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关照群体——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的意义生产

近年来，我国抑郁症患者数量不断增长。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中国泛抑郁人数超过9500万，平均每20人中就有一人患有抑郁症。抑郁情绪或许正在困扰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自己，然而有关抑郁症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依然缺乏清晰的认识。

10月14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出品的最新抑郁症题材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首播，并在央视频同步上线。该片共六集，每集以25分钟左右的篇幅讲述不同群体对抗抑郁的故事。这部纪录片以充满温情和关怀的语态走进真实的抑郁症个体，同时也走向了社会中为抑郁所困的更广范围群体。

一、立足社会现实，让抑郁走出隐匿

美国《走出抑郁阴影》和《被误解的抑郁症》、韩国《抑郁症又如何》等为代表的抑郁症题材纪录片相继涌现。这些作品纷纷立足本国现实，针对抑郁所带来的现状展开广泛而及时的调查。

2003年10月10日，抑郁症在世界精神卫生日被引入中国大众的视野。国内相关题材纪录片虽开始出现，但已有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全景呈现与剖析仍有欠缺。2006年，纪录片《抑郁症》在CCTV-13《纪事》栏目中播出，其中包含大量遮蔽式镜头，这一方面是出于保护患者隐私的考量，另一方面正反映出当时社会对抑郁症的认知处于一种蒙昧的阶段。

虚焦镜头在纪录片《抑郁症》中被大量使用

在我国，涉及抑郁症题材的纪录片体量虽不大，但却以独特的视角和视听语言击中人心。相关题材纪录片的出现与中国社会现状息息相关。纪录片作为非虚构的艺术，能够真实反映抑郁症群体的生活状态，让大众有机会全方位了解这一病症。

钟华表示抑郁症严重的日子身体被极度消耗

《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作为一部全方位解读抑郁症的纪录片，它突破了以往纪录片对于抑郁症知识的宣导式科普，也不沉浸于个人化情绪表达。影片同时引入病患、家属、医者三方，以多维度、全视角的方式解读中国当下社会的抑郁症患者群体现状，试图向观众解释清楚“什么是抑郁”。通过将抑郁症这一隐匿在社会运作机制下的问题转移至屏幕前，给屏幕外的患者一个直视病痛和自我的机会，也让家属有机会了解到抑郁症患者真实的身体和心理状态。

二、注重个体关照，让私语激发共鸣

2019年11月，中央电视台纪实频道曾引入并播出德国纪录片《抑郁症—寻找希望之光》。该纪录片以探索药物治疗的有效性为一条主线，用理性的眼光去论证“时下依靠药物能否引领患者找到希望”这一命题。

与《抑郁症—寻找希望之光》的叙事切口不同，《我们如何对抗抑郁》采用微观叙事，选择关照社会中的抑郁症患者个体，以他们的抗抑郁历程为主线，向大众叙说患者对自身境遇不同程度的挣扎。

除了工作，家庭矛盾也是王向荣的压力来源

纪录片要完成以微观映照真实的任务，就离不开对多元个体的关照。这种关照既体现在对拍摄对象的选取上，也体现在纪实内容的呈现上。

《我们如何对抗抑郁》的导演在手记中这样写道：“询问周围谁愿意接受拍摄时，看着他们犹疑的眼神，我反复强调不用有压力，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没有关系，我们充分理解。”

让抑郁症患者敞开心扉并不容易。面对特殊群体，摄制团队对抗拒出镜的患者以心理关照，给不愿露脸的拍摄对象留有足够的隐私空间，尽可能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物完成拍摄。被拍摄者在这种尊重和包容中逐渐卸下防备，让镜头成为他们的倾诉对象。

被拍摄者的倾诉是基于个体记忆的私人表达。通过拼合不同人物的相似经历，影片让不同个体记忆中社会属性的一面得以凸显。

在第二集《她们》中，熟知孕产期女性心理状态的助产师陈雪也难逃抑郁的困扰。除了病痛本身, 因病痛所衍生的包括自身施加的压力四面袭来。在采访中，她表达出自己患病后的心声。

第二集中助产师陈雪的自述

影片主人公的个体记忆在大的社会框架下穿插交错，让屏幕前曾被抑郁症打乱节奏的观众寻找到曾经或当下自身的“只言片影”。这种个体表达激发出群体共鸣，让观众得以审视自己有关于抑郁症的认知。

诸如陈雪的这种表述，是被拍摄者源自内心的真实发问，也映射出社会抑郁症患者群体隐藏的内心——对“病耻感”的挣扎。纪录片将空间拓展到镜头之外，抑郁这只“黑狗”不再仅是个人的东西，群体共鸣被激发后，进而引发公共空间对该话题的关注与关怀。

三、秉持纪实精神，平实中寄托希望

在《我们如何对抗抑郁》的开头，摘录了张国荣、海明威、丘吉尔的经典语录。这是抑郁给他们带来精神上撕扯的痛。现实生活中，病患和亲属双方出于对抑郁症的认知偏差，会对孤僻的行为进行不同程度的解读。

钟华生病后，钟华妈妈建议她休学静养

该影片落点在“如何对抗”，在清晰讲述患者的高压生存状态之后并未对负向情绪过度渲染，而是选择点到即止、及时抽离，转而将更多的笔墨落在不同患者对抗抑郁的不同路径，以细腻的方式、丰富的案例告诉观众：生命终结不是抑郁的最终归处，抑郁症并非不可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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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影片在“如何对抗”的基础之上，衍生出“谁在对抗”的议题。各分集围绕患者这一中心，穿插一线医师、专家、助产师、心理热线咨询师的讲述，对抑郁症知识做出大量科普，呈现包括社会公益组织、人工智能专家在内对心理健康救治方面的努力，勾勒出医护工作者协同家庭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对抗抑郁的宏大全景。

陈东浩希望通过微表情研究为抑郁症治疗提供帮助

当前中国社会抑郁症的就诊率不足20％。《我们如何对抗抑郁》用负责任的态度关注社会当下，通过反映真实案例，在提升观众对抑郁症接受程度的同时，也赋予了泛抑郁群体回归社会勇气和信心，纪实影像的意义由此建构。

在整部影片的内容呈现中，解说词以女性低语的形式轻抚观者内心。全片的姿态是平视的，传达出的情感底色不是消极的、缥缈的，而是正向的、保有同理心的、理性与感性兼顾的。本片以“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作为片名，不仅传递出抑郁症患者内心深处挣扎的渴望，也为观众（尤其是为抑郁症群体）提供精神支撑。

四、结语

尽管抑郁症在18年前就进入了中国公众的认知范围，但社会对抑郁症等心理障碍疾病仍存在误读。该片导演在调研初期就体会到长期以来对抑郁症的偏见和误解，使得该片的工作进展异常艰难。值得庆幸的是，历时两年，《我们如何对抗抑郁》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

纪录片意义生产的完成是经由拍摄者、被拍摄者和影像本身共同塑造的结果。在本片中，拍摄者对社会现状的感知和捕捉，被拍摄者克服镜头恐惧的坦诚流露，结合女声解说词、卡通包装营造出温暖积极的氛围，让本是个体的经历，与社会群体产生连接，为社会群体对抗抑郁增添了一份鼓励。

纪录片好似观众的第二双眼，凭借这双眼，观众得以近距离窥见抑郁症的真实样子。但以目光为轴，视线所及并非全貌，纪录片作为揭示现实的工具并非完美。例如该片从原定的40分钟压缩到了25分钟，如果时间更充足，还可以对抑郁症进行更深层次地探讨。正因为有缺憾，才需要更多纪录片人秉承守望精神，将目光投放到前人未及之处，对相关题材去做更多的探索和突破。

参考文献：

[1] 何伶俐,汪新建.抑郁症在中国的传播[J].医学与哲学,2012,33(02):29-31.

[2] 李智,张炳旭.个体影像共筑社会记忆——探析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的微观叙事[J].当代电视,2020(07):58-61.10.16531/j.cnki.1000-8977.2020.0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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