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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顾城总戴那顶奇怪的帽子?

2015-03-31 荣挺进 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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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59000智慧型微友同路同行』


编者按:顾城的帽子是个打眼的标签,也是一个惹人误解的话题,还是个一经思考让人有些为难的话题。关于这顶帽子,有各样猜想和推测,如果在网上搜“顾城 帽子”,会发现不少人在关心这个问题,比如:顾城为什么总戴帽子?为什么顾城总要戴一顶奇怪的帽子? 顾城为什么要戴白帽子,有什么意义么?顾城总是戴着一顶用裤腿改造成的帽子,为什么是裤腿做的?顾城帽子很特别啊!有什么含义吗?在《顾城海外遗集》经近十年整理终于要陆续面世之际,聊一聊顾城的帽子,和帽子下那个不一样的顾城,想来还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1992年夏天顾城在德国


文 | 荣挺进


在豆瓣网,不单有顾城诗歌爱好小组,还有一个“大爱顾城的帽子~”小组。针对“帽子”问题,答案丰富多彩。随手摘几组答案来看看:


1.顾城的名字有个“城”字,帽子的形状也很像个“北京城”,他在海外飘泊,很想家,想念北京城,所以戴着它,缓解思乡之苦。


2.有一种说法是,顾城觉得这顶帽子很像苏东坡的帽子的式样,这是他的烟囱,有气就从头顶上冒了。


3.因为他的灵魂告诉我们,他的诗歌告诉我们,他眼中的世界,总会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而他的高洁却是与生俱来的。那顶帽子,让他远离了世界,也亲近了世界。


4.帽子是白色的,表示很纯洁。那个有着他的象征的帽子是顾城用裤腿做成的,有倒转世界的意思,象征他对于叛逆的标榜和对自由的渴望。


5.据北岛在《失败之书》是所提及到的,是因为顾城担心他那些纯净的思想被世俗所污染,所以要戴上一顶自制的帽子,以求自身的独特性质。


6.的确是从一个牛仔裤上剪下的裤腿。为了表示对世俗的颠倒意识和反抗。他是孤独的暴乱分子之一……


以上算是认真回答问题的,有理解,还找了些依据。下面这些可能是恶搞版吧?抖一抖机灵,全然发乎己意,分明要博大家一笑:


7.也许他头上长了个大包,总也不好,于是找个帽子遮着。


8.因为他喜欢穿短裤。


9.现在40岁以下的男人,几乎清一色的都要戴绿帽子,太多了,他要反其道而行之。改戴白帽子了。


10.我一直以为是王冠。


- 这顶帽子究竟是什么?-


这的确是个有趣的话题,它之有趣,是有理由的。首先是这顶帽子的面料和做法。


最多的意见是,顾城这帽子是裤腿改造的,是牛仔裤剪下来的裤腿;也有人找来依据反驳,说不是裤腿,是牛仔布自制的,“制作比较简单,只要封住一边的口就可以”。其实,听一听顾城身边的人——尤其是他的家人的介绍,他的帽子用什么面料,怎样做的,谁给他做的,就简单明白了。


初见面时(1987年夏天),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一天到晚都戴着的一顶布帽子,高高的一个圈圈,总不脱下来。“这是我的‘思维之帽’,可以把外界的纷扰隔绝。”我听过他这么对人说。“我怕冷呢,所以总戴帽。”——这是另一版本。谢烨给他缝了好几个一模一样的布圈圈,料子各异,笑眯眯地、温顺地给他戴上。


这是顾城在新西兰的朋友、奥克兰大学的同事叶宋曼英在1993年10月15日写的《纽西兰的岁月——顾城夫妇生活点滴》里专写了一节“顾城的帽”。按同事的说法,顾城的帽子,是布缝制的,是谢烨给他缝制的。


顾城总是头戴一顶用牛仔裤裤腿制做的帽子出现在各种场合。我多次说过让他把这破帽子扔了,我觉得晦气,可他却说这帽子是他的烟筒,他有气就能从那里冒跑了。


这是诗人芒克的说法,他认为是牛仔裤腿制的。


顾城的帽子并不是裤腿做的,是他用同样的布料做的。当然你愿意这么说就说吧。


针对诗人芒克的说法,顾城的姐姐顾乡给他写过一封公开信,进行反驳。1990年9月,顾乡在顾城帮助下移居新西兰,随后也在激流岛安家,她见证了弟弟的成长,也见证了弟弟最后的死亡。她承受巨痛写下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是了解顾城海外生活的基本读物。


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解答者,还是顾城的妻子——谢烨。她在《游戏——我和顾城》这篇文章里,回顾俩人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描写了许多充满快乐情趣的细节和场景。关于帽子,她这样写到: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会摇缝纫机,自己做了个高高的花布帽戴在头上。我吃了一惊,倒挺好看,脱口叫了声:“可汗!”

“你老是‘少数民族’,你当可汗吧。”

他很喜欢这个名字,走来走去。

他不再孤独,他有了两个名字。


事实上,顾城出国之前、结婚之前,就给自己做过直筒筒的高帽子。有顾城自己的话作证:“我小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顶帽子,二十年前又做过一顶戴上了。那么出国以后,我想西方是自由的,我就戴着它走到外边去了。”


顾城之于帽子的喜爱有照片为证。


▲1957年8月戴大人帽



▲1970年在火道村戴草帽


▲火道村冬天带毛帽子



▲1976年3月中下旬天安门广场



▲1986年底毛线帽



1992年4月在柏林


顾城的帽子,其实就这样简单:他小时候自己做的玩物,结婚之后他的妻子谢烨也有兴致参与;用料都是普通布料,如花布、牛仔布、白布、灯芯绒布等;颜色各异,或蓝色、或白色、或杂色;样式一律,高高低低的直筒子,连帽顶都没有,上下通透;制作过程也简单,一块布圈过来一缝,有时连边也不锁,难怪被视为一截裤腿儿。《英儿》上篇“引子”开头,顾城虚构的那位学工的博士说:“C的丈夫G是个有点奇怪的人,他不拘走到哪儿都戴着一个烟囱形的帽子,有时还是牛仔布做的,使人想到那是一节裤腿,走到街上于是总会引起笑声,特别是那些德国的女孩子,经常会失声大笑起来。”顾城对于帽子被视为裤腿,也是自嘲的。


▲这张照片,可以很分明见出,顾城的帽子上不封顶


- 帽子的意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猜测?-


读者或朋友因顾城的帽子产生的各样揣测,是有依据的,它们首先来自顾城自己花样翻新的说法:


——有一个生长在美国的朋友,这些天我们天天碰面,直到刚才他才问我,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我就说,这是一个天线,可以收听福音。他听了表示满意,因为帽子是有用处的。我也感到满意,好像我眼睛上头还有眼睛。


—— 呵,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我的castle,一个古堡,我的家,于是我可以随时从家里往外看,这样不会丢了。


——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好像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


——我很遗憾这个帽子会这样地干扰大家。我好像平生做的唯一一件,完全由我选择的事,就是做了这顶帽子,并且戴到了脑袋上。没想到就被洞察出来。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帽子是一份贡献呢?还是一个扰乱。人家质问我这个帽子的时候,我不想令人失望——我回答说这是我的家,我老呆在家里很安全;我回答说我生气的时候,这是个烟囱;今天我说,要是谁乐意往里边放钱,也并不太坏。


——如果简单地回答那就是:为什么不戴呢?这是我做的帽子。就是这样。没太多的理由。有人问我,我说,呵,这是我的家,这是北京城墙,这是我的房子,也都没错,找点儿乐子吧。


(听众继续追问:“是牛仔裤剪下来的?”)这个布是我在柏林买的,它正好是最前边的部分,所以它带一个边儿,我一戴人家就认为是个裤腿儿。也可以,用脑袋走路。(众大笑)


——北京的城墙拆掉了,我呢,就给它搬到这儿来了。要不然我怎么做梦老在北京城里发愣,出不去呢?我就戴着它走不出北京而走遍天下吧。


——这倒的确是我自己做的帽子,看来它很成功是吧?诗不被看见,帽子老被看见。我的妻子建议我去报上一个专利,再去时装展览转上一趟,也许卖诗不成,可以改行做帽子卖。


……


概括起来,是这样一些:城墙,或者是北京被拆除的城墙;家,房子;城堡;烟囱,拔火筒;天线;大炮;花盆;裤腿儿;钱袋子——因为没封顶,可以直接往里扔钱的。这里,有形状上的近似,有情感上的附着——不是附会哈,如安全、家、海外的牵挂,还有纯属玩笑的笑谈。


这些说法,都体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故意迎合,拿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理由”,让听众“误入歧途”;一方面自我消解,发一些牢骚:“诗不被看见,帽子老被看见。我的妻子建议我去报上一个专利,再去时装展览转上一趟,也许卖诗不成,可以改行做帽子卖。”“不过是个说法吧,不必当真。” “找点儿乐子吧”。


给一个简单的帽子,赋予这么复杂的“答案”,顾城是什么意思?帽子之于顾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就是说它适合我的脑袋,或者说我的脑袋适合它。我的脑袋喜欢戴着它呵,这个理由很简单,好像也很充分。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充分的理由:喜欢。


在不同年龄、不同场合,顾城喜欢戴各种样式的帽子,直筒的,带帽沿的,花哨的,素净的,甚至军帽。顾城的影集里,从小到大,从国内到国外,他戴帽子的时候似乎比不戴帽子要多:一个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又到山东农村生活数年,且生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崇拜军人的时代里,帽子可以御寒,还仿佛一种向往和希望。这种体验,即如今天许多孩子喜欢戴一顶旅行帽、棒球帽之类。


甚至,对于他戴直筒帽的缘由,也不妨大胆猜想:灵感未必来自历史上苏东坡的“子瞻样”,恐怕来自“文革”之前到其间——顾城小时候习见的一项社会活动:给批斗对象戴的纸筒高帽子。大人们热火朝天在革反革命的命,小孩们捡一捡样,也玩一玩斗争游戏,给伙伴或自己头上来一顶高帽子,正是那个年代的时髦。



只有一次,我戴着这样的帽子上街,引得满街的女孩子都对我笑,使我很得意。


这得意,让他找到一种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方式,招摇、惹人注目的方式。


当他出国时,“因为我猜想西方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几亿人就会有几亿种帽子,我的帽子应该并不稀奇。我好像平生做的唯一一件,完全由我选择的事,就是做了这顶帽子,并且戴到了脑袋上。”然而让他惊奇,在欧美,他的直筒帽子也让人好奇,这顶帽子,实际成为他有意无意展示个性和自由的标志。



在中国的时候,我确实不敢公开戴这样的帽子……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


一顶帽子,给他一种安全感,一种自由感,这是一种诗意、诗性的理解和表达。


他谈论帽子的矛盾而有趣的态度,大概不外乎两个心态:


一是好玩。既然喜欢,就满足自己的喜欢,让自己开心;也希望别人开心,满足他探询的意愿,让探询者也觉得好玩:“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所以得给她们个理由呵,要不然人家该心情不好了。人都是,一个事儿都得有个解释。我们要给生活增添光彩。”


二是洞察。即,顾城在思考和交流的过程里,洞察了事物-表达-谈论的本质,使其对语言有一种哲学似地感悟。看看他另一段因为帽子引起的感慨:


刚才一个小女孩儿很高兴地点着我的帽子,我想她是问我我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儿;我就用中文跟她讲,又用很坏的英文跟她讲;她当然是一点儿也没听懂;最后她笑了,我也笑了,我们都很开心,就结束了。


我觉得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当语言无可奈何的时候呢,我们倒好像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就开始制造道理,道理呢,就把我们带跑了,于是反让我们离开了事情本身。


比如要是我懂那个小女孩的语言,她也懂我的,那我也许就会说出许多关于这个帽子的道理来,讲它的来历,我为什么戴它,我和这个帽子的关系等等;而越说呢,可能就离这个帽子越远。因为所有这些说法,我知道都是遇到提问之后产生的;我原本就戴着这个帽子,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


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开会就要产生道理,只要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不过是开会的产物,它同真知的距离不会比一个小女孩儿的微笑接近,而且甚至还很有可能让我们失去这个微笑;认清了这点之后,我就可以往下说了。


他很明白,道理很可能是问出来,是开会开出来的。在他看来,所有道理之下,别无道理,别无意义。语言是一种沟通工具,也是制造道理的工具,是制造沟通障碍的武器。许多时候,放下这个工具,放下这些道理,即是解除障碍、达到真正的沟通。


不过,为了保持、收藏小女孩儿的微笑,不让这个微笑消失,这些无用的沟通、无法搬开的障碍,却必须存在。这其实是诗,正是一种诗性的心态,哲学的心态。


一百六十年以前,当西洋人进入中国,我们的祖先曾对他们的高鼻子、蓝眼睛、金发产生了强烈好奇心,洋人遭遇过、甚至仍然在遭遇许多围观;一百一十年前,当中国人走进西方世界,西洋人也曾对我们祖先的辫子、小脚、长衫子兴趣浓厚,我们的祖宗们因此受到许多蔑视和戏弄。


如果说,帽子即个性。一开始,顾城制作这顶与众不同的帽子,可视为一种个人趣味的自我肯定,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展示;然而,他走进人与人交流的空间,感受帽子招致的玩笑、批评甚至攻击,他体验着个性的阻碍。戴与不戴、有选择的戴、无所顾忌的戴,帽子成为标签,以近乎对抗的姿势,表明自主选择和自由存在的状态。


面对从中国到西方,从黄种人到白种人、黑种人,从传统文化到西方文明对一顶帽子的质疑,他终于以玩笑的口吻,一种体谅和认同的形式,回应而非回避非议。最终呈现的,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审美态度,一种超脱得失的自在表达。



▲在岛上,背着儿子的顾城


顾城的帽子,即如他的诗歌,“这顶帽子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帽子,就像每个人写自己的诗一样。”(《真理是简单的——朗诵之后答听众问》,1992年5月13日纽约。见“演讲答问卷”《看见睡莲之后》第二辑)


1993年10月7日顾城自挂树上的前一天,在他《写给儿子》的第十一节,顾城写道:


Sam,世界上有很多人笑我,笑你爸爸的帽子、样子,也有人恨我,因为我恨他们。Sam,只有你应该这样做,可你不笑我,也不恨我,小时候你只是说:调皮的爸爸。


明了顾城的帽子的各样道理,再看到这样一种惶恐和忏悔,难免有一种悲凉之意。


本文系独家稿件,作者:荣挺进,编辑:蛀牙、小井,转载请联系书评君,需标明来源及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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