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区域一体化下城市居民跨边界社会网络构建——以广佛地铁为例

罗子昕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周素红　通讯作者，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公共安全与灾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何嘉明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公共安全与灾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原文刊载：罗子昕,周素红,何嘉明.区域一体化下城市居民跨边界社会网络构建——以广佛地铁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9,26(06):70-78.

版权说明：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有转载等事宜，请联系原作者。

摘要 ：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印证了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当今，城市区域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随着区域一体化的加深，城市区域居民跨边界活动亦逐渐活跃。目前相关研究鲜少涉及跨边界的社会网络构建问题，然而社会一体化却是城市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话题。　　因此，本文尝试将城市科学与社会学结合，以广佛城际地铁为案例,分析广州-佛山地区（简称广佛）居民跨边界社会网络特征及其构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商业服务业人员是广佛跨边界社会网络中的核心力量。　　然而，在双向自组织的社会网络中，由两地居民分别主导构建的网络存在结构差异：广州人网络是少数群体主导的“结构洞”模式，具有强控制力的中介群体，总体呈现“精英业务化”特征。佛山人网络是多主体参与的“扁平化”模式，整体扁平互通，“市民化”特征凸显。两大网络的差异受居民内在社会交往行为与外在城市等级结构影响。 关键词：城市区域；一体化；跨边界；社会网络；广佛地铁

1. 引言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战略定位。这印证了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当今，城市功能及其边界不断扩张，城市区域（City Region）正日益取代单一城市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国家正在努力实现城市区域内的市场、贸易、社会一体化，建设具备竞争力的城市群。相关研究表明，区域一体化是城市间功能活动交叉、人与物质流动，最终边界消融的过程[1]，跨边界（Cross-Border）活动存在于城市区域一体化的整个过程中。目前学界在“跨边界”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切入，一是从政策管治等视角探究跨边界地区构建的宏观政策机制，二是涉及城市间人流、物流与信息流的跨边界流动，三是跨边界流动与融合背后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其中，在跨边界流动相关研究中，已有多位学者对各类跨边界行为进行研究，但鲜有从社会网络构建角度切入研究居民的跨边界社会交往行为。然而，社会一体化是城市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话题，研究居民的跨边界社会交往行为具有学术与实践意义。根据Peter Hall的研究，居民穿梭于城市区域中进行的日常社会交流串联起了微观网络，这种微观网络作用不亚于由物流、信息流串联起的宏观网络，是塑造城市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力量[2]。

图片来源：pexels

在研究居民社会交往行为时，社会学学者常用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分析方法。社会网络研究范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其研究内容也在不断地丰富与完善，逐渐在网络结构描述及机制解释两个方面形成体系。
对于网络结构的塑造机制研究，内容更为丰富：“曼彻斯特学派”认为社会网络的形成依赖于沟通行动和工具行动的组合。“新哈佛学派”则认为社会网络的塑造与关系强度息息相关，产生了如“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 Theory）等揭示网络成员地位的理论[5]。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居民的社会资本（指嵌入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如权力、财富和声望等）与在网络中的位置有关[6-7]。社会网络研究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社会学重要分支，已有成熟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然而在特定地理空间背景下的社会网络结构研究却鲜少被社会学家关注。譬如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社会网络有何差异？地理背景所带来的嵌入性影响为何？因而本研究欲将地域空间考虑在内，探究在城市区域一体化背景下，跨越行政边界的社会网络构建。据此，借助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本研究可对城市区域中由居民自组织的微观网络进行剖析，为城市区域发展中的社会一体化等议题提供意见与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数据

数据采集于广佛地铁线，时间跨度为2017年3月到4月。调查主要收集了广佛居民跨城出行及社会交往情况，方法为问卷法与非结构性访谈法。广州-佛山地区是珠三角地区空间邻近的巨型城市区域（图1）。作为广佛间最重要的交通通道，在广佛地铁上抽样保证了样本的广泛性与典型性。

图1 研究区域区位图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数据获取的具体方法详见原文。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40个。

2.2 主要研究方法

本研究构建两大网络模型：广州人主导构建网络模型（模型一：简称广州人网络，下同）与佛山人主导构建网络模型（模型二：简称佛山人网络，下同），分别为广、佛居民主动跨城发起社会联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模型。

3. 实证结果：广佛居民跨边界社会网络结构

广佛整体网络显示，广州的商服人员、技术办事人员及佛山的商服人员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图2）。相同群体间联系强度大，同质化交流占主导（图2）。

图2 广佛地区总体跨边界社会网络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分别由广州和佛山居民主导构建的跨边界社会网络中心度分析

然而，若将两个网络分开来看，两地不同群体在网络中的地位不同，即便是同一类群体的不同中心度亦有差异（表1）：从两个网络的共性来看，无论是哪个网络，商服人员是网络流通中最重要的群体，均占据核心地位，这与Taylor的全球城市区域理论相符[1]。但两地居民分别主导构建的跨边界社会网络仍存在结构性差异：广、佛网络分别为少数群体主导的“结构洞”模式和多主体参与的“扁平化”模式。具体而言，广州人网络模型的各项标准差均较大（表1），“核心-边缘”结构更突出（图3）。佛山人网络则呈现“扁平互通”结构，网络中各节点的重要性差异不大（表1），不存在能对网络产生明显控制的节点（图3），即“结构洞”①。

图3 两地居民主导构建的跨边界社会网络图（左：广州人网络；右：佛山人网络）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具体到人群，广州人网络呈现“精英业务化”特征，佛山人网络则 “市民化”特征更凸显。

表2 由广、佛居民分别主导构建的跨边界社会网络差异

4. 网络构建解析：广、佛居民网络差异影响因素

　　在讨论广佛跨边界社会网络构建机制时，既不能忽视居民社会交往行为的作用，更不能抛离外在城市等级结构的影响。其中，前者是内生因素，对网络构建产生直接影响，后者是外部因素，为居民的社交行为带来嵌入性影响。

4.1 内生因素：广、佛居民跨边界社交行为差异

社交行为可从交往内容及交往对象两大方面展开。

交往内容方面，广州人以“具体事情洽谈”为特征的工具性联系为多，佛山人以“情感交谈”为主的情感性联系为多（表3）。

从交往对象来看，广、佛分别呈现陌生化、亲缘依赖倾向。首先是纽带强度；两地居民的互动指数、认识时长及相熟程度均处在较高水平（表3），但佛山人跨边界交往对象有更强的“熟人”倾向。其次是关系种类；广州人所形成的跨边界社会网络开放性更强，脱离先致性的亲缘关系，系以业缘、地缘关系作为纽带的关系网。佛山人跨边界社会网络关系仍以先赋性亲缘关系为主，即以血、地缘为纽带基础。

表3 受访者跨边界出行与社会交往行为特征

　　综上，广州人在跨边界社会交往中已突破强调家庭情与义、伦理关系的自我中心网，选择交往对象时更多取决于市场理性考量，由互惠互利、谋求共赢等市场基本规范为交往带来保证，存在理性的经济本位倾向。佛山人在跨边界社会交往中仍然以传统亲血缘纽带为基础，在选择交往对象时更多出于情感亲疏的考虑，纽带本身为交往带来约束与保证，存在以传统亲疏关系为基础的伦理本位[18]倾向。

4.2 外部因素：广、佛城市等级结构差异

城市等级结构对居民跨边界社交行为带来机会与限制，间接影响网络的构建。这仍是因为经济实力差异和经济地位错位是两个或多个城市进行合作的基础[16]，城市等级地位差异会为两地居民行为带来嵌入性影响。

        首先是地域功能结构。广、佛城市功能承载力存在梯度差异，广州对佛山的虹吸效应依旧明显[11]。城市功能承载能力一方面为低等级城市居民跨边界社会交往带来强大吸引力；另一方面赋予高等级城市居民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其社会交往提供更弹性的选择空间。因此，佛山居民的跨边界社会交往网络更为扁平、互通，直接通过亲缘关系联系其他群体，以实现“非对称社会资本探索”（图4），不存在强势主导的社会群体，市民化特征明显。

其次是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实地访谈资料显示，跨城视察分部、洽谈分点业务成为了广州人到佛山来的一大目的。在产业联系、企业扩张的巨大效应下，广州人跨边界交往呈现“精英业务化”，实质上是企业的市场行为。因此，广州居民跨边界社交以工具性联系为主，实质上是经济资本输出带动的社会资本流动，因而商服人员群体的交流是主导力量，网络中存在明显的“中间人”。

综上，对两地居民网络差异影响因素进行总结，可得广佛地区居民跨边界社会网络构建概念图（图4）。

图4 广佛跨边界社会网络构建概念图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5．结论与讨论

　　据此，可将广州人网络与佛山人网络的特征及网络构建影响因素进行对比（表 8），得到以下结论：　　（1）跨边界社会网络是双向自组织网络，不同城市居民主导的网络存在结构性差异。（2）跨边界社会网络构建受两地居民跨边界社交行为直接影响：不同的交往内容与对象将导致相异的网络特征。从交往内容来看，广州人以市场业务往来为前提的工具性联系为主，佛山人则以情感性联系居多；从交往对象来看，广州人跨边界社会交往对象之间关系较陌生，佛山人则依旧以亲缘关系为基础。因此广州人网络呈现“精英业务化”特征，佛山人网络则“市民化”特征凸显。　　（3）城市区域内的城市等级结构为网络构建带来嵌入性影响。从城市地域功能结构来看，高等级城市居民社会资本较丰富，低等级城市居民存在广泛跨城交往需求，因而佛山人以亲缘纽带为援引以实现“非对称的社会资本探索”，网络更加扁平、互通，无强势主导的中介群体；从区域空间经济结构来看，高等级城市位于价值区段上游，将向低等级城市进行资本输出。因而广州人的跨边界社会交往是市场行为，实质上是经济资本输出带动下的社会资本流动，商服人员等少数社会群体占据主导桥梁地位。　　（4）居民跨边界社会交往有利于城市区域社会一体化程度的深化：尽管广州与佛山在城市战略上有所错位，广州对一体化的投入力度有限[19]，但居民自组织网络促成的“社会缝合”是一种行政力量之下、充满生机的一体化力量。因此，为了赋予一体化进程更大活力，在实践层面完善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并在其周围提供更多可供社会交往的场所与机会必不可少。此外，为了丰富低等级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应挖掘低等级城市特色化功能，塑造良性的城市区域内部功能结构。

表4 分别由广、佛居民主导构建的跨边界社会网络差异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未来将继续补充完善！另，囿于篇幅，仍有许多论证过程，若未交代清楚，详见原文。

注释：①结构洞是指社会网络中存在某些个体与另外一些个体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无直接关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个体具有信息、资源及行动优势（Burt R.S.，1992）,对网络具有绝对的控制力。

参考文献：

[1] Taylor P J, Hoyler M, Verbruggen R. External Urban Relational Process: Introducing Central Flow Theory to Complement Central Place Theory[J]. Urban Studies, 2010, 47(13):2803-2818.

[2] Castells M. Globalisation, Networking, Urbanis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the Information Age[J]. Urban Studies, 2010, 47(13):2737-2745.

[3] González-Gómez T, Gualda E. Cross-Border Networks in Informal and Formal Cooperation in the Border Regions Andalusia–Algarve–Alentejo and South Finland–Estonia[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4, 22(7):1407-1424.

[4] 林聚任. 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30.

[5] Burt R.S..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8-45.

[6] Lin N.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M]. London: LinSage Publications, 1982: 131-147.

[7] Nan Li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9-54.

[8] 刘超群, 李志刚, 徐江,等. 新时期珠三角“城市区域”重构的空间分析——以跨行政边界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0, 25(2):31-38.

[9] 解利剑, 周素红. 区域一体化下的广州市居民城际通勤特征分析[J]. 城市观察, 2010(4):85-93.

[10] 牟振华, 李美玲, 崔东旭. 广佛同城背景下居民城际出行行为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 21(8):44-49.

[11] 王世福, 赵渺希. 广佛市民地铁跨城活动的空间分析[J]. 城市规划学刊, 2012(3):23-29.

[12] 张文宏.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J]. 社会学研究, 2005(4):64-81.

[13] 陆学艺.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发展趋势[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3(5):28-35.

[14] Opsahl T, Agneessens F, Skvoretz J. Node centrality in weighted networks: Generalizing degree and shortest paths[J]. Social Networks, 2010, 32(3):245-251.

[15] Blau P M, Ruan D.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urban China and America[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 Mobility, 1990, 9:3-32.

[16] 王德, 宋煜, 沈迟,等. 同城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进展回顾[J]. 城市规划学刊, 2009(4):74-78.

[17] Fei X, Hamilton G G, Zheng W.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60-70.

[18]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49:70-79.

[19] 袁奇峰. 同城化背景下广佛的挑战与机遇[J]. 城市观察, 2010(a01):17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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