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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宝逝世，20年前是他向朱镕基建议国庆放长假
10月4日下午，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逝世。据公开资料显示，张国宝出生于1944年，浙江绍兴人。他参加过“三线”建设，是一位从基层成长起来、具备工程技术经验的领导干部。张国宝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后分管过多个领域，30年间参与过许多重大经济发展规划、政策和重大项目的审批、决策和实施。
20年前，正是张国宝力荐提出了放长假的想法。
张国宝 IC 资料图
在1999年春节的一顿年夜饭上，有人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应该有所提高，但是由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又发生了特大洪灾，因此涨工资不是很现实。
于是张国宝向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了增加节假日的意见，得到了一致的赞同。经过十个月的商讨，终于在1999年国庆迎来了第一个七天长假。
在张国宝于2018年出版的著作《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中，他回忆了放长假决策始末，一起来看：
1998年发生了特大洪灾，重灾区是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湖北省簰洲湾决堤尤为惨烈。1999年春节，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湖北灾区看望慰问灾民。同行的有朱镕基总理夫人劳安，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朱镕基总理秘书李伟和我。
除夕夜，湖北省委省政府为朱镕基总理安排年夜饭，总理会见了抗洪救灾烈士家属、劳动模范和灾民代表。活动结束后，总理及家人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又吃了一顿家庭式的年夜饭，湖北省党政领导均不参加。席间交谈比较轻松，话题谈到了能否涨工资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应有相应的提高。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又遇到了特大洪涝灾害，对是否涨工资有不同意见，所以财政上虽做了一些准备，也恐难实行了。我看席间交谈有家庭式气氛，所以大胆将我思考的两个问题向总理提了出来。
第一个是关于增加节假日的问题。
我对朱镕基总理说：现在这个形势恐怕涨工资已不现实，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方式。我补充说明：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已不需要像建国初期那样靠动员大家加班加点工作来提高生产，相反有不少行业出现开工不足、人浮于事。与其这样，莫如增加大家假期，有更多时间休息、学习，还可起到调整经济结构作用，增加消费、旅游、服务业等三产比重。从现实情况看也不会因为增加了假日影响劳动生产率，影响产品产量。
第二个问题是我向朱镕基总理反映，农村高利贷很严重，说明农民需要钱用，又没有正常的贷款渠道，应该增加农村信贷。
对第一个问题，席间大家似乎都赞同，对第二个问题有些不同看法。李伟同志说，农村高利贷很多是家族势力甚至是黑社会恶势力性质，借款人不敢不还，如政府来承担贷款，很可能是一批坏账。我觉得总理对这两个问题似乎都听进去了。后来我听说，在春节假期前几天慰问活动结束后，朱镕基总理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叫到休息地，增加了数亿农村信贷。但这只是听说，不知真假。
春节假期结束后朱镕基总理回到北京就把可否增加节假日的事交代给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研究。王忠禹秘书长又交代给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具体经办。尤权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把增加节假日的建议进一步具体化，以书面形式正式向国务院提出建议，最好能以国家计委名义正式提出，还希望我了解一下其他国家节假日的情况，作一个比较。
我内弟在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工作，该公司在世界主要国家都设有办事机构，我请他帮忙可能比正式通过外交部向一个个驻外使馆了解更简单快捷。他很快就了解了世界主要国家的节假日情况。为了有可比性，我让他不仅要了解发达国家的节假日情况，更要了解一些与中国情况相仿的发展中国家的节假日情况。
从了解到的几十个国家的情况看，欧美发达国家自不待言，有名目繁多的假日。即使比较发展中国家，当时中国春节三天，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天，国庆两天，元旦一天，全年共七天法定节假日也不是多的，和朝鲜、越南大致一样。
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想法我向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同志汇报后很快得到他的赞同。
我和政研室共同起草了向国务院的汇报稿，并与尤权同志和秘书局密切沟通。将增加节假日具体化为：
汇报稿上报国务院后，由尤权同志召集相关的13个部委开会听取计委汇报并征求意见。由我代表国家计委先汇报介绍了关于增加节假日的建议、方案设计及相关问题。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从一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两天；
将国庆假日从两天增加到三天，增加了一天。
其余不变，全年实际只增加了三天。
但可以将前后两个周末合并使用，全年可形成春节、五一、国庆三个七天的长假日。
会上，除经贸委外，其余12个部委都赞成。其中教育部提到增加三天假期不会影响学生学业，相反学生可以在节假日与父母、家人、同学在一起更有利于学生增长知识，增加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公安部也讲道，根据统计，节假日犯罪率反倒低于平时工作日，只是公安干警要保障节假日社会治安会有更多加班值勤，要做好调休和考虑干警待遇。
民政部、民委表示支持，但提到能否考虑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清明、中秋也放假。实际上清明节很多人也是去祭扫先人，还有利于海外华人来团聚。
交通部、铁道部提到长假日出行旅游人数会增多，会造成交通拥堵，还要注意防止出现恶性交通事故，但对长假表示支持。
会上还谈到一些具体问题，如银行，节假日仍有存取钱的需要，不能都放假关门，节假日银行要做好有人服务的安排，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不便。还有，如中国放假，外国不放假，有国际事务和业务处理怎么办等等。
经贸委来了两位司局级干部，一位是办公厅负责人，另一位可能是综合司的，他们提出了一些疑议。一是工厂有许多是必须连续生产的，如钢铁厂、化工厂，长假期这些企业必须安排连续生产不能停，根据劳动法节假日加班必须给双倍工资，会增加劳动成本。二是要防止官员利用节假日到下面去玩，引起不正之风等等。结果经贸委的意见遭到与会者的反驳，认为这些问题是长假期必须考虑注意的问题，但不是不能实行长假期的理由。
最后尤权同志总结，对经贸委提出的必须连续生产的企业因节假日加班多支付的加班费做一个测算，看看会增加多少成本。会议上绝大多数部门都赞成增加节假日的意见。
会后尤权同志向王忠禹秘书长作了汇报。据他向我讲，王忠禹秘书长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有权决定公共节假日的设定？是国务院还是人大？国办查找了历史文件，最初设定公共节假日的文件是1950年的政务院文件，也就是说是由国务院来决定公共节假日。
据此，王忠禹秘书长提出还是在原有节假日上增加天数为妥，不增加新的节假日名称。因此关于清明、中秋节放假的意见就不考虑了，还是元旦、春节、五一、国庆四个假日，其他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还按原规定执行。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没有增加节假日的名目，但也有人对五一和十一之间时间间隔较长而没有一个节假日感到遗憾，但又找不到一个好的名目在此间增加假日，总不能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全民放假。
关于经贸委提出的必须连续作业的工矿企业因节日加班需多付的加班费也测算出来了。以钢铁行业为例，只增加不到2000万元加班费，对这么大国家来讲不算什么。
经过这样认真分析研究、征求意见和测算，增加节假日的方案已基本成熟，但时间也到了8月底，离国庆节只有1个多月时间，朱镕基总理希望能在建国50周年大庆时就能实施。8月下旬或是9月初，朱镕基总理召开总理办公会审议增加节假日方案，会上没有什么悬念，各部委和国务院领导都一致同意，也没有提出更多意见，只是强调要做好值班，注意交通安全，银行要做好节假日服务等。
最后朱镕基总理提出，这么大的事，虽然是由国务院作出决定，但必须提交党中央那边听取一次汇报，时间已经很紧，必须在国庆到来前争取在中央那边安排一次会听取关于长假期的汇报。
于是把中办副主任胡光宝请到会场，朱镕基总理向他讲了情况，请他务必在9月份安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加上这一内容。胡光宝同志答应一定尽快争取安排一次会听取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汇报。
后来大约在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务院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汇报。据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致同意，很快就通过了。正式文件是在9月23日才发的，这时距国庆只有一个星期了，准备工作也十分匆忙，好在各部门都拥护增加假期，50周年大庆全国人民享受了第一个七天的长假。
作为“始作俑者”我也有一丝担心，长假期间千万别出事故，一旦发生重大事故，长假期的做法一定会受到指责。国庆长假过了，国办也在密切跟踪假期的情况。十分幸运，第一个长假十分祥和顺畅，没有发生交通等重大事故。
国办还监测到交通运输增长情况和消费零售服务业的增长。各方面情况都表明假日刺激了消费，“假日经济”一词也应运而生，各方面都给予了好评。但在其后，有些批评意见也逐渐出来。
一是认为长假日交通、住宿、旅游景点压力陡增，忙闲差太大，也会造成旅游景点损害，主张还是应该推行带薪休假。其实带薪休假制度不是没有，公务员还有根据工作年限带薪休假天数的具体规定，但为什么一直执行不起来？因为中国的国情和观念与西方不同。如果领导不休或供职机关不休，承担工作任务的人往往宁可放弃休假也会坚持工作。
我和我周围大多数人都没有扔下工作去带薪休假过，这点和西方人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下班点一到吊车悬在半空也照样下班，这也许是中国人勤勉工作的美德。
还有中国家庭往往是双职工，而西方多数家庭是全职太太，男人一放假可以带全家去旅游。中国不行，男女双方如有一方工作走不开就不能成行，而男女双方都凑在一起休假往往很难，所以带薪休假就形同虚设了。
还是采用放长假的办法好，全国从上到下一起休，虽有些问题，但能保证受到大多数人欢迎。提带薪休假的往往是些学者理论家，可能书生气太足有点脱离国情。
二是又老话重提，认为春节、五一、国庆三个长假太多，主张减少一个长假而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中国人传统节日休假。提这种意见同志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减少七天长假，增加三天小长假，以减少长途出游压力，鼓励引导家居休息和郊游。
这个问题如前所述在讨论长假期时有人提出过，但从不增加新的节假日名目的要求考虑未予采纳。对于已经享受了长假期好处的国民来讲是不愿意放弃五一长假的。但国家发改委社会司事实上是力推取消五一长假，增加清明、端午、中秋小长假的。
两种意见激烈交锋，后来社会司搞了一个网上民意调查，报告说民意调查赞成取消五一长假，设立清明、端午、中秋小长假的占多数，于是在国家发改委办公会上通过了这一方案。
我在会上是反对这一方案的，我主张保留五一长假，这个季节也是旅游的好季节。但我的意见与社会司主导的意见相左。我听到一些说法，认为网上民意测验并不科学，不代表大多数人真正的意见。
因为网民只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学校老师学生有寒暑两个假期，所以这一人群中不少人主张取消五一长假。而广大民工有长假还可回家，小长假很多人只好选择留在原地，少了一次回家机会。民工上网的人少，网上调查没有反映出这一人群的意见。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广东省政府从地方行政立法出发，决定保留五一长假，但从政令不统一考虑，上边让广东省取消了这一决定。
放长假已实施了14年，广大人民群众从中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假日经济拉动了消费是不争的事实，符合我们当前调整经济结构的方向。许多提出休假改革方案的后来人没有完整经历这一过程，作为过来人我把这一过程如实记录下来以作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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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资料显示，张国宝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负责能源、交通基础司、工业司、高技术司、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2008年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2003-2010年兼任武警黄金部队第一政委。曾任世界能源理事会副主席。2011年后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低碳实验室主任。
张国宝先后经历了7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并参与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上海洋山深水港、中俄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特高压输变电、金沙江水电开发等一大批世纪工程以及建设全国互联互通的统一大电网、第一个铁路中长期规划、城市轨道交通、天然气事业、新能源、船舶、汽车、钢铁、装备制造业等的发展规划和决策建设过程。其中，他牵头制定了中国第一个铁路中长期发展规划。同时，在国务院领导下，他还是中俄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缅原油天然气管道等国际能源合作的主要谈判者、组织者。
2015年初，张国宝曾因重疾赴美治疗。2016年回到北京后，张国宝仍对其耕耘多年的能源事业念念不忘。每当有行业话题被热议，张国宝时常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撰文表达观点，比如雾霾治理、中国芯片产业发展、新能源发展、核电发展技术路线等。
10月4日，在原中国能源掌门人张国宝因病逝世的同一天，新华社报道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博孜9井试井成功，获高产工业油气流，日产天然气41.82万立方米、凝析油115.15立方米，成为塔里木油田一年内在天山南部发现的又一个千亿方级大气田，这标志着塔里木盆地第二个万亿方大气区横空出世。
两件事叠加，让人不由想起张国宝在《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中回忆西气东输工程决策建设始末的故事，一起来看：
而十多年前的中国天然气市场，无异于刚出生的婴儿。2000年，中国国内天然气产量仅为272亿立方米，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不过3％，全国的高压管道不过2万公里，大部分为连接单一气田与单一用户而建。在这样稚嫩的上下游条件下，建设一条世界级的长输管线，其挑战空前，质疑之声自然不会少。
十多年后的今天，曾经的质疑都已烟消云散。
“西一线”之后，二线、三线、四线纷纷上马，中亚、缅甸天然气通过跨境管道进入中国，中俄天然气管道也在2014年5 月一锤定音。在2016年6月国务院最新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计划到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到10％以上。
更重要的是，“西气东输工程的决策和实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精神财富。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需要胆略和战略眼光，要有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要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气概”。作为这一重大工程的直接参与者，我想如实呈现15年前浓墨重彩的西气东输工程决策建设始末。
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
我们都知道，我国在1963年建成大庆油田，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大庆石油会战后，不少地质学家又提出，最有可能发现大油田的地方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当时，人们对塔里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甚至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又发现了一个沙特”。因此，当时在全国调了2万多名石油工人去搞塔里木石油大会战。多年的勘探开发，确实带来了一些发现，但比原来的期望值差得较远。
不过，在钻探过程中有不少伴生气冒了出来。由于当时的目标主要是开采石油，对于天然气既没有采集和回注装置，也没有管网建设，因此只能放空点火烧掉。不少去过塔里木参观的人，看到沙漠里“点天灯”的现象，都觉得颇为可惜。有人提出，可以把天然气作为化肥原料利用起来。20世纪90年代，我国化肥还依赖进口，而农业发展又急需化肥，因此国家提出搞“大化肥”项目的设想。
当时，除了新疆塔里木的伴生气，海南的莺歌海也发现了气田。所以，国家提出，以莺歌海和塔里木的天然气为原料，在海南和塔里木各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设想。不过，集中新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计划，最后并没有彻底实现。在海南，之前有一套海南富岛化肥，之后中海油在海南东方市紧邻富岛化肥又新建了一套“大化肥”。老的一套加上新的一套，后来合并成中海油的富岛化肥厂。在新疆，南部泽普新建了一套20万吨的化肥厂，乌鲁木齐石化则建有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装置。两地都没有实现新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计划。塔里木盆地伴生气没有利用的现象仍然存在。
正因如此，早在20世纪80 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石油就有人提议将这些天然气收集起来，通过管道外送。中石油副总经理史兴全当时就曾提出设想说，可以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将天然气从新疆送到上海，大体上就是现在西气东输一线的走向。
最后还是觉得西气东输可行
收到盛华仁的报告以后，朱镕基总理觉得颇为振奋。我在朱镕基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的观察是，他不仅在宏观经济上很有造诣，对重大工程的布局也很有激情，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和青藏铁路在内的几个大型工程，都是在他主政期间决定的。因此，听到这个提议后，朱镕基同志对西气东输设想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让主管这块工作的国家计委研究项目的可行性。
那时，我已经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刚好分管这块工作。当时国家计委设有基础产业司分管能源交通工作，分管司长是徐锭明，负责具体工作的还有胡卫平。所以，主要负责西气东输论证工作的就是我、徐锭明和胡卫平等人。当时我们在内心里都很支持建设这项工程。如果不搞西气东输，继续新建“大化肥”项目的话，还需要解决运输问题，那还不如推动天然气管道建设，还能推动全国天然气的布局。
当时国内天然气行业还只是初生，上游勘探开发也不明确，也并不存在下游天然气市场。我要负责具体管道工作的论证，有很多的担忧。到底上游天然气的储量和可能的产量有多少，当时没有确切的数量概念。如果建设了管网却没有气供应，怎么交代？如果要外送天然气，这么长距离，经济上到底划不划算？新疆到上海4000多公里，这种距离的管线在世界上也算是长的，更别说我国此前从未建过这样长的管道。如果建成之后没有效益怎么办？如果工程建设到一半，忽然证实产量没有那么大，又该如何面对投资？……未知的问题有很多。所以，当时对要不要搞西气东输，我心里没有底。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应该优先开展西气东输，还是寄希望于东海的天然气资源，优先开发东海？此前，地质部的勘探队伍一直在研究东海的油气资源情况，他们已经发现了平湖油气田。后来地质部进行了改革，负责勘探的队伍成为后来的新星石油公司，而负责平湖油气田开采的就是新星石油公司。2000年开始提出西气东输工程的时候，平湖油气田已经有4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产量，就近供应上海。不过，上海能源缺口很大，东海的4亿立方米天然气并不算多。
在发现平湖油气田之前，城市管道都是用煤制成合成的煤气来供应，但这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煤制气，这种煤气含有氢气、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成分。当时在中国，多数家庭还在烧蜂窝煤，条件好的家庭能够买到液化气罐，烧的是液化石油气（LPG）；而凡是有管道气供应的城市，大多数是用合成气。上海市在当时已经有管道气了。吴泾是化工产业集中的区域，“煤气”就是在这里生产的。平湖油气田发现以后，东海产的4亿立方米天然气和煤气混在一起出售给老百姓，管道气的热值得到了提高。
但整体上来看，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缺乏能源，依然需要更多的天然气供应。当时并没有液化天然气（LNG）的概念，东海天然气储量也并不确定，所以最后还是觉得西气东输是可行的。
张国宝这一次说对了
中石油的态度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在塔里木油田一线的干部职工一直都在积极力推西气东输；而在中石油集团公司层面，时任中石油董事长马富才和总经理黄炎、副总经理史兴全也都非常支持。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中石油的积极性，光有政府积极性肯定是干不成的。所以，当时政府和企业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当这个构想酝酿了一段时间以后，2000年2月14日，朱镕基总理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讨论西气东输工程，由国家计委负责汇报，具体汇报人就是我。
我去汇报时带上了东海的地图。汇报时，开始先讲东海天然气的开发情况——这并不是当时要求汇报的内容。朱镕基总理打断我的话说：“国宝同志，我让你汇报西气东输，你怎么讲东海？”我回答说：“总理，东海和上海毗邻，新疆则距上海4000多公里远，如果我们不把东海目前的开发情况汇报清楚，恐怕后人会质疑我们为何舍近求远。所以，这是汇报西气东输时需要回答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朱镕基总理听完后表示赞同，让我继续先汇报东海的情况。当时，对东海的资源量还属于推测，只有平湖一小块地方在产气。我的汇报认为，要是把宝押在东海上，不确定性太大，也不知道何时能向上海供气。
讲到这里时，朱镕基总理又打断了我，问道：“上海的气多少钱1立方米？”
我马上就回答：“1.56元。”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应该很难回答出来。说句玩笑话，恐怕连上海市长也不一定清楚这个气价，更别说我当时生活在北京。我连北京气价是多少也不十分清楚，因为家里都是夫人缴气费。
能回答上来完全是一个偶然。在这之前，我偶然读到一张上海的小报，报纸名称我记不清了，大概是《新民晚报》。上面有一篇小豆腐块文章，讲到上海平湖天然气和焦炉气混到一起卖给居民的情况，提到了混合后的气价是1.56元，这个数字就进入了我的脑子里。
朱镕基总理当时一听，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小子是不是顺杆爬，随嘴乱说的？你又不是上海人，怎么能说得这么准确？因为过去有过这样的情况。我陪他到地方视察时，就有干部汇报的数据不实，被朱镕基总理派人当场核实，一旦发现汇报数字不实就狠狠地批评一顿。这次他怀疑我说的不对，便使了一个眼色给他的秘书李伟，让李伟给上海市长徐匡迪打电话核实。
我只看到李伟几次进出，还和朱镕基总理耳语，但并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还以为是有其他军国大事。过了一会儿，李伟递上了一个条子。朱镕基总理看了一眼后，把纸条反扣在桌子上，拿杯子压起来，继续听汇报。
一直到汇报结束，朱镕基总理才把这个条子拿出来，说：“我刚才听到汇报里上海的气价，不相信张国宝说的这个数字，就让李伟去给徐匡迪打电话。徐匡迪回复了，说上海的混合气价确实是1.56元。所以，张国宝这一次说对了，没有说错。”
两天以后，国务院下发纪要，决定成立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纪要上还有一句话说，由国家计委一位负责此项工作的副主任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通常领导小组组长应该是正职担任，纪要虽然没有点我的名，但是根据这个定语的范围，实际上就是我。我就这样当上了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
专家非常坚持，我拧不过他们
当时上游最主要的发现是克拉2特大型气田，产量约在1000多万立方米/天，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主力气田。
没去看这个气田之前，我一直以为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或是在里边。实际上它是在塔里木沙漠和天山山脉中间的过渡地带，是在一个雅丹地貌深部──就如所谓的魔鬼城一样，充满了红色的、起伏不定的地形，里面寸草不生。
地上地形复杂，地底下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的地质学家很厉害，推算出来这里应该有气。所以用了包括人扛肩抬、直升机吊装等办法，在这雅丹地貌中间打下了克拉2井。这是一口一天能产1000多万立方米气的高产气井。也就是说，塔里木的勘探成果已经为开展西气东输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克拉2附近还有一些具有开发前景的气田，如克拉3、大北、迪那2等，这些气井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侧陆续出现。虽然当时有的气井还没有完全掌握可采储量，但起码可以知道这里的资源量是很有前景的。
到论证的时候，地质学家的推算储量在8000亿—10000亿立方米，预计可采储量3000多亿立方米。而我们觉得，远景储量能达到10000亿立方米以上。我在西气东输论证的会议上汇报时，心里多少还有些打鼓，担心掌握的探明储量不够实现20年每年200亿立方米的持续供应。
在信心不太足的时候，怎么评估出最后要达产120亿立方米/年的运输量？
其实，最初盛华仁同志提出的建议是年产200亿立方米，我们也希望按200亿立方米/年来进行设计。
但那时我国已有规定，凡是重大工程，一定要先进行专家评估，政府官员说了不算。所以，西气东输工程也交给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以下简称“中咨公司”）进行评估。当时评估西气东输的专家组组长是中海油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唐振华，他也是中咨公司聘请的专家委员会的顾问委员，后来还是西二线评估组的副组长。
唐振华当时认为，上游可能没有那么多气，而且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用过天然气，天然气的价格相对较贵，担心下游市场每年消化不了200亿立方米。因此，专家评估提出西气东输的运输量应该砍到120亿立方米/年，管径应该从1034mm缩小到1018mm。
我不认同这一观点。我认为，规划应该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其实，我们当时已经设想到，万一塔里木天然气储量不足，还可以从中亚相邻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引进天然气。所以，管道输气规模在设计中应留有余地，更何况建设期还有几年，发现的天然气储量只会越来越多。对这一问题争论了很久。我的意见是按200亿立方米/年来设计，工程规划需要留一点余地，就不用日后反复进行扩建。虽然当时看起来120亿立方米/年似乎更有把握，但是万一产量增加，运力就会不足。但这些专家非常坚持，谨慎的意见占上风，我拧不过他们。所以最后还是按照专家意见，西气东输可研报告定了120亿立方米/年，管径是1018mm。
但后来气多了，管容和运力不够，中亚天然气也引了进来，又建设了西气东输二线。
那时候论证西气东输一线，都还害怕市场消化不良，所以开始时没有考虑过西二线和西三线建设。
对于中亚天然气合作的想法，虽然我们当时公开的文字未提此事，但是在讨论时实际已经设想到：万一今后塔里木的天然气资源不够怎么办？对此疑问当时确实有担心。如果确实如专家所言供气不足，我们就想办法从中亚引进来，每年200亿—300亿立方米。
各省市当时都不愿意多要
当时下游有很多担忧：
其一，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用过天然气，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天然气很贵，用不起；
其二，万一用上天然气以后，如果气源不稳定忽然断气了怎么办；
其三，各地方政府对“照付不议”条款不理解。过去都没听过这一方式，理解成了不管用不用都得付钱，认为是霸王条款。其实，“照付不议”的英文是Take-or-pay，是天然气供应的国际惯例和规则，指在市场变化情况下，付费不得变更，用户用气未达到此量仍须按此量付款；供气方供气未达到此量时，要对用户作相应补偿。而“照付不议”的表述则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是个霸王条款，这其实是翻译的问题。
所以针对这些担忧，我们就要到每个省市去做工作、去进行解释，也让各地的发改委给当地的用户企业做工作。西气东输工程上游几省主要是过路，包括山西也没有落地什么气。从河南之后，进入到安徽，然后依次到江苏、上海以及浙江，下游市场就主要是安徽、江苏、上海、浙江这几个省市。当时各省市都有顾虑，不愿意多要。我们就要到各省市做工作，宣传天然气的好处，要各地同意和中石油签天然气购销协议。当时我在北京还专门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请沿线各个省市都来人参加，我和中石油的马富才坐在台上进行宣讲。
徐锭明这个人性格和说话都比较急。当时为了宣传西气东输和天然气，他发明了一个著名的词，说这是“鸦片气”——你一旦用上天然气，就知道它的好处了，又干净又方便，一拧阀门气就来了，热值还特别高；“抽”上以后，“想戒都戒不掉”。
但这些都还不够，大家还不放心。后来我们又把沿线的省市领导、发改委主任请到塔里木的轮南进行现场观摩。轮南过去是边疆，很荒凉。中石油在沙漠中找了一块空地，等人都到齐后，当场在沙漠里点火，“砰”一声，火焰就高高地蹿起来，极为壮观，现场的人都赶紧拍照。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让下游各省市接受的。
下游各省市的市场最后落实最积极的是江苏，上海也不错。比较麻烦的是浙江，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后遗症。
浙江当时虽然很需要气，但有自己的考虑。因为如果东海有气，就可以在宁波登陆供应浙江。所以，我们最初设想以钱塘江为界，钱塘江以北用西气东输的气，钱塘江以南将来可以考虑用东海的气。差不多同时期，在广东和福建建了液化天然气的中海油到浙江省去游说，希望搞液化天然气项目。中海油的身段比较低，合作态度也比较好。
这些因素之下，浙江省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当时浙江省副省长王永明就提出成立一个浙江省管网公司，计划自己建设和管理省内管网，中石油只要把气送到浙江边界的湖州或嘉兴就可以了。浙江省和中海油一拍即合，成立了合资公司。所以现在浙江省内的天然气管网是浙江省和中海油合资的公司；中石油本希望通过自己的管线直接送到浙江省内，但浙江省不干，这让中石油挺生气，最后双方合同签了10亿立方米/年的供应量。
我后来曾经找过王永明副省长，说这种做法不妥——供气的不是中海油一家，单独和中海油合资不好，起码也要把中石油拉进来。他表示同意，但已经晚了，和中石油谈不拢。所以到现在为止，西气东输供到浙江的气还是10亿立方米/年。气也只是送到嘉兴或湖州，浙江省内管网跟中石油并无关系。
但就像我汇报西气东输工程时所说的那样，东海很长时间没有发现新的气田。如果当时把宝押在东海上，至少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还是没有足够的天然气供应。
这样一步一步，我们逐渐说服每个省市和中石油签下了“照付不议”协议。
各部门的协调非常复杂
当时确定管线路径和管输费用也很重要。
2000年七八月之际，我们在北戴河向国务院总理办公会汇报西气东输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当时，我和徐锭明、胡卫平做了个幻灯片，里面有三四个可选的工程路线方案。
一条就是现在的路线，在陕北走靖边，在靖边可以和陕京管线相连接。出靖边后进入山西省，再从山西到河南，在郑州过黄河；而另一种则不经过山西省，从陕北南下到西安的临潼，从潼关出关进入河南的灵宝。还有一种方案是不走靖边，沿着陇海铁路直接走西安，然后再进入河南。最后选择了第一种方案。
我们当时更倾向于管道走靖边，与陕京管线连接起来。因为当时在长庆油田已经发现有天然气，可以和西气东输的气源相互调节。东可送上海，北可经陕京管线送到北京。
而管输费和输电费的问题一样，都由价格司决定。定价原则是成本覆盖加适当利润。当时全线的平均管输费是每立方米0.84元，而井口气价每立方米才0.49元，管输费比井口价还要贵，两者相加的价格全线平均是每立方米1.33元。先算出一个全线平均价，然后根据距离远近，各个省市的管输费距离远的多一点，距离近的就少一点。
那个时候各省市提的意见，管输费应该按照距离远近略有差异。到安徽便宜一点，到江苏稍微贵一点，到上海再贵一点。后来就按照这个原则给每个省定一个气价，离得近的价钱就便宜一点。
西气东输的下游市场目标定在了长三角几省市。但在设计管道工程走向时要评估沿线市场潜力和工程技术的特点来决定线路走向，需要做好途经省市的工作。
实际上主要并不是按照沿线的市场潜力，而是完全根据路线本身的工程特点进行设计的。西气东输经过甘肃的路程最长，要求甘肃省政府做很多工作，要征地需要和老百姓沟通。而管道对甘肃来讲主要是过路，但当地的人很讲政治，在西气东输这样的国家任务面前，甘肃省委省政府一直都积极给予支持。
那个时候要用汽车运送管子，一辆车最多运十几根，一直从东部运到新疆去。而沿途公路都有关卡，要交过路费，但这些车刷上一条标语：西气东输。关卡每每看到“西气东输”四字，就免费放行。再比如，西气东输经过河南省时，要穿越黄河，向当地农民征用林地赔偿的问题也产生过纠纷。这些问题，中石油和国家计委都没法摆平，我们就找了河南省委省政府帮忙。由地方政府出面与农民进行协商。各地方政府帮着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再举个例子，当时西气东输管道要在南京穿越长江，负责施工的是中国台湾的中鼎公司，因为他们有江底穿越的建设经验。江底隧道穿越的工程建设其实很危险，因为如果施工过程中一旦停电，江底下一片漆黑，水泵一旦排不了水，会发生灌入江水淹掉的可能。为了保证安全，就一定要有多条供电线路供电，其中就要从南京的栖霞山接一条线路，当时江苏省南京市都无偿地照办了。沿途有很多这种感人的事迹，尤其是像甘肃、河南等省份。故事太长，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管道工程牵涉多个省份及诸多部门，协调工作量很大，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比如，西气东输要经过的地方很多已有铁路了，管线要从铁路底下钻过去，需要铁道部同意；同样，穿越公路要征得交通部同意；穿越黄河、长江等河流要征得水利部同意；占用林地要林业部同意。西气东输工程要三次穿越黄河——两次要从河底下穿过去。黄河是游动的，在郑州的黄河河道有20多公里宽，要用五段顶压法穿越。要打五口沉井下去，在井下把管子顶推过去，再从下一个井冒上来，然后再从第二口井往下一个井顶推，这需要很多部门的互相配合。比如小浪底调沙调水了，如果没有通知施工人员，那这口井就被冲掉了。又比如，管道要经过罗布泊原子弹试验基地的一角，这里属于军事禁区，必须要有中央军委的同意才能穿过。
还有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文物局突然提出意见，说管道穿过古长城了，不能穿。甚至到了上海，还有问题。当时进上海的第一站要经过白鹤镇。这个地方有个棚户区，有很多仓库，所以上海希望管道经过此地，正好进行拆迁工作。但对中石油来说，这样要多花很多钱，他们就不愿意走。这些工作都需要我们出面进行大量的协调。
在上海的事情上，就是我出面去找当时的上海市长韩正同志，最后韩正同志协调才解决的。这里面各个部门的协调非常复杂。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为《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一书作序时回忆道，许多重大工程项目在论证决策过程中，难免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张国宝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总能耐心倾听、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即便和有的领导同志意见相左，他也能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的很多意见在决策过程中被采纳，而且被以后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据曾与张国宝共事的原国家发改委人士回忆，张国宝为人谦和、不摆架子，做事认真、不失风趣，和同级别的一些官员形成鲜明对比。他退休后退而不休继续思考能源问题，力所能及参与讨论和交流。虽然后来他身体欠佳，但总是尽可能抽时间回答他人提出的问题，且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永不停止学习探索。
至今，张国宝的微信签名是：身骨虽随岁月老，心境莫因览物穷。
送别，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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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
观察者网、澎湃新闻、牛弹琴、湖北日报等
编辑：胡心玥 / 审稿：王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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