线性时间轴,在影像创造的新时空中以今观史、窥探未来。当我们用更加年轻、更加开阔的纪录片视野回顾历史又反观自身,恰好应证了格里尔逊的第二句话,“银幕是一个讲坛”,而它最终要成为“改造世界的锤子”。参考文献:[1]赵曦.真实的力量——纪录片边界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69.[2]邱锦仪.国际视域下国产剧情纪录片创作研究——以《敦煌:生而传奇》为例[J].视听界,2021(05):71-74.[3]张培.极致的“搬演”:史态纪录片《中国》的时空观塑造与叙事突破[J].视听,2021(08):113-115.[4]史馨.漂移的边界:论后现代视域下的“真实电影”[J].当代电影,2021(07):116-120.[5]孙莉.论史态纪录片的界定[J].中国电视(纪录),2012(01):50-53.[6]许翠兰,喻溟,李丹阳.互联网生态下纪录片的新可能[J].现代视听,2021(04):4.[7]夏添.剧情式创作对历史文化纪录片塑造人物的重要意义——以《敦煌·生而传奇》为例[J].新纪实,2021(08):94-96.[8]边春海,高贺胜.纪录片《中山国》剧情化叙事创作谈[J].当代电视,2020(06):91-93.[9]刘悦笛.电影记录与影片虚构的边界何在?——“分析美学”视阈下的纪录片本体论[J].电影艺术,2019(03):95-101.[10]喻溟.忠实而有道理——BBC剧情纪录片的启示[J].中国电视,2015(01):90-94.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往期回顾监制:何苏六主编: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