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为了和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英雄》《英雄儿女》《刀锋》《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等众多主流话语大片在10月中下旬集中推出，以政论或文献纪录片的类型重新召唤这段珍贵的国家记忆，唤起大众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情结，同时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鼓舞士气，凝心聚力，纪录片的社会价值得以彰显。
“抗美援朝”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直是中国纪录片重点关注的对象和题材。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伊始，纪录片人就做好了准备。当时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组织了大量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奔赴前线，其中光北京电影制片厂（1953年改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出入朝工作的摄影、编辑、录音等摄制人员就超过百人。当时北影厂的新闻摄影队以徐肖冰为领队，人员包括刘德源、石益民、牟森、苏中义、孙树相、赵化、李刚、张凤梧等，他们成为第一批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的摄制人员。这些纪录者大多都是从延安电影团走出来的，毛主席曾亲切地说他们是“我们延安自己培养的摄影师，吃小米饭成长起来的”。他们以摄影机为武器，多角度记录了朝鲜战场上多次重大战役，对外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事实与残酷暴行，生动反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抗敌、保家卫国的光辉事迹。作为战士中的一员，在拍摄中，刘德源、苏中义、孙树相还创造了俘虏三个美国大兵的佳话。
这些影像工作者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同甘共苦，冒着生命危险拍摄战地实况，积累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后，北影厂先后拍摄制作了《抗美援朝（第1部）》（1951）、《抗美援朝（第2部）》（1952）、《反对细菌战》（1952）、《交换伤病俘虏》（1953）、《英雄赞》（1958）和《欢迎志愿军回国》（1958）等；八一厂拍摄了《慰问最可爱的人》（1953）、《钢铁运输线》（1954）、《宽待俘虏》（1954）、《友谊万岁》（1954）、《大江同上》（1954）等大量新闻纪录片作品。这些作品日后成为珍贵的一手影音资料，为更多的抗美援朝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基础素材。
70年来，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创作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体现在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两个纪念时刻为节点，以“逢五逢十”为契机，以“献礼”为由头。纪录片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以历史影像为基底，结合现代性阐释，周期性出现，配合党和国家进行主题宣传，在不同时期对这段难忘的国家记忆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召唤，提醒人们不忘历史，鼓舞人民团结起来，一同参与到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的斗争中去。10月中下旬集中推出的几部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也是在这个周期节点上的产物，同时呈现出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在类型上，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呈现出历史文献与政论片相结合的特点。此次抗美援朝纪录片的创作初衷是以追溯历史的方式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其基础创作素材是大量珍贵的历史影音、文物和档案等，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例如《国家记忆》栏目推出的20集文献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秉承了栏目一贯风格和宗旨，摄制团队历时一年在国内外进行详细调研和梳理，挖掘了大量的一手文献资料为历史做注解；纪录片《英雄儿女》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故事作为讲述重点，首次披露许多珍贵的历史影音资料，比如彭德怀作关于抗美援朝工作报告的原声录音，毛岸英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苏联文化科学艺术代表团的彩色影像，以及黄继光母亲邓芳芝讲话的原声录音等。历史影音、电报文件和文物等不仅增强了影像叙事的真实感，同时也增强了纪录片自身的文献价值。此外，几部影片都不约而同使用了大量人物口述历史影像，其中许多是对抗美援朝亲历者的“抢救式采访”。亲历者的采访口述，无疑是最形象的一手文献，为影片提供了私人化的视角，以及更接近历史真实和情感逻辑的叙述。个人化的记忆和情感借由当事者的口述，穿越历史扑面而来，成为充实国家记忆最形象的模块。
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必定蕴含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传播，这就需要纪录片在史实呈现的同时还应具备一定的阐释能力。本次涌现的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更重视通过个体采访引入相关分析和论断，采访对象主要为战争亲历者和专家学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了和平》《刀锋》更是在叙事视角上，引入了国外权威专家以及美方参战官兵和政要的视点，形式包括采访、日记、回忆录等，作为一种论据，为历史揭秘提供了来自他者的观点和分析，增强了视角的全面度与事件的可信性。
第二，在创作上，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遵循了主题先行原则，结构自成一体，形式守正创新。纪录片《为了和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抗美援朝的总体进程为叙述脉络，每集都有独立的单元主题，但所有主题都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总主题为中心，形成部分与整体的和谐统一；《英雄》《英雄儿女》以群像描摹的方式，以抗美援朝亲历者的口述、采访为重点，突出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刀锋》则将故事聚焦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即整个战争中极为惨烈、极具代表性的长津湖战役，进行细致深入的讲述。在形式上，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英雄儿女》遵循了传统专题式纪录片“画面＋解说＋采访”的形式框架，充分发挥拍摄素材、影像文献和档案的作用，营造出视效上的真实感和历史厚重感；《为了和平》在文献纪录的基础上更加突出政论性表达，史论结合；北京电视台出品的纪录片《英雄》则采用了情景演绎的手法，营造故事性和情境感，在形式上与其他影片形成差异，这也是该主创团队的自身创作基因决定的；而《刀锋》的特点在于整个故事张力的营造，通过大量当事人采访及历史文献，对二次战役做了详细分析解读。
第三，在传播上，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集中推出、矩阵传播，形成规模效应。10月中下旬共有5部抗美援朝题材电视纪录片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日前后集中播出。电视媒体仍然是主流纪录片的核心阵地，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以中央和实力较强的省级电视台为主要传播平台，利用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与影响力积极打造传播热度，在多个频道联合发力的同时，也借助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形成渠道上的矩阵式传播。例如纪录片《为了和平》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每天两集推出，在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同时，部分省级卫视也跟进播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也同步推出这部纪录片；另一部由中央牵头的六集大型电视纪录片《英雄儿女》除了同样在“央视1黄”两集联播，还特别制作了关于百名老战士的微纪录片《我的抗美援朝故事》，以及先导版微视频、速览版微视频、抖音系列短视频等，以多类型影像产品迎合媒体融合时代全媒体传播的特点。而《刀锋》作为深耕本题材十余年的李鹰团队继《断刀》后创作的第二部抗美援朝纪录片，具有品牌的延续性，获得了业内外的高度关注。
第四，在价值上，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凝结和建构了国家记忆，提振了民族士气。在国家记忆的承载上，媒介发挥着建构记忆和诉诸认同的作用。纪录片一方面是承载记忆的媒介，也为询唤和建构记忆、凝聚认同提供了一种具体可感的方式。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继承于中国文学艺术的价值基底，中国纪录片素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其发展具有功能驱动的特质。站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上，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再发力，目的是为了让人们“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这些纪录片在社会上取得广泛反响，作为“国家相册”的纪录片在建构抗美援朝这段国家记忆中的功能实践由此可见一斑。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0年11月18日4版
微信编辑：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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