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章来自中山大学袁奇峰教授，是“珠三角系列”第八篇，以佛山为例看珠三角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新型城镇化是近年的主流经济话题，也必将是未来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主轴之一，众多经济现象的变化，都可以从珠三角城镇化的轨迹中找到踪迹。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珠三角城市大多数城市以低成本的优势完成了工业化，成就了城市和经济双双高速发展的奇迹，但是大量使用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低效的土地利用也累积形成了众多问题。
今天的珠三角正站在城镇化的历史拐点上，很多经济现象让大家充满困惑：为什么制造业的扩张速度难以持续？为什么很多成功的制造企业纷纷转向房地产？房地产还会继续过去的高增长吗？资本最终应该转向何方？
回到发达国家的经验和一般经济规律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珠三角城市化的未来。
我们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最近20年的发展中承担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这是世界产业转移给中国带来的重大机遇。中国工业化得益于国家在30年以前开启改革以追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为诉求，得益于我们在50年前鼓励生育的政策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我们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具有的强大内驱动力，大量剩余劳动力、低效的土地能够和世界产业转移相匹配低成本的劳动力靠“农民工”制度保证。
低成本的工业用地有两种获得方式：一是珠三角为代表的“农村社区工业化”，由农村在农地上建设乡镇企业或租地给外来企业；二是各地政府推动的“园区工业化”，以极低的低成本从农民手上征地，然后直接以土地换取工业税收(可以近似地认为是投入土地的租金或分红)。
而为了补贴前期产业发展用地的投入，就通过土地储备机制低成本征用农地和旧城居住用地，高价进入房地产市场。土地财政成为补贴产业发展的财政工具。在分税制背景下，工业税收的大部分为中央政府所获取。为补贴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也不得不进一步依靠土地财政，结果必然推高了房价。目前城市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对土地的需求有着极高的刚性；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渠道的约束，房地产成为投资增值的产品，其投资价值远远超出了房地产的实用价值。一方面是低成本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就是低成本的城镇化。但是土地财政只是中国特殊的政体和土地制度下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工具！
按照美国地理学家诺森姆1979年对多国城市化历程的回归分析，一个国家城镇化率最终将呈现一个S型的逻辑斯蒂曲线：城镇化率在30%以下的阶段，其城市发展比较缓慢；达到30%后，城市在工业化快速推动下加速发展；但是达到70%左右的时候，速度又开始放慢，国家城市化进程接近结束。
从1979年的19.8%到2012年的52.6%，近20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年平均增长一个百分点。按这个速度，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就要达到70%，进入低速发展期。当下的“土地财政”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也必将随着城市化率接近高位而趋于平缓时消失。问题是这最后20年土地增值能否保证“涨价归公”，以保障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土地财政最多还有20年可以玩，如果保持目前发展态势城乡统筹20年后很容易做到。个人投资房地产作为保值增值，但超出房地产实用的价值便会形成泡沫，泡沫到底有多大？根据东京、汉城、台北、香港等大城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房价跌会到1/3，意味着2/3都是泡沫。未来10-20年，土地财政所依赖的房地产市场必将面临重大转折。
按照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如果存在农村中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和城市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经济部门。农村就会不断提供廉价劳动力到城市，维持制造业的低成本的发展。但是终这件事情将会终止，因为制造业的市场是全球的，而农村会有一天再也没有剩余劳动力可以提供。
另一方面，在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后，农村的人口不断减少，减少到人均资源足够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城市廉价劳动力就不可以维持。农村的人口足够的少，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以经营的资源足够大的时候，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将下降了，因为农业的收入跟进城的收入是一样的，人口流动就停止了，城乡统筹就实现了。
由于长期执行“一孩化”政策，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日益严重。以往似乎可以大量无限供给的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也开始出现短缺，两个刘易斯拐点中的第一个拐点已经来临，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上升；而第二个拐点应该在中国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到来。土地、城市化和城乡统筹的问题，在未来的20年基本上都可以解决。但前提是中国已经完成了国家的现代化。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哪里对劳工服务好劳工就去哪里。珠三角目前的城市化率虽然很高，但是存在太多的半城市化的人口，他们流动性很强。各地的工业园区能否促进城镇化？这里面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些产业，没有这些产业工人留下来，如何形成城市，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在劳工短缺大的宏观背景下，将来的产业如何健康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工人进城、工人家庭进城，让他们分享到城市化的红利；工人，不应当仅仅被当做劳动力来看待，必须将其当做一个人、一个有家庭的人，不仅仅提供就业，还要提供家庭居住与教育等配套服务，要保持工业的持续发展，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从装配制造业到技术含量高的先进制造业，这个阶段来临，高级蓝领越来越多，技工培训体系珠三角做得不错，技校布局与工业区配合紧密，源源不断生产出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工人。根据我们的观察，佛山的产业发展已经发生了转变，早期都是装配制造业，对工人技术要求很低。现在一汽大众汽车进来，情况完全变了，由于对技工有较高的技术要求，他们基本不在社会上招工，工人都要通过大专院校培养，这些人能否留下来就决定了佛山先进制造业的前途。能否用好保障性住房政策，给企业配套一些廉租、公租房指标，搞一套面向产业工人的社会住房体系，让更多技术工人愿意来这里，形成竞争优势。怎么样去服务好产业工人，这对地方发展是一个挑战。
人们都在抱怨，很多制造业企业纷纷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中，是因为房地产的利润太高了！但是为什么十年前大家都愿意专心做工业呢？戴维 哈维的资本三次循环理论似乎能解释这些问题。
中国经济不仅仅是一国的经济，而是镶嵌在全球经济中的一个部分。由于世界产业分工，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是中国生产的，许多大型制造业企业发现，投入更多的再生产资金也只会增加存货。资本一次循环的问题是全球市场也是有限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制造业发展的边际效应也会出现，即不断投入实业的结果反而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
近几年珠三角很多实业家都开始涉足房地产，虽然自己原来的产业还在继续，原因就是因为生产过剩，资本要找新的出口——政府的选择是大规模建设新城（区），企业资本则投资物业建设，个人资本选择就是买房，保值增值。这就进入了戴维 哈维所说的资本第二次循环——空间生产。
以前，佛山是佛山，广州是广州，南海、顺德的专业镇都是各玩各的。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所有的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系统都实现了重构，向外寻找服务的时、空距离缩短了、成本下降了。原来专业镇什么要素都要自己玩都是全能选手，突然发现产业服务的网络化迅速形成，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时代来临了，城市空间也因此发生了转变。
比如说，南海东部地区一直就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社区工业化地区，而现在变成广佛交界处迅速崛起的明星。2003年，南海实施了东西板块战略在西部打造工业园区，经济发展从“农村社区工业化”转向“园区工业化”。我们基于广佛同城提出南海东部战略——从农村城市化走向更高质量的真正的城市化。虽然在同城的过程中，两市政府在这里面投入并不多，但市场力量很强。2005年，我们提出东部南海建设“广佛RBD”——即广佛副中心的概念引起非常大的市场反响，所有开发商都敏锐地发现这个区位机会以此作为营销的概念把千灯湖做了起来。2007年，我们更向南海区政府提出适时推动“工业南海”向“城市南海”转变。南海东部地区已经从两个城市交界的价值洼地，变成新的广佛高地——房地产价值高地。
近年来很多搞实业的老板热衷于做企业总部，做写字楼载体，产业也开始多元化。但是资本二次循环的问题是剩余资本固化在土地上，物业是固定的，不但固定了房屋，还固定了社会流动，将社会的阶层固定下来，机会的不平等会导致第二个危机——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打破社会锁定的办法就是高税收，进行社会二次分配。
中国工业化的的成功来自于冷战结束以后全球产业分工这样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地域分工里面，因为自己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比较稳定的政局，我们获得了国际制造业产业分工这样一个角色。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城镇化是完成了一个和工业化同步的以城市人口数量增长为特色的城镇化，但是这个阶段的城镇化是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中实现的，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
一是经济发展以后，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的改善的情况下出现的贫富差异。
二是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城市型产业的大发展使得原来的城乡的差异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还扩大了。
三是由于这种外源式的工业化导致的产业布局倾向于沿海和大城市，区域的差距也不断扩大。
一方面是工业化快速推动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大量转移，另一方面是低成本的工业化、城市化。正因为外源式的工业化看重的是我们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因此发展的结果必然会积累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今天的中国在享受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已经承受了发展的负面性。问题是，当年如果我们的成本不低的话，何以能够承受世界产业的转移？既然是低成本的城市化，你就要去承担低成本的因果累积。
城镇化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数量阶段，一个是质量阶段。现阶段我国数量阶段的城市化还要继续，工业化也还在进一步推动数量的增长，当然我们希望未来的增长是高质量的，我们也会日益重视质量的提升，在发展中解决存在的问题。从这意义上来说，城镇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正在从数量阶段到质量阶段转化的门槛上。因此“新型城市化”不是一个学术词语， 而是一个政治词语。在中国目前背景下意味着党和政府要加强对城市化的领导和引导，更加关注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因为城市化本质上是国家现代化的重大转型过程。
新型城镇化强调发展质量，就意味着要支付更多的发展成本，即从原来完全以生产增长为中心，要转变到更关注分配，从更多的获取转变到更多的投入。但是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正是因为参与了国际产业分工，中国以自己的低成本优势成就了世界工厂奇迹，才有了中国工业这20年的快速发展。大规模增加社会福利受到中国产业发展现状的极大约束， 这个约束就是中国能够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能够争取的地位。
一台ipod(媒体播放器)在美国售价为299美元，分销和零售成本为75美元，苹果公司的收入为80美元，所有成本为144美元。在这144美元的成本中，仅硬盘和显示屏两项，日本企业的附加值就达到93.39美元，其中东芝占主要部分。其它成本还包括美国、日本和韩国一些企业生产的零部件和技术专利费等。但组装这台ipod的中国，所赚取的不过是3.7美元的加工费。（ 2010年8月4日《经济参考报》作者明金维）生产ipod的富士康屈就于苹果全球产业链的末端。而从富士康到苹果的跃迁，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从前些年的“13连跳”，到近年时常出现的工人骚乱，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中国产业的利润率太低，在全球产业链中缺乏谈判力。
如果中国不能保持低成本优势，那么是否能发现新的产业优势来替代。比如说我们能不能用10到20年的时间，把中国制造转变到中国创造? 能不能把资本的积累转化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创新资本的积累？只有实现了这种替代，有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才有保障。
所以中国今天首要的还是发展问题，即如何用现有的发展成果造就我们新的竞争优势。所谓新型城市化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分配，也不在于拉动内需，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找到新的产业基石和支柱，替代低成本制造的优势，使我们新的产业支柱能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得到一席之地，能支付得起我们城市化的成本，能够支付更多民生和社会公平的成本。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第三次循环，就是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创新领域。深圳、佛山的电子、家电企业创新能力已经很强劲。近年珠三角提转型升级、很多城市也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发展创新经济，这是符合资本循环规律的做法。南海金融高新服务区原来主打金融产业后台，后来又发现“产业金融”这一条路。金融与产业结合，这是一个大市场，天地就这样拓展出来。许多工厂开始演变成企业，这种转变对法律事务、销售事务、生产服务业外包越来越多，正在带来区域生产服务业的的深刻变化。
对于珠三角这样的制造业基地，必须摆脱从制造业的“资本的一次循环”转入依赖房地产开发的空间生产的“资本的二次循环”之路，要及早布局指向创新的“资本的三次循环”战略。美的空调近年企业创新发展转型之路，似乎正暗示着全市转型的方向：由于长期大规模低成本制造和供给空调机而成为世界行业霸主，产业扩张的间隙已经被填满；为寻求新的蓝海，美的同时开始进入房地产开发和小家电领域；在一个已经饱和的小家电市场上，美的通过产品创新不断扩张市场，通过技术创新取得很大成功，尝到了资本三次循环的甜头。
政府如何帮助企业创新？深圳成功的经验是创新投入以企业为中心，政府通过投资大学和技术研究院为企业创造一个人才的蓄水库，为科研院所和人才提供“协同创新”的平台，构造了根植于地方的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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