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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公开点赞！多省市发文鼓励这项举措……
占道经营不再纳入文明城市考核内容，部分城市率先松绑“地摊经济”，或可成为促进自主就业的另一突破口。
疫情发生后，除成都率先“试水”外，还有浙江、陕西、江苏南京、四川彭州等多地陆续出台指导意见，为“地摊经济”“松绑”。
另一方面，“地摊经济”如何适应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也成了城市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成都市市长罗强指出，允许临时占道经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城市管理的难度，但这些问题通过政府工作更多的付出，是可以弥补的。
有学者指出，在“一禁了之”与“放任自流”之间，城市政府需要拿捏好度，做好“地摊经济”的管理。要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管理好“地摊经济”的各个方面，使其既有市场活力和消费动力，又能达到安全、健康、整洁等要求。
多地为“地摊经济”“松绑”
“前两周我看到报道，西部有城市按照当地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摊位，一夜之间10万人就业。”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开点赞部分城市率先松绑“地摊经济”。
这个城市就是成都。
3月15日，成都市城管委出台《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工作等前提下，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占道促销；允许流动商贩贩卖经营；允许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扩大停放区域。
两个月过去，成绩斐然。
数据显示，截至5月22日，成都全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4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748个，大型商场占道促销点82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891个，增加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临时投放点位6103个，增加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
“地摊经济”的就业“蓄水池”作用在其他城市展现。
4月，南京启动战疫情扩内需稳增长“四新”行动，为促进消费，南京市城管局及时制定印发《做好防疫期间临时外摆摊点服务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南京现有3400余个临时摊点，主要分布在有时间限制的早餐点、夜市摊点和街边不占道的修旧摊点等处。在此基础上，全市今年新增134处、共1410个临时外摆摊点。根据《指导意见》，具备外摆条件，且有统一运营管理的特色街区、商业体外广场和开放式公园，可申请临时外摆摊点，但需严格规范经营，该举措将持续到今年国庆长假结束之前。
5月中旬，浙江省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指出，合理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预留自由市场、摊点群等经营网点。
陕西5月27日公布《陕西省促进市场消费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若干措施》。文件中提及，疫情期间，城市管理应坚持柔性执法，在不影响人行通道、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允许城区临街店铺出店经营，允许大型商场适度占道促销，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摊点摊区，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占道经营。
在四川彭州，当地根据居民需求，设置南河东街市场、南桥夜市、朋城远界夜间摊区等16个便民疏导点，引导规范腌卤熟食、水果、蔬菜等游商入市交易，帮助400余户摊贩恢复经营。在系列“点亮”城市夜色的措施下，据当地综合执法局城管执法大队负责人介绍，两个月时间，彭州已新增就业岗位800余个，增加2000余人就业。
根据《2019中国小店经济温度图谱》，网商银行和支付宝的分析显示，中国小店数量约为1亿，包含网店、街边小店、路边小摊等，带动3亿就业。
“不能光图省事‘一禁了之’。”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胡张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杨宝玲同样提出此建议。
“有些农副产品季节性很强，收获之后集中上市；在城市里，百姓有这方面的购买需求，季节性商贩也有经营的需求。城市居民和农民都需要释放这样一个空间。我建议在居民区等地提供限时摆摊经营的地方，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同时给低收入家庭提供购买农产品的服务。”杨宝玲说。
西南财大教授、西南财大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认为，成都允许沿街摆摊，是恢复城市经济的一个很好示范，是用适度放宽管制来换取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亦表示，允许“摆地摊”等临时的促就业政策将给市场的恢复带来新活力，是“保市场主体”的体现。
“‘地摊经济’蕴含着巨大的经济能量。”在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陆远看来，外摆摊点是一个就业“蓄水池”，可带动很多年纪大的居民就业。同时，分布“街头巷尾”的小摊小贩也是城市活力的象征，“接地气”的经营活动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生活结合，更能彰显城市以“人”为主的温度。
南京发力夜经济，打造的 " 风雅秦淮 " 深挖年轻消费群体潜力（图：上观新闻）
“松绑”下的引导管理
“松绑”不是无序的信号，如何引导好“地摊经济”有序发展，是“硬币的另一面”。
“地摊经济”一直备受争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说，一方面，它养活了小商户、小摊贩，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但另一方面，它又给所在城市带来了脏乱差，被一些城市称为“牛皮癣”，成为城市发展的两难。
史璞对“地摊经济”的两面性解释在城市治理实践中时常外化成“文明城市”的测评指标，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摊贩与城管“躲猫猫”现象便是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文明办此前颁发的《2017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地级以上·正式印发稿）》显示，在该测评体系中，城市精细化管理一栏明确要求：“依法规范管理，公共秩序良好，无违章停车、占道经营、小广告乱张贴现象。”
不过，在今年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背景下，面对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文明城市测评做“减法”，释放出升级“地摊经济”治理的积极信号，对于保障民生、促进就业、刺激居民消费和经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城市治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果任由摊贩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野蛮生长’，也会妨碍城市卫生和市容市貌，影响交通秩序和安全。”北京某高校商业经济研究领域专家分析。
学者建议建立一体化的“地摊经济”管理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在“一禁了之”与“放任自流”之间，城市管理者需要拿捏好度，做好“地摊经济”的管理。要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管理好“地摊经济”的各个方面，使其既有市场活力和消费动力，又能达到安全、健康、整洁等要求。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认为，“放开‘地摊经济’不是‘放手不管’，需要边界，要有一定规则。”汪玉凯说，过去的政策过于严厉，越是大城市管得越严。而实际上，这些地摊商贩如果能在比如一个时段、一个范围内有序开放，用规则逐渐调整人们的习惯，是可以规范的，不该因为它对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就将其“扼杀”。
具体实践方面，部分先行的城市也已出台同步措施。
以成都为例，在率先“松绑”“地摊经济”同时，5月28日上午，成都市城管委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为有效规范前期实施过程中占道经营带来的部分交通和食品安全隐患、市容及环境卫生影响等方面问题，成都制定出台《关于建立城市管理“八项机制”深化柔性管理服务助力“六保”任务落实落地的意见》。该配套意见，对引导摊点摊区设置、商贩摊主清洁卫生、群众投诉、摊区安全防护等问题做了细化管理。
在两个月时间增加2000余人就业的彭州，创新性的采取考核积分的形式对摊区进行管理。摊贩积分满分为10分，违反管理细则扣除相应分值，当积分扣至5分时，责令摊贩停业整改；积分扣完时，取消摊贩经营资格。
南京在增加临时外摆摊点时，要求各区（园区）制定好相关管理服务和卫生保洁方案，设置临时外摆摊点要事先征求城管等部门意见，明确摊点主要负责人、占用区域、经营服务品种、时间、安全提示等内容，并设置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公布投诉举报渠道。
针对“地摊经济”下的城市治理，也有学者就此调研后“支招”。
作为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项目“上海中心城区地摊经济调查报告”成果，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王岩撰写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如何包容地摊经济——基于上海中心城区的实证调查研究》（发表于2018年）给出了建议。
王岩经调研分析后认为，应该构建“政府规划引导，社会组织监督, 专业公司运营”一体化的“地摊经济”管理体系。
王岩认为，政府要指定行业准入制度，明确哪些行业属于鼓励地摊经营的，哪些行业属于限制地摊经营的，哪些属于准许地摊经营的。同时，合理引导相关社会组织、专业公司参与地摊的统一经营与管理。对于地摊经营与管理中表现好的给予奖励，表现不好的给予惩罚。让社会组织和专业公司作为地摊协调、管理的主体，政府作为引导者。
在社会组织监督方面，王岩认为，可成立地摊行业协会，对地摊进行行业监管；建立地摊经营行业准入制度，通过地摊经营者的资格申请管控地摊经营，防止无序经营和恶性竞争。建立地摊经营者培训和业务学习交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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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直击现场”
编辑：胡心玥 / 审稿：王运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